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聂日明：当中国的发展接入国际贸易的轨道，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城市的命运，随即被改变了。 文 |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聂日明 谈起中国境内的国际都市，就绕不开上海和香港。 要说双城记，上海和香港相距太远，一个在长三角，一个是珠三角，地理上八杆子打不着，在省级区域经济内没什么竞争关系，和济南对青岛、成都对重庆、南京对苏州完全不同。但在更大的地理视角下看，上海推动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定位，都与香港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 从发展路径的角度来看，上海和香港更是绕不开的“双城”。鸦片战争以后，两个城市在同一时期开埠，其发展均受到中国内陆大趋势的推动，中国发展道路的变化从沪港双城的演化就可以窥出一二要点。而要寻找它们未来的趋向，也必须首先回到历史。 香港与上海的历史性“同框” 在晚清专制君主官僚制彷徨之际，在近代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香港和上海的一次重要的历史性“同框”，改写了这两座城市的未来命运。 1842年，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岛。当时的英国人，为何要选择一块“卑湿之地”和边陲小岛作为通商口岸及割让地？ 1845年11月29日，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共同公布《上海土地章程》，“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对于清朝官员而言，这块地方在上海县城之外，是荒芜之地，除了少量农田，其余的都是“卑湿之地，溪涧纵横”。 但英国人并不这么看，早在1842年，巴富尔过来考察时，就认为这块地方“滨江、开阔，利于贸易”。具体来看，万勇陈述巴富尔选中这一块地方的三个好处：一是东靠黄浦江，北靠苏州河，近邻县城，内可通过长江深入中国腹地，外可进出外洋与世界联通；二是靠着黄浦江边，航道宽，有充裕的海岸线建设码头，停泊商船，满足货运需求；三是江上有英国军舰游弋，保护本国人的经商和居住安全。  万勇，2016：《近代上海都市之心》，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时，上海是江海联运的中心，也是唯一一个可以江海联运的城市。上海的这个区位意味着，在航空没有取代海运之前，只要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连接不断，中外贸易额越大，上海的地位就会越重要。彼时清朝和英国官员视角的差异，正在于此。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仅仅将香港作为英国远征军的根据地和英国贸易机构的基地，而非贸易用途的通商口岸。这一要求，就意味着选址需要 “港阔水深”。此外，当时鸦片贸易是英国人最看重的要素，由于主要通过广州贸易，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就成为最佳方案。随后香港的首任总督将香港定义为自由贸易港，以维多利亚港为中心建设香港，并作为基地发展其远东的海上贸易。这些地理上的特征，让香港成为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基地，并由此而催生船舶工业。 从地理上看，香港位于中国边陲，是不折不扣的小渔村，并且这个地块山多平地少（后来的很多繁华地块都是填海而成）。在原有的内贸和农业生产主导的体系下，不可能有香港的发展空间。只有置身于国际贸易体系，香港的深水港及其与珠三角地区的连接，才使得香港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城市规模并不大，大约有20-30万人，行政归属于松江府。据祁美琴的《清代榷关制度研究》，1795年各榷关的上报税收显示，上海的江海关仅有7万多两（库平两，下同），既远不如对外贸易的粤海关（广州）（117万多两），也不如内贸的芜湖关（23万多两）。香港的基础更差，在英国人眼中，它是一个“细小、荒芜、不卫生、无价值”及“比非洲的塞拉利昂更差，因为更不卫生”的地方。香港开埠时，港岛上只有7450人。 鸦片战争后的50年，英国对香港和上海的治理有直接的影响，但表面上的权力架构并不相同。 上海是通商口岸，英国（及后来的法国、美国等）只能在上海租借土地，在租借的土地上，经清廷的批准，按西方的模式治理。随后的制度演进，让上海成为多国参与治理的租界地。1863年，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被称为公共租界，统一由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mmittee）管理。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徽章 工部局的权力几经扩张，其执行部门涵盖了商团、警务、卫生、教育等各个方面，还承担市政建设、治安、征税等行政事务，以及法院的部分职能，随后其它城市的租界大多仿照上海成立了工部局。 上海的公共租界是独一无二的实践，成为一个共同公共管治的体系（曾经有人推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合并，但因法国政府的反对，最终在上海形成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个租界）。马德斌教授认为，由于上海公共租界是共同管理的，因此不会体现某一个国家的利益，从纳税人大会到工部局董事会及行政团队，管理体制非常稳定、公开和公平，并且充满了自治的氛围。 香港的制度演进，则与上海有所差别。当时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英王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直接发布《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规定香港的权力架构。人事上，总督是英王的全权代表，主持香港的行政和立法机关，并掌管香港的军事。香港也只有一国“列强”，英国权力不受他国制约，香港的自治环境远不如上海。 尽管如此，香港的制度演进仍有可取之处，英式殖民强调有效的管治，他们在意的是低成本、高效率，这意味着要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赋予本地居民权力。同时，在政治和法律领域，英国也尽可能完整地将本土政治和法律体系移植到香港。 可以说，香港与上海的这次历史性“同框”，深刻地影响着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当中国的发展接入国际贸易的轨道，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城市的命运，随即被改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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