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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将近六十年默默无闻的孤独的发展之后，那个来自柯尼斯堡的伟大的苏格兰人于1781年用他的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震动了‘在独断主义中酣睡着的’世界。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批判哲学’一直保持着其那时就已取得的霸主地位……叔本华哲学随着浪漫主义潮流的兴起……而名噪一时；1859年之后，进化论又独占鳌头，到了十九世纪末，尼采的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反偶像崇拜的独特思想占据了哲学的舞台。但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思想活动，在这下面，康德主义的汹涌的浪潮仍然在不断地滚滚向前。 称康德之后的哲学是纯粹表面的思想活动，这或许过于夸张了，不过上面的那段话也基本上概括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哲学发展的大致方向。人们开始认识到，虽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些体系构建者以及赫尔巴特、弗里斯、实证主义者、叔本华都是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但是这个基础也并不是那么牢固，哲学远远地偏离了康德的批判立场。 在唯心主义者那里，康德哲学中关于自我的自发性思想，关于思维的创造性思想致使人们在实践经验过程中只看到了创造性的自我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外在于我们的感官和内在于我们的感官的那个“既有的”现实世界并不是由自我创造的。与此相反，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则是只把握住了“既有的”现实世界而忽视了康德的超验论考察的结果。叔本华的形而上学将意志看作是我们的自我的最为内在的本质，并且以此类推用意志来解释整个既有的世界，在这里，叔本华利用了康德的物自体的概念，而且毫无疑问是滥用了它。 回归康德的运动是由三个人发起的，其中一位来自自然科学领域，他就是重要的自然科学家赫尔曼·冯·赫姆霍尔茨（1821—1894），他特别强调，自然科学需要自己的基本概念。他认为康德哲学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第二位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1825—1875），他写有著名的《唯物论史》，这本书分两部分，分别讨论康德之前和康德之后的唯物主义。朗格试图证明，“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研究的原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其上建立一种形而上学或认识事物的深层本质，那么唯物主义就是不合适的和力所不能及的。朗格指出，“物质”本身就是我们的理性的一个概念。最后一位是奥托·李普曼（1840—1912），他在其《康德及其追随者》（1865年）一书中呼吁人们回到康德那里去。他站在康德批判哲学的立场上逐个地考察了康德之后出现的主要哲学思潮，在每一章的末尾，他都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必须回到康德那里去。” 继这三个人之后，在德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里出现了康德主义的繁荣复兴，产生了卷帙浩繁的康德研究文献。虽然新康德主义不久便分裂为许多不同的“学派”，但是这个哲学运动还是有几个共同特征的： （1）“理解康德就意味着要超越康德”——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说的这一句话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所有的新康德主义者。没有人仅仅满足于把康德的学说重新搬出来或让他为自己说话，所有的新康德主义者都试图在某个方向上发展康德的思想。 （2）新康德主义者对康德提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的物自体上，李普曼就认为，康德关于外在于时空的物自体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它是康德之后哲学之所以误入歧途和引起误解的主要根源。 （3）我们在叙述康德哲学时就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我们仅仅把康德看作是一位认识论理论家，那是不公平的。康德的主要愿望是成为一个实践家和伦理学家。许多新康德主义者的视野过于狭窄，他们的目光只盯在康德的认识论问题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康德的功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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