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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争议王安石

 人在西京 2020-06-16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寥寥无几,王安石算是响当当的一个。然而,他的改革最终和历史上其他大部分改革一样,黯然收场,以失败告终。

“挺王派”颂扬的是王安石头顶上的“改革家”这个炫目的光环,挺的是王安石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梁启超曾说: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王荆公也;而“批王派”则批评王安石变法是乱政扰民,林语堂就曾批评王安石说:空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世治事之术。

然而,那时那朝,改革势在必行。

宋神宗赵顼即位之初,三司使韩绛等人上书: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意思是大宋朝开国以来也有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一点积蓄也没有,家底是空的。

钱哪去了?养官,养兵,买和平。赵家人为了维护皇权稳定,能用银子摆平的事,绝不动武或滥用权力。

宋朝的皇权自赵匡胤开始,就是比较仁义克制的。从优待后周柴家,到杯酒释兵权,到基本不杀士大夫的官吏政策,都是仁义克制的表现,这跟朱元璋的做法恰好两反。整个中国王朝帝国中,大宋的官员们日子是最优越舒适的。

大宋的仁义之风同样表现在对外上,在边境争议中,不尚武,花钱了事。

如此的国策带来的结果是民富国穷,中央财政捉襟见肘。为了不至于政府“停摆”,新上任的神宗皇帝决意改革。

谁做操盘手?非王安石莫属。

国家改革,事关重大,务必兼思想、才能与意志于一身者方可当之。当时的能臣其实不少,欧阳修、富弼、司马光、韩琦、苏轼等,但他们往往都是只居其一,也就是才能没问题,问题是思想方面,也就是不想改革,唯独王安石兼具所有,是改革操盘手的不二人选。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文一流是公认的。政治才能也是毋庸置疑,21岁中进士,先后做了五任地方官,为官一方,政绩斐然。非常奇怪的是,王安石总是安心地做地方官,对于朝廷的赏识升迁一再拒绝。从古至今,绝大部分官吏都是钻营取巧、挖空心思去获得晋升,而王安石为何如此呢?

王安石的确不是一般人,意志力非常坚强,从不受外界干扰,总是遵循事理和内心办事。中国古代士大夫们都非常讲究仪表、谦谦君子之风,而王安石从来不修边幅,人称“囚首丧面”。从外到内,他都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人,从不做表面文章,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之所以一再拒绝朝廷调任升迁,是觉得时机不成熟,朝中能臣很多,他去了也未必能主政,不如不去,假使错过机会再也到不了中央怎么办?那他也认,就在基层踏踏实实地服务好地方百姓。事实上,王安石一直坚守地方二十余年,功名利禄面前表现出一种不为风吹草动、安如泰山的大气象。

王安石不急,有人急,那就是新上任的宋神宗。宋神宗看着空空的国库,忧心如焚,年轻的宋神宗可没有宋仁宗那么有耐心,上任第二年便软硬兼施把王安石从江宁知府任上弄到京师,次年初便升为副相开始变法,年底,正式拜相,统揽朝政。

王安石终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握大权开始实行自己的理想抱负。集一流的文学才能、一流的政治才能和泰山压顶而不动心的意志力,同时改革的指导思想又是正确的,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改革最终却失败了呢?

一般的说法总是把责任归到改革的对立面,也就是保守派,说改革“动了保守派的奶酪、受到强烈抵制而失败”云云。而实际情况却是,不但以高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反对变法,其他非改革一派的官员几乎都反对,像苏东坡这样正直也颇具政治才能的大臣也反对变法,连宫里的太监、下层小吏也都反对,土豪乡绅自不必说,甚至老百姓也反对。

也就是说,除了改革派,全国上下都反对。事实上,改革的唯一得利者只有朝廷国库,其他都是受害者。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改革是个怎么回事。拿王安石变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改革“青苗法”来说吧。

中国是农耕社会,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农民需要钱买新种子等物资,但田间的收成又接不上,此时常常向同村的地主借钱,等收成后加上利息一并奉还。有着多年基层管理经验的王安石深知这块肥肉,现在手握改革大旗,便把这块肥肉纳入政府囊中。于是废除民间借贷,统一由政府来贷款、收息,这就是“青苗法”。这个做法就是今天的银行金融,禁止民间地下钱庄,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政府来说,无可厚非。但是,好的政策必须有配套的实施方案,王安石的实施方案有些过于猛烈,他把贷款形成指标下达给各级政府,这就容易变味了,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便开始“强贷”,不缺钱也必须向政府贷款,然后连本带息一起还。这就是明抢了!譬如今天,我们接到的骚扰电话很大一部分是问你要不要贷款,如果不是电话骚扰,而是实打实地上门强制把钱借给你,然后跟你收利息,大家会怎么看?

结果自然是地主和农民一齐抵制,反对的呼声很快传到了朝廷。面对潮水般反对的呼声,王安石怎么看?

以王安石之智,难道真的完全不相信反对的呼声中有实情存在吗?特别是司马光、苏轼这样的君子都成了反对派,要知道,这三人终其一生,亦敌亦友,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神宗皇帝这样评价他们三人:卿等皆君子也。

王安石一定知道这些呼声是实情,但即便是实情也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王安石就是一个彻底的国家主义者,其改革的目的就是为国家财政捞钱,就是要把财力全部集中到政府手中。他对商鞅极为推崇,曾写诗歌颂。这样就不难理解了,王安石改革的目的就是强国,他希望通过铁腕变法来改变“民富国弱”的局面,至少要“国进”,至于“民进”还是“民退”,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诚可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幸亏神宗早逝,掌权的高太后及时废止了变法,不然,以王安石“拗相公”的性格非把人民逼上绝路不可,那时,大宋可能等不到金人,国内早就烽火连天了,因为官逼民反,民不聊生时也只有铤而走险了。

王安石的理财意识是超前的,但生财无道。现代的“双赢”理论是一个十分智慧的理论,只有双赢的事情才能长久,任何在一方失去的基础上的单方面获得都不会长久,包括商鞅变法,虽然短期内由秦始皇发展到了顶峰,然而二世而亡,真理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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