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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纲｜雨打风吹《文艺报》｜之一 踏进作协就遇到风浪 1956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 接待我的是人事室李小为，诗人李季的夫人，问我愿意到哪个编辑部去，我说我爱好写作，想去《人民文学》。 她说：“《文艺报》改版，到那里去做评论编辑好吗？” 于是，我踏进《文艺报》，鼓楼东北角下的一座小院。 《红楼梦》事件，“质问《文艺报》”，批胡适，抓胡风，几番风雨之后，张光年、侯金镜到《文艺报》赴任。 我们新来的一批大学生，对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时常在文坛发难的《文艺报》敬畏备至，情愿献身。 谢永旺在会上说的一句话，赢得热烈的掌声。 他说：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要像别林斯基一样，将我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文艺报》放在棺材里、我的枕头旁。 不几日，中国作协召开肃反审干总结大会，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刚刚讲完，我眼前一惊，陈企霞突然跳上讲台，疾言厉色地大吼：“一定要说作协肃反审干有多少收获的话，那么，一座宫殿烧毁之后，还能收获一堆木炭吧！” 又突然，有人跳上讲台驳斥陈企霞，陈企霞又吼了一嗓子：“补充一句：还是一小堆木炭！” 后又得知，丁玲正为“反党小集团”一案上书中央（所谓《申诉书》或《辩证书》）,中国作协负责甄审，属冤案，调查组心知肚明。 年底，评论组组长杨志一带我到颐和园云松巢探望丁玲。 丁玲平卧在躺椅上养神，听说《文艺报》来人了，不屑一顾，扭过头去，一言不发。 问她什么，她不吭声，我大为惊诧，戳在一边发愣。 副主编侯金镜后来对我说，杨志一和我是《文艺报》党支部临时委派的，作协党组让每个支部都要派人看望丁玲。 更何况丁玲做过《文艺报》的主编，文艺整风以后主编换成冯雪峰，批判俞平伯以后，又换成张光年。 1957年鸣放期间，艾青出言不逊，说“《文艺报》是公共厕所，谁愿意拉屎谁随便拉。” 又听说《诗刊》派人去看冯雪峰，请教怎样才能把《诗刊》办好，雪峰回答说：“要么办成19世纪的《诗刊》，要么办成21世纪的《诗刊》。” 《文艺报》重点联系对象是“南姚（姚文元）北李（李希凡）”，我负责联系李希凡。 他的有关《创业史》、《红旗谱》以及《三国》、《水浒》的系列评论，大多经由我发稿，他不愿意别人动他的文章，却让我不客气地进行删改，只要我改过的他绝不恢复，以后出书也不恢复。 叶圣陶的稿子却一个标点也不能动，动则盛怒；我们编辑部主任把“如坐春风”改成“如沐春风”，待人一贯和气的老舍非常生气。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出版，我到西城访问周作人，清贫自守，唯唯诺诺，一问一答，非常谨慎。 又去西城访问张恨水，他生怕说错一句话，其情其景酷似进入周宅面对周作人。 不同的是，张恨水除了“拥护”就是“感谢”。 1958年，毛主席说话了，一时间，“新民歌”又掀热浪，铺天盖地。 同时间，诗歌界大批何其芳的“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说他“否定民歌，歧视民歌”，也就是“否定新民歌，歧视新民歌”。 何其芳非常激动，把气撒到登门拜访的我的身上，说你们《文艺报》张光年怎么搞的，简直是“断章取义，无的放矢，诛心之论、深文周纳！” 甚至于将明显的错别字将错就错拿来打人，“我的文稿中‘无比地大’错印成‘天比地大’，赵景琛也拿来批，谁不知道‘天’比‘地’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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