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对一个老小区的“防疫”工作的观察与思考

李岩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我的家乡是湖北十堰，从疫情预警拉起后，由于父母在医院工作虽不在一线“防疫”战场，但也需要大量的加班，也需要相应的隔离。因此自己回家“隔离”以后绝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爷爷奶奶家在远离十堰市城区的某个厂厂区里，这个地方因为厂区的建立与发展而不断聚集人口渐渐形成了一个街道，本街道主要是由本厂的职工家庭居住。爷爷奶奶居住的小区属于本厂80年代初修建的一批职工楼，也是最早的一批楼，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小区。因此这个小区的特点是：老人人口占很大一部分（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是观察得出）、小区楼以及基础设施相对破旧、没有专业的物业管理（只有街道办请的清洁工等）等，这些特点与本小区的“防疫”工作是密切相关的。根据我的不完全的观察，大致可以将本小区的“防疫”工作化为五个阶段：

（一）阶段一：1月24日之前：无措施阶段

我到本小区在1月22日（也是自我隔离一周以后确认无发热等异常状况），父母要在医院值班，我就直接在爷爷奶奶家住下。在我到的时候，我发现小区及其周边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带着口罩，我的爷爷奶奶外出买菜也没有带口罩，更别提消毒，虽然我父母给他们反复叮嘱。小区里闲逛、走动的老年人还不少。小区里面没有任何形式的宣传工作在开展，更不必提上面检查与确定从武汉反向人员。在与爷爷奶奶的交谈中，她们在1月22日之前都不清楚此次“疫情”的严重性以及基本的防疫知识，虽然父母多次提醒单不在身边基本没什么作用。他们主要是靠电视以及身边人的渠道获取消息，电视在这个阶段基本没有相关的宣传，而同小区的人也没有重视，更没有街道办、居委会等相关工作人员的宣传，可能获取“疫情”的渠道就是家里人的提醒了。这一阶段持续到1月24日。

（二）阶段二：1月24日-1月26日：起步阶段

1月24日是除夕，也是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日子，也是十堰市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的日子，也是十堰市政府开始封停道路（此处是封停十堰与外省市的道路，十堰内部限制通行）开始大力干预的日子。也是这个时候，小区里的人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虽然之前市政府也要求进入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等等，但是具体到本小区基本没什么作用。“封路”给居民最直观的体验，让他们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但虽然小区居民意识到了，但居委会、街道办等还是“按兵不动”，只是在小区大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内容大致是一些防疫措施与注意事项，如减少外出等。但这可以看做是防疫工作的起步阶段。

（三）阶段三：1月26日—2月2日：发展阶段

1月25日，十堰市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6日开始封禁小区。但是到了本小区，封禁小区的措施基本“形同虚设”。据我观察，居民基本可以随意外出，但自觉都带着口罩。但因为小区大门早已被破坏，长时间也没有修理，没有人守着小区大门。但是宣传工作开始开展，主要为：有居委会的人上门询问情况、宣传车宣传、街道办电话询问。在此期间，据说小区有1例疑似病例，但是我感觉并没有激起太多关注。

（四）阶段四：2月2日-2月12日：成熟阶段

2月2日，十堰市政府发布通知，要求市区各县市区城关地区禁止车辆通行。这个通知发布之后，可以明显感受到小区里的车辆明显多了起来。我父母来这里也找不到位置停车。在这个期间，防疫工作明显受到了重视。体现在：小区大门虽然坏了，但是被工作人员干净的垃圾桶围起来禁止车辆通行，旁边留了一个小门供人出行；每次出行需要登记、消毒、量体温；每天有专门的人上门询问情况。在此期间，小区出现一例确证，这引起了巨大的风波。宣传车一下午都在宣传这个事情，我奶奶反复叮嘱不要外出，自觉量体温、消毒。2月8日我出门买菜的时候发现除了社区工作人员以外，还有志愿者参与工作，每次出门不仅需要上面提到的东西，还需要报备，说明出门理由与时间，并把握拉进两个微信群，一个是社区网格居民服务群（后来我才知道是这两天才建立的），一个是武汉返乡人员群，我一开始都没有听说这两个群，并要求每天在群汇报全家的体温情况，群里也会公示一些防疫信息与知识。

（五）阶段五：2月12日以后：严控阶段

    2月11日，十堰市张湾区政府发出通告，从2月12日24起实施展示管制，所有楼栋一律实施全封闭管理，周期原则上为14天。这个措施立马在本小区得到落实，所有居民除了医护人员和基本民生保障从业人员不得外出小区，这些人员外出也需要办理相关的出入证明。居民在小区内“闲逛”也会被立马“劝返”。社区内的超市全部关停，居民买菜只能从网上购买，由超市送到小区门口，通常是隔日送达，可以让社区志愿者送到门口，也可以自己去取。我去取菜的时候发现超市送菜人员都穿着防护服，并被要求不能直接接触居民，而是把菜放到指定地方，让居民自己去取。此外，宣传力度也大大加强了，喇叭宣传、上门宣传的次数明显增加，小区内的标语、宣传横幅也更多了。

 

根据我的不完全的观察，前三个阶段的“防疫”工作无论是在具体措施上还是在宣传上都是不到位的，这与小区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基层干部与管理人员的工作不到位。这里说的工作不到位主要指的是反应慢与行动慢，在进入“工作”状态以后所有的工作我认为是很难去指责什么的。而事实上十堰市政府的工作要比这些基层人员的工作要提前很多。因为小区主要是由退休老年人构成，一方面在客观上增加了管理难度，但也在另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基层人员的老龄化，去年我写回乡记的时候访谈过居委会人员，发现居委会的成员都是小区老年人。基层人员的老龄化在日常工作中似乎没什么影响，但是在突发性事件以及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的事情中工作起来却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以至于后来需要在小区门口“守门”的人员都是请外包人员来完成的。基层的居委会是城市管理中最后一个关节，也是最贴近于居民的一个环节。管理能力是影响小区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突发性事件中，关系到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如何提高管理能力是基本城市社区的一个难题，尤其是在老小区等自身管理困难的地方。但与此同时，提高居民在社区的参与度也是题中之义，这是因为这类老小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老年人不太愿意参与社区事务，自己的子女也不太愿意让自家老年人“多管闲事”。但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本小区没有专业的物业，很多工作在我看来是应该由物业与居委会、街道办共同完成的，但是出于此原因，把很多工作推到的基层工作人员身上。

此外，除了反应慢与行动慢的问题，我还认为本次疫情其实暴露了我们的政府，自上而下似乎都缺乏一种及时变通的能力。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政府做的工作不够好，因为技术官僚的崛起是当代政治的一个明显的特征，与此同时，因为信息过于碎片化与复杂化，政府似乎难以整合各个部门的信息，很难有非常迅速而正确的反应。与此同时，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我其实感觉政府与普通群众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居民不知道政府做了什么，政府也不知道居民想要什么”，引发了居民的对政府的质疑以及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我感觉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仅仅健全信息畅通的渠道能解决问题吗？如果能，应该如何去做；如果不能又该怎么办呢？

现在几乎所有的城市小区都在搞网格化管理，这是大势所趋，也是管理精细化与服务能力提升的诉求，但是在这些老小区，可能还有大城市的“城中村”等管理相对混乱的地方其实很难搭建起网格的。这这个小区和大社区中，虽然之前也提倡过搞“网格”，也贴出过公示公告之类的东西，但是具体实施下来基本上没有给人留下印象而不了了之。这次疫情前期行动不力其实也反映出这个小区乃至整个社区的“网格化”力度不够，政策很难深入到居民身上，政策下沉的力度与深度都存在问题。我问我爷爷奶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网格”是什么东西。当然，方法也存在不足。拿建立社区网格微信群来说，这个老小区很大一部分都是退休的老年人，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加入微信群呢？这说明这种方式在这个小区其实是很难奏效的。因此这次防疫工作一个更重要的启示是如何结合不同小区的特殊性去加强网格建设，让政策如何能够有效落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疫情何尝不是一次加强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的契机呢？

总而言之，疫情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但不可盲目地去埋怨政府、怪罪基层干部，要把这次突发事件当成一次考试来对我们的基层建设查漏补缺，相信疫情会得到迅速控制，相信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