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特生命的最后阶段，患有老年痴呆症。他喜欢听儿子为他朗读自己的作品。听完，怀特会问儿子，文章是谁写的。儿子答道：“是你写的，老爸。”短暂的沉默之后，怀特说：“嗯，是不错。” “最美的决定” E. B. 怀特（1899-1985）书信集中文版有个名字，叫《最美的决定》，这个书名取自1929年怀特结婚后放在妻子办公桌上的便笺，写的是：“E. B. 怀特渐渐习惯了这样想：他做了此生最美的决定。” 妻子凯瑟琳是《纽约客》的小说编辑，比怀特大好几岁，有九年的婚姻史和两个孩子。怀特从一本旧的《纽约客》上剪下雷·欧文的画，与画相配的是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人们渐渐习惯了这样想，即空间自身的物理状态就是最终的物理现实。”爱因斯坦的话被怀特换成了自己的话；他还在给妻子的信里说：“这个婚姻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每个人都祝我们幸福，可那都是虚情假意的。”不过，“渐渐地，像雷·欧文那幅画中的爱因斯坦所说，人们会渐渐习惯诸如此类等等的观点。” 几年前，怀特第一次在《纽约客》的办公室露面时，他就注意到向他致意的凯瑟琳，“她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头鬈发）”；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她那种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感觉轻松自在的本领。他后来回忆道：“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凝视着我未来妻子标致的容貌，像往常一样，对自己的举动毫无知觉。” 吸引力是奇妙的东西，没有多少人能清楚地知道它藏在哪里，会在什么时候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新婚不久，怀特说过这样的事情：“我很快就感到自己没有选错妻子。一天下午，我帮她打点过夜行李，她对我说，‘再放些牙绳。’我立刻明白，一个管洁牙线叫牙绳的女子准定是我的妻子。为找到她，我寻觅了好久，不过很是值得。” 1977年，凯瑟琳去世，怀特一下子陷入困境：“我目前的生活十分艰难，除了要努力从失去共同生活了四十八年的妻子的伤痛中恢复过来，还得处理她的财物。”所说的处理财物，主要就是按凯瑟琳的遗嘱把大量的书籍和文学资料分送给几个图书馆和大学。“这番劳作耗时费力，而且令人伤感；此刻，我徜徉在这方旧宅中，凝望着空荡荡的书架，一段段回忆挥之不去。” 1978年，怀特获得普利策奖，在回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没错，凯瑟琳当然会为我获得普利策奖感到高兴，可没有她，生活对我已无甚意义，无论得奖与否。她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奖励，我竟能获此大奖，早已心存敬畏。我发现，没有她，生活变得十分艰难，这倒不仅是因为她在许多事情上给了我实实在在的帮助，还因为她使我无论白天黑夜都感到安定，而现在，我整天觉得飘摇不定，心里一团乱麻。我好像无法跟上日常生活的节奏，也无法处理邮箱里的物件。” “每周布道” 1925年2月，《纽约客》创刊；九周后，怀特的文章第一次出现在这份杂志上。当时有谁能够预想，开了这个头，后来会怎样？ 后来，怀特为《纽约客》撰写了一千八百多篇文章。 《纽约客》的创办人哈罗德·罗斯邀请怀特加入杂志，写“时闻杂谈”，他成了这个栏目的主要撰稿人，一写就写了五十六年，直到八十三岁高龄，不能再写为止。 为《纽约客》撰稿和做编辑工作，怀特胜任，但并不总是愉快。粗略地说，他给《纽约客》的稿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写的，写什么，什么时候写，怎么写，那主要是他个人的事，杂志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这种情况比较简单；另一类，是他作为杂志的一员而写的，这种撰稿主要是工作而不完全是个人性的写作，当然有个人的色彩和特性（否则罗斯为什么要特别青睐怀特呢？），但这个个人常常是“匿名”的，常常不得不服从于工作的性质和要求。这就比较麻烦。有时，怀特会把他每周按时交出的稿子称为“每周布道”。 1929年7月，他从安大略的一个露营地向罗斯抱怨说：“由于事实上《纽约客》已让我日趋乖戾暴躁，我避得越远越好。我很佩服您那超乎寻常的本领，竟然能忍受——事实上是应付我对《纽约客》多少怀有的报复心，以及三番五次开溜的狡猾习惯……除了比不上您本人，或许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我对您这本杂志的珍爱大概不比任何人少。只是，对我来说，它并不是我的整个人生，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回到1920至1921年夏天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并感到如此快乐的原因之一。” 这样的情绪，在漫长的撰稿生涯中会间歇性地发作。1937年3月，怀特给他哥哥的信中说：“到了夏天，我打算离开《纽约客》，至少离开一年时间，类似休年假性质的，而且我对此心怀期盼与喜悦。我想知道，能不怀着编辑的焦虑心情和劳作让一周时间泰然经过，会让人有怎样的感觉。没等思想成形就非得将它们写下来，这太可怕了，而且我还持续不断地做了那么久。所以，到夏末我就停下工作，让自己投身于休闲的腐朽和精神的逆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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