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总是与人的观念紧密相连的。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催生出什么样的文化，进而导引出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习一下外国同胞们的那种洒脱呢？马凯五十多年前生于北京，一口略带京腔的普通话说得比多数中国人还纯正。他酷爱川菜、红烧肉，最讨厌吃西餐，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与教育工作，即使你见到他那高鼻深目、白皮肤棕发的外貌也很会下意识觉得他是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 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地铁接二连三发生爆炸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而马凯已买好飞机票，9号就要与母亲到伦敦去避暑消夏了。在中国，马凯的母亲——伊莎白教授，是与丈夫柯鲁克同样著名的外国学者，退休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任教，现已90岁高龄。按照中国传统思维，这样的老人，别说是遇到恐怖袭击，就是身处预防恐怖袭击的紧张气氛下都会难以承受，应该让她远离危险地带。所以，胥晓琦老师在得知消息后，心急火燎地打电话告诉马凯这一突发事件，并特别表示了对他母亲回英国的担忧。马凯却不太以为然地说：“还去不去英国，我考虑考虑再说吧，你的意思是不让我走，对吗？”凭着对他的了解，我听出了马凯的话外音——他是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后来，他果然如期成行。过了二十几天，马凯较母亲先期回中国了。他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胥晓琦老师，自己与母亲在英国生活得非常好。他还调侃地说：“说英国危险，不让我去的都是中国人。而英国的亲戚都说：没事儿，来吧。”确实，大家都很好，也很高兴。通过这件事，胥晓琦老师深深地体会到西方人与东方人看待事物时那迥然不同的观念。西方人就是这样敢于冒险且富有乐观精神，而不像我们东方人的思维，通常谨小慎微，有时甚至有些悲观。 国际主义战士，我国著名英籍外国专家，原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问柯鲁克教授，是马凯的父亲。2000年秋的一天，马凯突然来电话说：“我爸病危住医院了，你是医生，‘懂行’，请来给我帮个忙。”胥晓琦老师二话没说，立刻赶到协和医院外宾病房柯老的病床前。看着眼前柯老那痛苦衰弱的样子，连翻身都要特护费劲地帮忙。想到以往他那热情爽朗的话语，开朗和蔼的微笑，想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无私奉献了一生，胥晓琦老师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此时，马凯却对胥晓琦老师说：“你找医生问问，有没有给我爸用维持生命的营养药？如果用了，请医生停掉！” 胥晓琦老师大惑不解地问：“营养药能够使他多维持一段时间生命，为什么不让用？” “我爸和我妈早就签署过一个文件，要求在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失去功能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时，就自然结束生命。现在，我们要尊重我爸的意愿，不能再延长他的痛苦了！”马凯这番话，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胥晓琦老师总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孝”包涵着子女要赡养父母，挽留父母的生命的成分。 可当胥晓琦老师返回柯老病床前时，见到柯老夫人正在平静地给柯老读书，马凯不时地对柯老说几句笑话，而此时柯老要表达自己的意愿已经很困难了。胥晓琦老师心里由衷地感到难过，忍不住小声对马凯嘟囔着：“你怎么还能那么轻松地笑？这要是我爸，我会趴在他的床头上哭！” 马凯赶紧向我摆摆手，轻声说：“你可别这么说，他要是听见这话会生气的。他不会喜欢你哭！” 不久以后，传来柯老去世的消息，没有遗体告别仪式。马凯只是通知胥晓琦老师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柯老的追思会。 会场设在一个宽敞的大教室，没有挽联和哀乐，也没有黑纱与白花，更没有人穿黑色丧服，只是门外的玻璃走廊上临时拉起了一条红色横幅，上面挂满了人们对柯老的纪念文章，胥晓琦老师也把自己在《博爱》杂志上发表的《英国专家柯鲁克、伊莎白夫妇在华侧记》挂在了其中。百余名参会者多是柯老的同事、学生以及与他一家熟悉的人。在宽敞明亮的会场里，讲台上摆放着麦克风，还有几盆优雅的花草。一切都是那么温馨，就好像是等待着柯老再一次登台讲课。大约有六七人先后走上讲台，深情地回忆了与柯老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愉快的时光，其中柯老夫人回忆了在“文革”期间，她与柯老共同经历的一段艰难的岁月。追思会的高潮，是柯老的学生们共同引吭高歌老师生前喜欢的前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歌《啊，朋友再见！》和革命歌《解放区的天》两首歌。会后，柯老的夫人微笑着站在门口，直到送走最后一位参会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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