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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红头阿三”这个称谓曾经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是旧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工作的印度锡克族巡捕，后代指所有在上海的锡克人。 因为这些锡克人常以红巾裹头，是继白人巡捕、华人巡捕之后，上海出现的第三种巡捕，故而被上海市民称为“红头阿三”。另外还有两种原因造成了“阿三”这个称呼的形成：旧时上海居民用洋泾浜英语称呼他们为“阿Sir”，发音和阿三相同；另外，这些锡克族巡捕刚到上海时不会汉语，更不会上海方言，在工作中为表述清楚自己的意图，需要反复说“I say（我说）”，这个单词的发音也和阿三相近，所以阿三就成了他们的代称。 上海工部局巡捕房成立于1854年，是上海公共租界外国人组成的自治机构，由英国人实际控制。成立初期只招募西方白人当巡捕（简称西捕），人员规模只有几十人人，其中31人是来自香港警队的欧洲人，另有一些管理人员来自皇家爱尔兰警队、伦敦警察厅等。其余大部分是通过约翰·普克中介公司招来的闲杂人员（被开除的白人水手或者军队中的逃兵），这些人毫无正义感可言，不仅对区域治安管理一窍不通，还受贿、贪赃枉法，工资要求也非常高。 随着公共租界不断扩张，工部局需要更多人手来维持治安，但工部局却不愿再招募白人了。从1863 年起，工部局巡捕房开始大量招募华人巡捕（简称华捕），并迅速取代了西捕，成为了工部局巡捕房的主要力量。此后，华人巡捕在租界的势力越来越大，一些工部局的董事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认为华人巡捕对工部局的忠诚度很难保证，决定引入一批既不要求高工资又值得信赖的巡捕，来改变华人巡捕势力过大的局面。 1884 年，法国入侵越南爆发中法战争，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华人、华人巡捕和工部局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工部局迫切需要增强自身的防卫力量，以应对如其来的变故。 这时，在英国殖民地香港警队中服务的锡克族警察引起了上海工部局的注意。这些1867 年进入香港警队的锡克人，主要担任夜间巡逻和守卫金库的任务，并有效地遏制了当地华人罪犯，为殖民地带来了安全。于是，上海工部局尝试以香港为模板，招募锡克人巡捕。 自1884年的8月开始，工部局从香港陆续招募了12个锡克人充当巡捕，成为上海的第一批印度巡捕。这些锡克族巡捕最初被工部局用来震慑当地的华人，他们身形高大，皮肤黝黑，面目狰狞，包着怪异的头巾，一幅中国神话故事中的鬼怪模样，唬住了不少刚打开国门的大清国民，以至于工部局最初连枪支都没有给他们配发，因为他们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后来锡克族巡捕逐渐承担更多工作：街头交通警察、在街头巷尾排查消防隐患、抓捕流浪狗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工人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这期间，工部局还招收过一些日本和俄罗斯巡捕补充警力，锡克族巡捕是这些外族巡捕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度成为工部局巡捕房弹压华人示威活动的主力。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在公共租界游行讲演，悼念被日本商人杀害的纱厂工人顾正红。游行队伍行至南京路时，老闸捕房的一群锡克族巡捕在英国捕头爱霍逊（Everson）的授意下，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由于上海工部局给出的薪金远高于新加坡和香港等地，愈来愈多的锡克人来到上海申请加入巡捕房。到 20 世纪初，工部局巡捕房共有超过四百名锡克巡捕。为了保证这些锡克巡捕的稳定，工部局还在锡克族巡捕驻地附近建造了印度医院、印度学校、以及锡克庙等设施，由此吸引来了更多的锡克人，除当巡捕外，他们还从事保安、司阍（看门人）、放高利贷、理发、服务生等工作。 20 世纪初，这些聚居在上海的锡克族人与北美的印度革命党“戈达尔党”取得了联系，逐渐使上海也成为印度反英武装革命的主要地区，一些锡克巡捕也秘密加入了戈达尔党，在上海从事反英活动。 1927 年 4 月6日上午，一名加入了戈达尔党后辞职的锡克族巡捕加达（Gadhar），把亲英的上海锡克社团领袖布达· 辛格（Buddha Singh）枪杀在福州路中央捕房门口。 这起刺杀事件极大的刺激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戈达尔党在上海组织的一系列反英活动也动摇了工部局对锡克人的信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部局开始停止招募锡克人。日军完全占领上海后，工部局也名存实亡。一些锡克族巡捕投靠了日本人，得以继续他们的工作。 1942年印度国民军建立，这是一只得到日军支持的印度军队，希望在日本的帮助下完成印度独立，人员全部是日军在新加坡等地俘虏的数万名英属印度籍士兵，主要任务是帮着日军在东南亚地区偷袭英军和美军。上海和香港的锡克人也逐渐被纳入到了这一组织之中。到了 1944 年，几乎所有的锡克巡捕都被招募到印度国民军在上海的训练营中。不过，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也没有上过战场。 1945年8月，印度国民军领袖钱德拉·鲍斯坠机身亡，这支部队也随之解散。这时，中国政府已经完全恢复在上海的主权，自然不会雇佣这些日本人的傀儡当警察，锡克人巡捕先是全部失业，其后被要求离开中国。 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辗转到了香港，进入建筑、金融、运输和零售等行业，这个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的锡克社群在香港一直持续至今。而极具包容性的香港不仅接纳了他们，还十分尊重他们的习俗，例如——锡克族人在香港骑摩托车可以不戴头盔。 参考文献： [1]高建章著.锡克·辛格·阿卡利 锡克民族与锡克教[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2]刘立涛著.当代旁遮普锡克人问题研究[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3]张占顺著.锡克教与锡克群体的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4]（英）麦克法兰等著；王健译.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5]王立民著.上海租界法制史话 第2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6]汤伟康，朱大路，杜黎.上海轶事[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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