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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 张惠 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1976年出版的《红楼梦的原型和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是70年代美国红学研究中的重要代表。 温文谦退的浦安迪先生 浦安迪对于结构认识颇有心得，在长期研究中总结出中国奇书文体的结构诸型：奇书文体以“十回”为次结构整体拼合为“百回”主结构，以“三、五、七、九”为叙事单元，富有对称感的 “二十——六十——二十”的叙述程式。 他的《红楼梦的原型和寓意》也颇有对结构的精心安排，全书除前言、导言外分为九章。前四章谈原型，其中前三章（第一至第三章）是全景总揽和自铸术语，谈中国文学中的原型与神话，女娲伏羲的婚姻，以及用他命名的“二元补衬”与“多项周旋”来作为中国“阴阳五行”宇宙观的注解。第四章则专谈《红楼梦》的原型结构。后四章谈寓意，其中后三章（第五至第七章）也是全景总揽和自铸术语，谈中国和西方文学中的寓意，西方寓意性的花园，中国文学中的花园，以及他对寓意的界定。第八章谈大观园的寓意。最后一章第九章作为结论。 从中可以看到，他的论文主体是“三、一、三、一”这样富有对称感的结构，每一个“三章”都力图资料详尽地展开一个总体影像，每一个“一章”都是在此背景下具象到《红楼梦》作单点聚焦。这种安排的独具匠心在于：不是孤立地把《红楼梦》作为一个点，而是放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坐标和图谱内确立其价值和意义。 浦安迪认为《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因此不能只就这本书谈论它的“原型”，而必须从整个中国文化的“原型”来反观。《红楼梦》开端关于女娲的神话，恰恰是中国文化根本思想的出处。浦安迪博采《山海经》、《淮南子》、《封神演义》等文字记载以及一些古代文物的图画材料，证明女娲和伏羲在中国神话中的关系既是兄妹，又是夫妇。这种关系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宇宙学说之上的。 传统中国文人认为，天地间本无所谓末日，无所谓终极目的，一切感觉与理智上的对立物无不蕴藏在浑然一体的宇宙里，彼此维持着互补共存的关系，这种观念就是远古即有的“阴阳五行”宇宙观，浦安迪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中根本的宇宙学说和“原型格式”（Archetypal Pattern），并用自铸的两个术语来概括：一个与“阴阳”说相应，叫做“二元补 衬”（Complementary Bipolarity），代表两个对立因素互相济补、互相交叠、彼此替代、反复无穷的关系；另一个与“五行”说相应，叫做“多项周旋”（Multiple Periodicity），代表多种相关因素相生相胜、循环不已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补充，两者互为表里；后者还与四时、方位大体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一是每一项的两级或圆周排列；二是从一项到另一项不断变换；三是对立面互相包容；四是轴和圆周无限重复交叠。这种“中国逻辑方法”为中国寓言文学提供了一个复杂独特的叙事结构模式。 那么，《红楼梦》是如何体现“中国逻辑方法”呢？浦安迪认为《红楼梦》的作者非常熟悉“二五原型”，并举第二回贾雨村谈正邪二气，第三十一回史湘云谈阴阳，第十回张太医论病为例。作者在《红楼梦》的结构、人物、情节安排上也遵循“二五原型”。第三回刚刚叙述过黛玉进贾府，紧接着就是第四回的英莲被拐、薛蟠行凶、葫芦判案；第五回宝玉神游太虚，警幻曲演红楼，第六回陡然转到积老积贫的刘姥姥；第七、八两回，则一面安排宝玉与秦钟、宝钗会面，一面讲述钗黛二人初开衅端……就这样，自始至终，整个故事既大开大阖，兔起鹘落，写尽两极变化；各种场景也乍悲乍喜，萍聚星散，否泰往复交错。 单独的章节也是如此，第四十一回，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为“动”；旋即又品茶栊翠庵，为“静”。第八十五回贾政升官，又为薛蟠打死人的案子行贿，为“俗”；忽然又出现黛玉弹琴，为“雅”。最好的例子是第四十五回钗黛结为金兰，浦安迪指出， Calm quietude often coincides with bitter quarrels, sublime elegance may be accompanied by deep sadness, or illness and decline may give rise to harmony and friendship. 安闲静谧常常与激烈争执并生，雍容娴雅也许同深巨哀戚共存，而于羸弱和病患之中也许还会滋生出融洽与友谊来”。 这些包含着 “动静、雅俗、悲欢、离合、盛衰”等“二元补衬”的情节，无休止地交错转化。而小说里“动中静”、“静中动”或者“喜中悲”、“悲中喜”之类的描写，更是清晰地显示出对立因素济补替代的情况。浦安迪还在附录二中作了一张表格，列出120回中每回表现“动静”、“雅俗”等六方面“两级”变换的状况。 浦安迪又用书中人物来说明“五行”。黛玉姓林，在“五行”中属木，居所为凤尾萧萧的“潇湘馆”，她还说自己不过是个“草木人儿”，原为“绛珠仙草”——在木中，她还是一株弱花。与此相伴随，她的父讳（林如海）、神瑛侍者的甘露、以及她生往死还所经由的水程等等，都含有水生木的意思在内。她在四季中属春，按照循环之理，春去夏来，木被火燃成灰烬，她终于过早地萎谢而亡。宝玉要“灰黛玉之灵窍”，而黛玉也自制灯谜，暗射“焦首”、“煎心”的更香，斯为明证。黛玉一生，恰恰代表“春”之诞生、成长直至死亡的一个完整的循环运动。 此外，宝钗于五行属金，于四时属秋；宝玉则属土。土可与木结合，但土是不坚固的，所以虽然读者同情黛玉，但土仍然和金结合为好。而且钗黛之间的关系，主要也不是对立，而是相互包含和补充。黛的本质是热，以春天多情的性格，导致自己的毁灭；钗的本性是冷，以秋天的冷漠无情，导致自己的冻结。但黛在热中有冷（尖刻），钗却在冷中有暖（温和）。可见钗黛这“两级”决不是辩证法的对立。 和神话原型对应，《红楼梦》之所以在最前面从女娲的故事开始，是因为宝玉和黛玉、宝钗（浦安迪建议将后两者视为一人）的关系恰恰可以和女娲、伏羲的关系对照，既是兄妹，也是夫妇。在书的前半，宝玉、黛玉体现了兄妹关系；到后半部，宝玉、宝钗体现了夫妇关系。他们是“三位一体”，刚好符合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原型”。 后四章专谈寓意。浦安迪着重分析了中西方两种园林，在研究了《玫瑰传奇》、乔叟的诗、《神曲》、《失乐园》、《仙后》等五部西方文学名著中“寓意性的花园”后，浦安迪总结出西方花园寓意为“安乐之所”（Locus Amoenus）。而从中国《诗经》中的“乐彼之园”、《楚辞》中的“悬圃”、陶潜的“庐”、李白宴从弟的“桃李园”，一直到《金瓶梅》中西门庆的花园和《儒林外史》中的菜园，以及袁枚的随园等等，都有毗临城市、取法自然的特点。西方注重真假乐园的区别，或者上帝安排的井然有序的世界与造物主的天国之间的区别；中国注重宇宙和个人在自成一体的生活背景上融合。 浦安迪进而着重分析了大观园的寓意。他不像一般论著或译本中那样音译“大观园”，而是多方采掇中国古代典籍中对“大观”的描述，意译为“Total Vision”。大观园既寓含万物富足之意，同时也暗示人生的无常。须臾人生的表面冲突，正是在这种包罗万物变化的系统内，才能说是达到了一种中庸之美的状态。结果，骤观之下，钗黛之间，社会责任和个人修身之间，以及爱情与死亡之间那种几近辨证对立的东西，宛如两个互补共济的投梭，在单一的人生观基础上往复不停地摆动着。这才是大观园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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