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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社会生活里，身份证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个小小的证件不仅是一个人身份合法性的证明，更是在出行、缴费、入学和办理各类生活事务时不可缺少的证明文件，可以说没有了身份证，人们的生活寸步难行。在现代社会身份证作为人员信息和户籍管理的重要手段，早已被人们所接受，并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么在古代，政府机构也有类似今天这样的人员管理吗？如果有，采用的是什么方式呢？
要说最早的人口管理，应该是起源于上古的大禹时代。大禹登基后，将天下分为九州，并任命九州牧来进行统治，“九州之牧各统其人”，也就是说九州牧除了要进对地方的日常政务进行处理外，还要负责管理当地的人口问题。 户籍管理始于周代，《礼记·内则》中记载： 宰辩告诸男名，书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 也就是当时主管人口登记工作的官职叫：宰，每当有新生儿出生，宰便要登记出生日期和姓名，然后收录进档案内保存。并且这份出生档案需要准备两份，一份在本地政府机构内保管，一份要上交到州府封挡，这恐怕就是我国最早的户籍管理了。
虽然户籍管理早就存在，但是在战国之前，对人们的出行并没有进行过多的约束，否则孔夫子也就不能那么自由顺畅地在列国周游了。但是法家学派一直认为，这种松散的出行管理形式不利于国家的集中统治，于是商鞅为了配合自己变法的需要，在秦国率先创立并推行了出行证明制度。 这个制度规定：全国上下，不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在出行和投宿的时候，都必须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若是没有证明，不仅当事人本人会受到惩罚，就连没有对出行证明进行检查的人也会受到连坐，“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执行力度真是相当严苛。 可惜商鞅自己却因为自己颁布的法规“作法自毙”，在他逃亡的途中，便是因为不能出示身份证明，无法投宿而导致最终被捕被杀。但是商鞅这一套管理方式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被借鉴，而且发展得更加完备。
到了汉代，人们不仅要从出生时就进行户籍登记，服从户籍管理，而且还要严格执行外出“公验”制度：不论何人，只要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的地方，都需要到官府去办理一张叫“传”的出行证明。而在出行过程中，经过的关卡和到达的目的地，也会对外来人口的“传”进行非常严格的验收。 外出时如果没有“传”来护身，那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汉代的《二年律令》中明确规定： 越塞阑关者，或处于鲸刑，或斩左趾，罚为城旦舂。 好家伙，外出没有通行证，会被在脸上刺字，要不就砍断脚趾，还得被罚去劳改，处罚实在是太严厉了。
汉代的这种“公验”制度一直被后世沿用，到唐代的时候，这种外出管理制度的名称变成了“过所”，已经发展得更为周密严格。通过关卡的人们，不仅需要有身份证明，就连随行的物品也必须经过申报和检查，而且通关证明上，还必须详细写清申请外出的理由，随行人员的人数，每个人的身份，携带物品的详细清单，途径路线，真是不能有半点差错。 特别是对那些申请出国“签证”的人士，要求就更加严格，真可谓是“一文难求”，这申请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在现代社会办理出国手续。也正是这种严格办理出入境的手续，让决心去印度求取真经的玄奘大师屡次因办不了出境手续而行程受阻，最后逼得玄奘大师没有办法，只好万不得已走了偷渡出国的下策。
到了明代，这种身份证明又被称为了“文引”，只不过在内容要求上，相比唐代更加登峰造极了。大明的法律不仅要求说明身份，出行理由，更重要的是还得描述外貌。明代的《实政录》中，就明确说明“文引”中，需要记录持证人的身高、年龄和外貌特征，比如：是否有胡须，面部有没有生痣、胎记、以及是否有疤痕，脸型及肤色状况等等，也就是说，在明代外出办事，是必须经过“刷脸”认证才行的。 如果验证人认为持证人“刷脸”不通过的话，可以不予接待，或者直接通报官府。而《大明律》中也明确规定： 凡无文引私渡关津者，杖八十；若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 不仅没有身份证明要被杖责八十，对偷渡者更是严惩不贷。
要说现在对身份证明的审查，在大数据的参与下，应该是比古代便捷有效得多了，而且也不存在古代那些残酷的刑罚，不过提到出示身份证、过安检、验包裹，还有进行电脑“刷脸”检查的时候，虽然用的都是现代化的手段，但仿佛又与古代的那些检验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看来这对人口进行管理的方式，还真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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