想了解烟台钟表史的人应该去烟台山上的钟表博物馆，这里陈列着数百台产于上世纪初叶的烟台老钟。大半个世纪岁月的侵蚀，不减它们当年的风采。“寶”字、“永”字、“業”字、“盛”字、“慈”字，楷书字体加简练图案装饰，令人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如果细心观察可以发现，每台钟背后面都贴着一张约32K大小的证书，纸张早已黄旧，图文依然清晰，且格式都相近———顶端为商标图形居中，“请用国货”四字分列两旁，下方是有关企业和产品简介的文字。其中“寶”字牌钟的证书像是一篇宣言：
“本厂经理李东山抱实业救国挽回利权之素志，以时钟一项漏卮极钜，乃潜心研究历尽艰苦始告成功，于民国四年创设制钟工厂，于烟台朝阳街之东巷，专制新式坐钟挂钟，准走八日，时辰确切，机件装潢，无不精美绝伦。出品自供献社会以来将及二十载，蒙爱国诸公极力提倡，行销普遍全国及南洋等处，为中国制造时钟之先导者，首开国产时钟之纪元。迭向京省各市展览会展览，得到若许之奖章奖凭，其评语有完全国货、北洋造钟第一家等语，敝厂感激之余奋勉有加，对于制品精益求精，以期抵尽舶来。对于定价取乎低廉，以答爱护国货者之热诚
“業”字牌钟的“宣言”更令人荡气回肠：
当代我国幅员数千万里，同胞四万万人，地非不广人非不多，倘能齐心爱国振兴实业，精造我国之货勿用舶来之品，则国富民强计日可待。今我国同胞等人各异心，对于舶来之物虽货穷价昂亦愿争购，是以外邦欺我之弱乘机而来，国非所有，利权之外溢更不堪言状，言之实堪痛惜。敝厂有鉴及此，奉劝请同胞及各界人士嗣后对于我国各种物品竭力提倡，力求振兴使外邦不敢止视，则我国幸甚国民亦幸甚。
这些精练的文字，记录了烟台制钟业兴起和发展的脉络，也折射出上世纪初叶风行全国的“实业救国”和“抵制日货”的历史风云，可以作为解读烟台钟表史的索引。但这些文字毕竟出于企业之手，似有商业炒作之嫌。那么，历史的真实是什么样的呢？
烟台钟表厂生产的北极星牌老座钟
目前发现的最早记载烟台制钟业的史料是1931年由山东国民政府实业厅编印《山东工商报告》。其中提到烟台宝时造钟厂，“民国四年七月成立，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注册，以造时钟为业，资本二万五千元，公司性质，经理李东山……该厂机械为旋床、钻床、刨床、压力机、机锯、刨木机、铣床等，皆用电力为原动力，共八十三座，或购置德国或系本厂自造，共值洋三万元，业已使用十六年矣
。”
1933年12月由上海社会局编纂、中华书局出版的《上海之机制工业》中记述：“国内用机器制造时钟者，当以山东之德顺兴造钟厂（即宝时造钟厂，1931年更为此名）为最早而最大……出品精良，极为国人所用。近年后起者，有永泰、永康、永业等厂。”
1934年12月由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的《中国实业志》第八编中记载：“我国制造时钟厂极少，所有者大半集中于山东之烟台，烟台朝阳街朝阳胡同之宝时厂，为我国造钟业空前之第一家，于民国四年成立。继起者为民国十六年间办之永康造钟厂，至民国二十二年慈业造钟厂成立后，而烟台始有三家。宝时钟厂于民国二十年更名德顺兴……”
1936年由英国人A.G.Ahmed编著的《烟台通志（1935-1936）》：“在中国，钟表工业的发展历史只有短短的23年（指1912年至1935年），其创始人就是烟台的李东山先生……到现在（指1935年），宝时钟厂所雇佣技术工人和学徒已经超过200人，年产量已经达到3万台，起销售市场主要是广东、福建、九江、长沙、汉口、宜昌、安庆、南京、宁波、上海、河南、汕头、青岛，以及胶东地区。”
1947年出版的《上海之工业要览》中记载：“国人用手工仿造者，始於粤东和江苏的扬州，大都是座钟。然用机器制造的，则推山东的德顺兴造钟工厂为最早而最大……”
上述史料提到：除了宝时造钟厂外，还有“后起者”永康造钟厂，创办于1927年3月。该厂起点高，上马快，当年即出产品，主要是仿德国款式的座式和挂式机械摆钟，注册商标“永”字和“康”。次年11月，永康钟厂与宝时钟厂一起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引起政府和媒体的关注。国民政府工商部给予的评语是“以该各厂家出品，虽系仿造，但在我国实属创举”。1931年，宝时和永康两厂又参加了在沈阳举行的国货展览会，被公认为“中国造钟首创第一家”。
1931年至1933年，盛利、永业、慈业钟厂先后开业，分别生产“盛”字、“業”字、“慈”字牌机械摆钟。后起的钟厂借助烟台制钟已形成的技术基础和市场名气乘势而上，产品均销往国内各大商埠，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到1934年底，烟台各钟厂从业人员达到1050名，拥有设备290余台，年产时钟16余万只，花色品种上百个。有关报纸报道：烟台生产的摆钟“社会人士亦均以系国产，咸乐购用。一时风声所播，遍及国内外，货物销路，日渐畅旺，北达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市，南至安南、缅甸、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岛各地。举凡交通便利之地，均可销货。宝时、永康两厂，每年出货均达3万余架。”
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烟台制钟业繁衍的同时，一大批技术人员从德顺兴（宝时）走出烟台，其中鲁宣民、孙文庚等10多名技工在天津开办了北洋造钟厂；刘玉秀、陈书祥在青岛开办了时辰造钟厂；赵传尧、徐宝任先后去沈阳开办了新明造钟厂，在丹东开办了大陆造钟厂；
赵传尧又去上海与丛顺滋、李志海等人开办了忠众造钟厂；徐宝任去北京与徐华梅开办了长城造钟厂；李典章与唐志成父子等人去上海兴办了时民造钟厂；陈玉武又去天津开办了华威造钟厂。这些人把制钟技术传播全国各地，推动了中国制钟业的发展，使烟台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制钟的发祥地。
在20世纪初叶的旧中国，一个沿海小城能产生并发展成影响全国的制造业并非偶然。除了得利于烟台的开埠之先，创业者的素质无疑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正如《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在评价烟台制钟业后感叹道：“制钟厂先开者，非资本之难，实人才之难”。
英国人A.G.Ahmed编著的《烟台通志（1935-1936）》中写道：“作为中国钟表工业的先驱，德顺兴有一个传奇的经历。德顺兴造钟厂今天在烟台工业界的崇高地位，完全归功于天生聪慧和眼光长远的企业创始人———李东山。”通志中还简要记述了李东山的创业过程。
1930年代德顺兴钟厂广告
1980年代初，烟台钟表工业史志的编写者采访到原德顺兴钟厂的资深职员。根据亲历者的回忆，结合史料记载，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李东山其人及创业历程。
李东山，名树桐。生于1873年8月，山东威海人，自幼家贫，15岁时自身来到烟台，先后在商家学徒和从事小贩生意，积攒一点小资本后，开办起水炉小铺，同时去海关走私商品拍卖处叫行，往往能捞到一些便宜。几年后将小铺扩办成五金商店，字号“德顺兴”，经销五金品兼营百货。期间正逢民国成立，国民革命军强令男性公民一律剪掉辫子。李东山看准商机囤积了一批帽子，后高价出售，结果获利颇丰。李东山的精明和善谋可见一斑。后来他又创办了制伞厂和玻璃厂，这些都为创办钟厂打下基础。他有句自立的恒言：凡人有之我不干，人无有之我要为。1912年他开始经销德国、日本产的机械摆钟。他认为制钟在中国是缺门，自己办厂制钟可独得其利。有了的念头他开始做准备。1913年他通过长年打交道的驻烟德国盎司洋行的关系，去印度签证并辗转到了德国。在德国UHGHANS钟厂他做了两年勤杂工，期间偷偷记下制钟所需设备和原材料的型号，但未能掌握技术。两年后，李东山购买了一批原料和设备，装了半条远洋轮回国。不久，李东山又东渡日本，在大坂钟厂打工，暗中学习制钟技术。他还通过宴请送礼手段从钟厂技术人员套出关键技术。半年后李东山回国，将学到的技术转述给技师唐志成，由唐按日本“马球”牌摆钟外壳和机心做出样机。同时在他经营五金行附近的地方朝阳街南段路东建造厂房，一切准备完毕，1915年7月，烟台宝时造钟厂开业，一方面生产汽灯等五金产品支撑企业运转，另一方面由唐志成培训工人，进行制钟生产准备。3年后，宝时钟厂生产出第一批“寶”字牌机械摆钟。
1918年出产的第一批“寶”字牌钟
“寶”字钟生正逢时。1919年由“五四”运动引发了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1923年至1928年，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爆发抵制日货运动。李东山为推出刚问世的产品找到了契机。“请用国货”的广告宣传，“永远保修”的承诺，低于洋钟的销价，使“寶”字钟很快在胶东立住脚，进而在华北、东北打开销路，并将盘踞多年的日本“马球”牌钟挤出东北市场。上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中期是李东山事业的鼎盛时期，钟厂产销两旺，利润可观。
1934年和1936年，李东山先后在朝阳街南首兴建了新办公楼和电影院，还投资于十几家工商企业，成为本埠名声显赫的实业家。
1938年日军占领烟台后，对烟台制钟业觊觎已久日本商行首先拿“德顺兴”开刀。先是要与“德顺兴”合股经营，又要给李东山一个伪商会席位，均被李东山谢绝，结果李东山的儿子被罗织罪名抓进日本宪兵队羁押数月。受此打击李东山无心再经营企业，加上钟表厂屡遭日伪政权巧取豪夺而大伤元气，使李东山心灰意冷，渐退出工厂经营管理。李东山一生俭朴，晚年更加淡泊。1946年7月在烟台病逝，享年73岁。与此同时，德顺兴及其它钟表厂也都奄奄一息。
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不仅李东山“实业救国”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甚至连他自己的企业也难以为继。惟有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扶植下，烟台制钟业才焕发生机，才能发展成为新中国的钟表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