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报 | 陈薇 | 在二重证据下考察明金陵大报恩寺前世后生的建造逻辑 | 2019年10期

在二重证据下考察明金陵大报恩寺前世后生的建造逻辑

陈薇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1  三处疑问

▲ 1 金陵大报恩寺全图

寺庙兴废，既有因缘，也有恒力，既有天灾，也有人祸。金陵(南京古代名称)大报恩寺在明永乐时期的建造，便是在几代兴废的寺庙基址上创造的辉煌，系金陵第一大刹(图1)。无论是文献、图志，还是考古发掘，都证实了曾经的金陵大报恩寺及琉璃塔，是一个时代的奇迹——恢弘和秀美并存、山河和城塔互映。惜毁于太平天国之役，一代豪华，灰飞烟灭。我2003-2015之12年从事金陵大报恩寺遗址保护、规划、公园设计及项目工程实施期间，不断被其内在的建造逻辑所震撼，并影响到当代实践的设计思路中。尽管如此，对于600余年前金陵大报恩寺建设可能经历的过往我并未释怀，作为建筑历史研究学者，尚存在3处疑问：

1) 为什么占地“基址四百亩” 的金陵大报恩寺的建筑群主轴线为东西向(图2)？和古代南京城市存在何种关系？

2) 为什么2008年7月考古出土的北宋地宫石函的石碑坐北朝南？它和东西向主轴线的大报恩寺有什么关联？

3) 为什么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美轮美奂、砖石技术精湛，而它的基础却找不到一砖一石而采用夯土技术？

▲ 2 金陵大报恩寺基址范围推测及最新复原图

这些问题在建筑界、历史界、考古界，似乎没有予以充分关注或给予全面解答，恰是我脑中持续且徘徊不去的疑问。或许得益于我的坚持——长期将城市与景观、建筑与技术进行打通研究，或许得益于我的幸运——有条件阅读历史文献与图志及亲临考古现场，于是才形成目前的基本答案。如果说文献和实物为二重证据的话，我愿意分享以此对于金陵大报恩寺前世及其延续的后生之建造逻辑的认知，也期待更多学者对于我的探讨提出意见和指正。

追溯金陵大报恩寺前生，有3个重要阶段。

1) 从建初寺到长干寺：“大报恩寺，在聚宝门外，吴赤乌四年(241年，注：或吴赤乌十年)，有康居国僧曾来，居长干里，大帝致命佛舍利，为建塔寺，曰建初。梁天监元年(502年)，改建长干寺，大同三年(537年)，复建阿育王塔。” 

2) 从长干寺到天禧寺：六朝灭，隋唐长干寺尚存，然“南唐时，废为营庐。宋天禧二年(1018年)重建，改名天禧寺。祥符中，建塔，赐号曰圣感舍利塔。政和六年(1116年)建法堂。元至元间，改元兴天禧慈恩旌忠寺。” 

3) 从天禧寺到报恩寺：“明初，《洪武京城图志》尚称天禧寺，永乐十年(1412年)敕工部重建，至宣德六年(1431年)始成，赐报恩寺额。” 

本文用“金陵大报恩寺”而非“南京大报恩寺”进行指代，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大报恩寺历史久远，盖用“金陵”表示历史上南京各朝代城市名称不一的属地为宜；其二，大报恩寺建造时间长，建成后南京已非都城。最主要，要深究金陵大报恩寺前世后生关系，除却相关佛教建筑形制和工程技术传承外，还特别需要从金陵历史上城址变迁与山水环境形成之格局的视野进行把握。所谓“金陵佳丽，半属江山” 。

2 前世：关系的变化——关于城市轴线、建筑主体朝向与寺庙方向及边界的讨论

关于寺庙方向，我认为必须考虑显性和隐性两条线。所谓显性，即地面上建筑群构成的主要朝向和边界，引导人开展相应活动；所谓隐形，即常人看不到的塔的地宫朝向。这两者的清晰界限，是在大报恩寺考古现场获得的，之前我认为至少在寺塔中轴一线的格局中是一致的，或者说这是我当时最大的困惑。

2007年为寻找大报恩寺塔的历史位置，开始考古发掘，因为旧迹湮没，第一期仅考古到东汉墓址，第二期找到疑似塔所在夯土基址，第三期于2008年7月17日考古队从金陵大报恩寺遗址竖穴夯土层中请出距地4.2m处青石盖板后，7月18日再次起吊出盖板下的巨型石函，赫然发现石函北壁内侧有文字“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图3)，从碑文中确定竖穴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的真身塔地宫。但是，当时我和大多数考古人的第一反应，认为这不是明代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地宫，甚至有些失望。因为明代金陵大报恩寺历史上记载和图示及其遗存均毫无疑问表达：该寺庙是坐东朝西的大寺，而地宫则坐北朝南；且地基不见明初南京大型工程擅用的砖石。为了解惑而进一步查找，推动了大报恩寺遗址的第四期发掘——2010年春陆续发现明代寺庙若干遗址遗迹和水工设施，也对明代金陵大报恩寺大格局形成共识，尤其是石函打开后对于史书上一直记述不详的阿育王塔的舍利有了明确的定论及进一步确定了地宫和寺庙的关系，从而也坐实了北宋与明代寺塔共用地宫的史实。

▲ 3 第三期考古发掘对于地宫石函的起吊过程

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工程结束，2015年12月对外开放。心存疑问的纵横两条线是我探寻的重点，查找相关文献却又裹挟出一堆问题，包括：1) 建初寺与长干寺及其以后的寺庙是不是前后关系——建初寺是南北方向的寺庙，而长干寺用地及以后是东西方向的寺庙；2) 记载建初寺在六朝城市轴线西侧，而长干寺在唐代及其以后位于城市轴线东侧。然而，有趣的是，当我将隐性的线和显性的线，从城市的角度将历史文献和图志及当代考古成果相结合进行互证时，不仅可以确定地点大致未变，而且惊喜地发现，在金陵史上建筑与城市及景观的互动，如此承接流畅、表里关联、插柳成荫、水到渠成。

1) 南北方向建初寺

从《金陵历代名胜志》的“秦秣陵县图”和“汉丹阳郡图”(图4)，比对明代甚至当代南京城市格局和山水环境(图5)，可以了解并无大的变化，这是重要定位基础。其中，东为钟山(蒋山)，西为长江，北为玄(元)武湖，南为秦淮河；在秦淮河与聚宝山之间，建有金陵第一城邑“越城” 。到孙权大帝“建业”(金陵孙吴都名)时，在越城东、长干里西，建有建初寺及阿育王塔，比对图志，寺和塔当为统一的南北向；至东晋都“建康”(金陵东晋都名)时，城市轴线以背倚后湖、前对自然“天阙” 形成大的南北架构，城市建设多有变化，而建初寺未变(图6)，是当时城市南郊的重要建筑。

▲ 4 秦秣陵县图与汉丹阳郡图

▲ 5 明代金陵大报恩寺区位和南京城郭及山水关系图

▲ 6 建初寺与孙吴都建业图、东晋都建康图

2) 横长方向长干寺

从“南朝都建康图”(图7)可以了解，建初寺已被长干寺替代，与“梁为阿育王寺，一曰长干寺”的记载吻合。重要的是寺呈东西长南北短的横长方向，这是十分重要的地界改变。自孙皓毁废寺，到梁大同改建长干寺期间，复建不止，尤其是阿育王塔，简文帝时造小塔“旧处建立” 。又文献记载出家人慧达“未知塔处，及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因就礼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 比照越城、塔和长干里的地望关系，建初寺与长干寺的阿育王塔位置当无明显移动，在聚宝山北麓丘陵地。

▲ 7 长干寺与南朝都建康图

3) 塔制改变扩东西

既然阿育王塔位置没有变化，长干寺及以后何以改变寺庙边界长短方向？有如下可能或曰几个阶段(图8)：1) 东西两塔并置。梁武帝改造阿育王塔时，因掘地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铁函，函中内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发爪各一枚，即迁舍利在简文帝原小塔西北另建一层塔，后于大同十六年(550年)加为三层，遂两塔俱放光明，存放舍利的塔改为西塔。如此，形成东西两塔的寺院，在早期以塔为中心的格局中，寺庙东西向自然变长。2) 塔院重组。宋代天禧寺边界仍延续长干寺为横长方向，并加建法堂。至南宋时期，“建炎火，寺废。……及寺复建，析为三：在东曰石佛院，在西曰前法性寺、后法性寺” 。明确为东西向排列。可以理解，至少到宋代，尽管寺庙地界范围为东西长南北短的格局，但是主体建筑南北向始终没有变过，结合考古发掘成果有北宋南北向地宫及宋代遗址于明代北画廊外围，可知北宋主体建筑圣感舍利塔应依然保持南北方向的轴线，边界有所北移，和文献记载相符。

▲ 8 塔制与寺庙边界关系推测

4) 寺庙边界与城市变化

目前尚不能明了金陵大报恩寺前世寺庙关于人的活动是如何组织的，但是寺庙与城市的密切关联愈趋明显，尤其当长干寺晚期随着六朝灭亡和建康都城被毁、进而沦为地方城市又继为南唐都城，大寺的边界和塔的赫然性明显发挥了起势的格局作用。从隋到唐，蒋州和昇州治所西偏，这样在唐代便以长干寺西侧为界，朱雀桥西移并以此向南至聚宝山形成城市外部环境轴线，长干寺成为了重要节点和标识，位于朱雀桥东侧(图9)。南唐金陵再度成为都城后，进一步明确了城市西移的南北向轴线，即衔接唐代外部轴线而北延，成为御街；另外，重要的是以长干寺北侧为边界，开秦淮外河为护城河，界定了新的城墙和城壕的范围。可以说，南唐都城建设，既十分重视保留了长干寺——甚至以其西界和北界来确定城市的轴线和南墙，又改变了过去该寺处于城郊的境况，纳入了城市视野。

▲ 9 长干寺与隋蒋州图、唐昇州图

5) 大寺成为城市门户

到宋建康府时金陵虽再度降为地方城市却基本承继南唐城市格局，并在长干寺基址上建设天(大)禧寺(图10)，稳定了位于城市轴线东侧且保持东西长向的寺庙布局，在地面上建塔高耸，增建法堂，成为长干道场，和周围环境形成形胜。有诗云：“两山回处是长干，有塔亭亭高似山，不但庄严增梵刹，可能形胜助城关。灯明星斗挂林木，铃动天风吹佩环。陌上新人遥见此，有时东望又西还” 。

▲ 10 天禧寺与宋建康府图

3 后生：重构是主题——关于寺庙轴线、殿塔关系、造塔技术的讨论

1)重构二维轴线

明代朱元璋建都城于金陵称南京，洪武时期京城的南墙和南城壕便沿用南唐之旧，并高广城墙，南城门称为聚宝门。在天禧寺基址上有修建然未果；永乐初，建报恩寺于天禧寺故地，“悉撤其旧而斥大之” 。基本理念更加重视风水，即从更大的视角看待此处寺庙与城市关系，“考山川之形势，大江西来，淮山弼之，山庞川巨，右势足矣”，认为左势(东侧)不足，因无浮图太耸之故，所以“弘拓故址，加于旧规，像貌尊严，三宝完具，殿堂廊庑，辉焕一新，重造浮屠，高壮坚利，度越前代。”其实就是从整个山川形势与明代南京城郭的关系来构思故地，因为明代南京在东面和西北进行大规模拓展形成京城及郭城，从而在原东南方向加大力度建设大寺和高塔遂成必要，与长江及钟山平衡(图11)。

▲ 11 明代洪武时期南京都城形制与永乐时期报恩寺增强示意图

从总体布局而言，最突出的体现乃形成地面上东西向的寺庙北区长轴线，拾级而上在轴线的东侧加高建设大报恩寺塔，从而将寺庙边界的横长方形与长轴线统一起来。在寺庙南区的西侧仍然以东西向轴线为主，而在南北方向，保留了长干寺地宫的隐形南北轴线，和南区位于丘陵上的埋葬玄奘头骨舍利的圆形白塔形成对话关系，并在南区以南北向两小组建筑进行关系转换。这无论在文献上还是在与大报恩寺南区考古成果进行的比对上，均十分吻合，证明当时重构了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二维轴线(图12)。既保持了南北向的地宫形制以及发展的寺庙群体关系，又非常明确了东西向的明代大寺格局与城市发展的侧重需求与平衡，使得历史的真实性和发展的错综性得以汇聚与传承。

▲ 12 金陵大报恩寺南北区考古后所作复原图及轴线分析

2)重构殿塔关系

殿塔关系一直是体现寺庙形制尤其是时代特征的重要依据。大致来说，汉地佛教寺庙以塔为中心是汉唐早期的形制特征；宋代是转换期，如苏州罗汉院双塔骈列移至庙门外或本文考证南宋时期天禧寺形成院落并排式；明代以后以山门为起点沿纵轴一般有天王殿、佛殿、法堂等形成一进进院落，成为常态和基本形制。

而金陵大报恩寺的殿塔关系极为特殊，虽然于明代永乐十年(1412年)建设，却保留了以塔为中心的早期格局——大寺主区由围廊周迴约600m形成一个大合院，但又在纵轴东西线上由西而东建有山门、香水桥、天王殿、月台及大殿、塔、观音殿、法堂这些明代汉地寺庙规制建筑——有典型的序列性的建筑却没有进深向的小院落，从而被称为“大内”庙制或“宫阙”规制，这是十分突出的创新。从考古发掘来看，大殿和塔位于同一基台，甚至塔和大殿之间仅有3m的距离，进一步证实金陵大报恩寺的殿塔关系是一个整体，这是整个寺庙的中心，同时又不排除大殿前的序列建筑和塔后的建筑延伸。这是明代的寺庙建筑规制与汉唐时期寺庙格局的重组，尽管宣德年间才建成寺庙，而后来又屡毁屡建，却从未改变这种创意。

3)重构竖向建造

作为金陵大报恩寺的核心建筑塔的建造，需要从地下和地上两方面考察。

关于地下的地宫，除了考古证实明代大报恩寺至少是与长干寺的共用之外——而舍利函是更久远的传承和守护，还从考古发掘的地层可以了解，宋代寺庙地层低于明代地层——如在塔基北侧的画廊夯土台基外侧发现有宋代路面、建筑台阶和礓磋做法，可以了解和推测，明代塔基相对宋代塔基的地层是提高的。考证文献记载早期地宫“初穿土四尺”得宝物，“可深九尺许，至石磉，磉下有石函” ，即地表下1m余见宝物、3m左右下见石函盖板，而2008年考古出土的地宫，地表下2m余见宝物、石函顶距地面4.2m，也证明建塔地面层相对武帝时期并经过宋代到明代提高了约1m左右，不变的是地宫位置，石函2.54m高，如此考古发掘地宫底部距地面有6.74m余，是目前了解最深的竖穴地宫。同时考古发掘的塔基为夯土做法，十分坚硬，现场见考古人员镐铲难入，而文献载“全寺基地，悉用木炭作地，其法先插木桩，然后纵火焚烧，化为烬碳，用重器压之使实。因是地质不复迁变，方受重量建筑” 。证实了明代虽然高塔建造宏大，但并没有采用一砖一石作为地基，而是沿用至少是宋代的坚实夯土技术与地层。从二重证据进一步证明了宋明除共用地宫之外，连建筑基础及其工程作法都是持续沿用的(图13)。

▲ 13 宋明两代共用地宫及根据考古发掘成果推测宋明地坪相对关系

而对于地上的塔，由最初的简单的可能是孙吴时期窣堵坡形式，经过东晋简文帝时期一层塔、梁武帝时期三层塔、宋高祖时期三层塔、宋天禧间为九层砖塔，发展至永乐年间八角九层百余丈琉璃塔，是项伟大的创造：一方面用传统旧基埏埴而成，另一方面用最新琉璃技术和最好材料及“壅土”施工法建高层，塔“百余丈直插霄汉” ，所谓“层高九级，根入厚坤”。尤其琉璃技艺水平精湛，被称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寺塔也。” 琉璃砖不仅五色璀璨，而且严丝合缝，“增塔为九级八面，金碧琉璃，千奇万丽” (图14)。同时由于塔基及其整个殿台一体并有所加厚而抬高，所以入寺院“仰视则塔穿鸟道，平视则殿宇巍然，俯看绮砌无不精专” ，“四顾群山大江，关阻旁达，无远不在。近观宫城、廨舍、陆衢、水道、民居、巷市、人物往来动息，罔不毕见” ，这和经过现场考古证实的地形以及复原的东西向剖面、历史文献中的描述均一一对应(图15)。山水城塔的静态与市井民情的动态构成金陵或许是最动人的画面之一(图16)，“18世纪西人游记中所谓‘南京之表征’(Wahrzeichen von Nanking)是也。” 

▲ 14 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复原图

▲ 15 金陵大报恩寺纵横剖立面复原图

▲ 16 金陵大报恩寺铜版画(Etching by Thomas Allom[1804-1872], 1843)

这三方面的重构，是历史传承与适时创新的结合：因故地而纵横交集，袭古制而秩序井然，就旧基而壮美巨观。

4  建造逻辑

不变。庙址、地宫甚至地基不变。对于庙址，有文从舍利多次被瘗埋的角度探讨迁址问题，然多数历史文献记载为承继关系，本文除从文献、考古及建筑与城市和自然的大格局角度出发，还注意进行比对和验证。2017年为配合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周边环境改造，在大报恩寺以西的西街地块进行考古发掘，成果之一为初步确定可能和六朝建康轴线(朱雀门势)有关的道路，此与六朝都城复原图及当代城市地图上稳定的山体架构的六朝历史轴线为平行关系，进一步证明本文分析大致准确：报恩寺主要用地至少与长干寺一脉相承，位于六朝城市轴线以西、却位于南唐及明初沿用的城市南北轴线以东(图17)。基本确定了大致不变的寺庙选址，再结合2008年考古发掘成果——落实了大报恩寺地宫及地基沿用“前世”的事实，可知“不变”源于建塔护宫乃为要务，也形成名寺传世的核心内容。金陵大报恩寺在明代的兴盛，与自孙吴以来千余年历代废弛而庙址和地宫不变密切相关。 

▲ 17 金陵大报恩寺庙址与城市轴线变动关系

求变。金陵大报恩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变动的。因需求而变，因条件而变，因人事而变，因技术而变，因环境而变。虽然这种变化或是渐变或是突变或是主动求变或是被动而变。如金陵大报恩寺的主轴线调整是大的变化，采用琉璃技术建高塔也是主动求变；而明初建成以后，成化、嘉靖、万历，甚至到康熙下江南时，均对损毁的庙宇进行过修缮、改建、重建，是被动而变，但总体而言依然保持了一种对既有传统的尊重和格局的坚持，从而使得金陵第一大寺自明代到清代前期，长期为世人瞩目。

互动。一方面，大报恩寺前世最早寺庙选址于城郊，与越城一起成为重要标识。根据文献“筑城于金陵长干里以强威势，城周二里八十步，在今聚宝门外长干里，俗呼越台”，可知“越台”曾经与寺共同形成六朝金陵城市外围的重要地望；另一方面，当大寺建成和产生影响后，塔和寺庙作为城市标志性建筑，对于变化的城市轴线、边界的确立又有不没之功。建筑与城市的互动及其和景观关系的转换唇齿相依，金陵大报恩寺的历史是最生动的说明。

互见。古人不轻易放弃温暖的、有故事的、有精神寄托的熟地和建筑，甚至城市发展有意识地“避让”，已然成为金陵的历史传统，也是对当代最有价值的启发。不仅金陵大报恩寺如此，还可以从历史上的城市“互见图”(图18)中窥见：宋代沿袭的南唐城市轴线是避让六朝建康轴线与中心区进行西移的，而明代宫城移址东郊不惜填湖造宫，则为主动有意识避让自六朝而南唐形成的建筑和人口高密度区域。让历史互见并保持一种变化的态势而进行顺应发展，是智慧意识，也是操作方式。

▲ 18 互见图

在二重证据下考察明金陵大报恩寺前世后生的建造逻辑，不仅在于我个人解惑的需求，还关乎在从事城市与建筑遗址、遗迹的保护实践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历史研究的重要。当今城市与建筑发展迭代飞速，恰是在这种快速中我们忽略了过程的微妙、转换的可行、技术的沿用，却往往将留存的外在作为坚持的圭臬，抑或复古作为城市情感的延续，甚至全然大刀阔斧。其实，将历史悠然拉开，可以发现如何保持核心价值不变而与时俱进、如何在历史互见中进行城市与建筑的互动发展、如何在继承中创造，从来就是一种优秀的传统。古人在变化的情势和情景中，秉持对于山水环境与利用、城市选址与格局调整、建筑在变与不变之取舍中进行建造的逻辑和大局观，从金陵大报恩寺的前世后生中，既见一斑，也见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