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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杨过，情专一，却又容易投入新的感情里。杨过看到陆无双、程英，都有一阵遐思。金庸看到报馆里的女同事朱玫眉如远山，瞳人点漆，心湖顿泛涟漪。要爱便爱呗，不避嫌疑，无惧大众，公司组团往荔园，金庸的臂弯里勾着朱玫，浓情蜜意，旁若无人，活现了《神鵰侠侣》里杨过与小龙女相恋情景。五三年，跟杜冶芬离异不久，爱情至上的金庸偕朱玫组织起新家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胼手胝足，生活奔波苦，却有说不出的愉悦。渐渐地，杜冶芬的影子模糊了，金庸心中填满朱玫庄妍靓雅的清影！ 其时，金庸在《新晚报》当编辑，工资不多，闲余便为“长城”撰剧本补贴家用。朱玫跟杭州美人杜冶芬不同，硬拼能吃苦，这给与金庸很大的安慰。倘若两口子这样平平淡淡生活下去，说不定两人会白头偕老，可天意弄人，正当踌躇不安时，天上掉下馅饼。 五四年，香港武术界掀起狂风巨浪，吴家太极掌门人吴公仪不满白鹤少壮陈克夫口头、文字挑衅（注：五三至五四年一日，陈、吴在《新晚报》笔战，各称第一，争持不一，终摆下擂台），决意比武定高下。香港限于法例，不能公开办拳赛，几经周折，终移师澳门新花园作“慈善赛”。两派在港都系循规蹈矩的名门正派，如今公然比试，哪能不哄动？澳门当局为隆重其事，由澳门皇帝何贤出任裁判，澳督史伯泰主礼。同年一月十七日，吴、陈比武，双方火并，不分高下而以平手告终。 比武毕，小说兴，《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受命于统戦老党员金尧如，找陈文统撰写武侠小说，陈以“梁羽生”为笔名，写了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自此开创新派武侠小说的风潮。梁羽生事后对人说：“罗老总下令很急，即日要我写一段一千字，明天发排。”梁羽生饱览旧派武侠小说，依样葫芦，写了《龙虎斗京华》。小说刊出，读者追读，《新晚报》销路节节上升，罗孚看见势头好，欲多产，就找金庸写一篇，这便是《书剑恩仇录》。金庸接令，心里怦然一跳，文章写得多，小说也看得多，可不曾写过什么武侠小说，搜遍枯肠，猛然想起家乡海宁流传乾隆是汉人的传说，遂仿《水浒传》章回笔调，写出《书剑恩仇录》，五五年二月连载于《新晚报》，一炮而红。 在撰写《书剑》时，金庸生活并不富庶，家里湫隘，只好伏在餐桌上奋力疾书。文穷而后工，真没错，震惊文坛的杰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出来的。首篇写就，金庸心想发表时总不能用“查良镛”的真名吧！陈文统既以“梁羽生”的笔名，自家也得弄一个，左思右忖，灵机一触，把名字里的“镛”分拆，变成“金庸，这个名字，在往后的日子里，渐渐掩盖了他的真姓名，人人“金庸”而不“良镛”。 “良禽择木而栖”，数年后金庸觉得“打工”能成大事，想往外闯，有啥可闯？老本行——办报。由于武侠小说畅销，挣下不少版税，暗忖勉强凑合，能办一张小报，他先邀老同事梁羽生共襄大举，暗忖双剑合璧，销路可保险。可梁羽生有家累，不敢冒险，金庸改找老同学沈宝新合伙，以港币十万元创办《明报》。《明报》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发刊后，谣诼纷纭，有说金庸是拿美国情报局的资本开办，也有传言是台湾国民党暗中支持，金庸晚年接受中央电视台白岩松访问时，道出真相——“我把版税所得匀出大部分，约八万元，另加沈宝新的二万元，合共十万，创办《明报》，如果有人支持，我们就不用捱得那么辛苦了。” 《明报》初创，馆址设在中环大中华餐厅楼上，时维一九五九年，节省成本，人人一身兼数职，金自任社长兼总编辑，太太朱玫跑港闻，潘粤生(后为《明报》总编辑) 当编辑，而营业部则仅靠沈宝新和戴茂生支撑，因而，当时的《明报》只是一家小报馆。《明报》发刊，以金庸小说《神鵰侠侣》打头炮，挟《射鵰英雄传》的余威，加上《神鵰》人物传承自《射鵰》，读者日夜追读，销路虽不大丰，差堪维持。我的老朋友戴茂生本身富家子，家居半山，仰慕金庸，投其麾下，在营业部(说是营业部，实则只有沈宝新和他二人)工作，缅怀日昨，道：“那段日子我们捱得好苦，查先生有时候连小小的工资也发不出，我们只好勒紧裤子，撑下去。”他告诉我，金庸那时穷得连一杯“鸳鸯”也得跟朱玫一起喝。 香港鸳鸯（或称鸳鸯奶茶）， 提起朱玫，戴公(我们尊称)竖起大拇指夸道：“真是没话讲，采访一把抓，没见过女人像她那样吃得苦。”朱玫除了工作，为节省开销，每天还得给金庸送饭。七六年《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在“《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报》初创时这样描述——“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另外她还要照顾四个儿女，换了一般女人，肯定吃弗消，可朱玫撑下去，心意只有一个：让夫君金庸安心工作。事业成功，自可白头共谐，永享收成果实。 然而，世事难料，当《明报》六三年后逐渐步上成功之途时，金庸却遇到了影响他一生一世的“小龙女”。 倪匡 八十年代初，我跟倪匡过从甚密，一天黄昏，在他的“鱼斋”喝冰镇伏特加聊天(注：此为倪匡独家发明，将伏特加一瓶雪于冰匣，取出待溶，啜之如醇醪也)，聊呀聊，聊到金庸的第二度离婚，倪匡道：“我是坚决反对任何男人离婚的，我劝老查说‘阿查！我们男人风流，不犯法，可以有一百个女人，但老婆只能一个，不能离婚。’”倪匡写科幻，思想新潮，可对婚姻，忠贞非常，呷口伏特加，咬唇肯定地说：“小叶！男人千万不可抛妻！”可金庸不纳其言，千方百计离婚。我好事，追问那到底是什么回事？倪匡说：“侬格个小滑头，又想套我闲话赚稿费！”我回道：“是真话就不怕说出来，对弗？阿哥！只怕侬弗敢讲！”倪匡不禁激，哗啦哗啦如泻瀑布似地道出来由。 金庸与朱玫 原来金庸向有在报馆写稿的习惯，一篇武侠连载，一篇便是社评，两篇文章几乎撑起大半《明报》销路。一俟业务上轨道，朱玫专注家务，不大到报馆，可有时也会因牵念挂电话到报馆找金庸，却是一连好几天，都找不到人，问职员，才知道近日司机会每天到某处取稿。机伶慧黠的朱玫疑心顿起，暗感不妙，她非“嘈日棚”(注：吵架精)，心思一计，某日黄昏，就驾车跟踪司机至跑马地一幢大厦，眼见司机上楼取稿下来，迎面拦住。司机一看是老板娘，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脸青唇白，身子发抖，朱玫冷冷追问，无已，只好和盘托出。 朱玫二话不说，上楼按铃，开门见金庸坐在客厅，身后有住妙龄女郎，如何得了，正想吵闹，好个金庸临危不乱，遇险不惊，一把拉住太太冲下楼，跳上车，直放“南康大厦”《明报》报馆。倪匡所知仅止于此，下半部由通晓内情的老大哥名记者陈非接述。 “那天傍晚，看到查先生、查太太两人脸黑黑、气喘喘地回来编辑部，我们一班同事都知道要‘六国大封相’了，只好低头工作，大气不敢抖。查先生、查太太走进社长室，门砰的一下关严，不旋踵就听到砰砰澎澎掷东西的响音，夹杂着查太太的朗声喝问，咱们的查先生只闷声不响，我们好奇放下工作，竖起耳朵细听，心里都为查先生担忧。过了一会，门打开，查太青着脸走了，社长室里留下查先生一个儿。”朱玫一大吵，让两人的感情直跌至０度（不！是零下十度），相互排斥，终致各走极端。 倪匡可惜，陈非惋惜，戴茂生怜惜。戴公说：“朱玫是个好女人，可惜犟了一点，查先生是作家嘛，自有浪漫情怀，朱玫忍不来，连番争吵，感情如何维持得下去。” 金、朱争吵以致离异，金庸付出极大代价，先将《明报》晚报股分转与朱玫，寻且把渣甸山的豪宅相赠，在经济上着实提供了极大帮助，情感创伤，却无法弥补。阿乐跟随金庸几十年，视金庸为父，他告诉我两人离婚，在于朱玫过于倔强固执。 阿乐黄毛小子一个考进“明报”，初做信差，也就是messenger，灵慧多智，加以能讲上海话，讨得金庸欢心，入职几个月，就升任编辑。阿乐遇金庸，如鱼得水，节节高升，很快成为金庸的左臂右膀。眼看爱将争气，有心挑他，让他领军创办了《华人夜报》，风格大异《明报》，走大众路线，内容以趣味易读为主，正合金庸“短小精悍”办报原则。阿乐机伶活落，编辑方向，略添盐花，很快成为畅销夜报，金庸看在眼里，喜在心中：我可没看错这个小鬼头！ 眼看风平浪静，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无端起风浪，查太太朱玫看不惯《华人夜报》的内容，认为太低级趣味，有损《明报》声誉，先是要求改革不果，最后勒令金庸辞退阿乐。金庸起初不依，极力维护，查太掣出“哀的美敦书”——他不走我走，夫妻情义重，挥泪斩阿乐。 阿乐带着一肚子气，蝉曳残声到罗斌《新报》，创办《新夜报》，风格形式截然是《华人夜报》翻版，只是情色更盛，浓油赤酱，销路由是穿梭机般的曳升。金庸看在眼里，不禁叹气，暗暗埋怨朱玫的冲动，做生意赚赚铜钿，哪有自断门路的道理，在商言商嘛！《明报》小报时代，潘粤生不是也写过情色小说吗！有啥干系？阿乐文字又不是登在《明报》，有啥影响！ 金庸不明白，朱玫逼辞阿乐，除了《华人夜报》的关系，还疑心阿乐带坏金庸。阿乐滑头，鬼点子多；金庸外朴内野，捣蛋鬼一个，两人相伴，如鱼得水，岂会不流连舞榭歌台！呀呀呀！天大冤枉！不得不为阿乐申个冤，原来阿乐活泼好玩，却从不作狭邪游，金庸其时已享大名，又怎敢流连销金窝？查太太疑心委实重了一点。多年后，阿乐感慨地对我说：“沈西城！女人不能太硬，还是温柔一点的好。”我心想：难道就像阿嫂那样对你千依百顺的好？ 左一为金庸长子传侠 听戴公说，朱玫事业心很重，工作上爱多管，同事们见到她都有点头痛。除了阿乐，金庸长子传侠七六年十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情自缢身亡，也为两夫妻造成不可弥补的裂痕，表面上是跟女友情海翻波，实则传侠对父母各走极端至为伤心，遂认为爱情、婚姻之不可靠，加以素有佛家思想，遂用一条绳索结束了短短十九岁的生命，远离凡尘。传侠是金庸最溺爱的儿子，遗传父亲的创作天分，爱看小说，往往读而忘食，金庸亲自煎好荷包蛋送至面前，一眼不瞧，仍旧低首看书。金庸在接到传侠死讯那天，还得写社评，他说“我是一字一泪写下社评的。”料理好公务后，金庸飞赴美国，打理儿子丧事，最后捧着骨灰回来，去时俊朗聪慧少年，回来已是身藏木匣，金庸的眼泪不住流，肝肠寸断。 若以金庸笔卞人物喻之，朱玫活脱脱是穆念慈，倔强痴情。第二段失败的婚姻，给与金庸的是痛心的“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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