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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下过三次汉口。 第一次来那年，我十五岁。一天下班后，正在寝室休息，听得秀琴大伯急切的声音传来：小陈，快出来，你奶奶来了。我一惊，从床上弹起来。怎么会呢？老人家大字不识，从没出过远门，还晕车。 随秀琴大伯跑到门外，真是奶奶来了。满脸倦色，背着家乡特产，手里攥着用来问路的信封，旁边还站着姨爹。 姨爹和奶奶一样，也是六十多岁的乡下老人，问他们怎么来的？奶奶说，你爷爷不放心，天天催我来看看。正好姨爹想来汉正街批发些雨鞋雨衣回去卖，就结着伴儿来了。不会路，鼻子底下就是路。 把姨爹安排在附近招待所住下后，我带着奶奶去找父亲。刚走到公共汽车站，车正好来了。人小不懂事，没想到护着老人先上，而是自己捷足先登。还没等站稳回身，车已发动，而奶奶还未上车。 我吓傻了，本能地对着司机连喊了几声：奶奶还没上来，奶奶还没上来。车下，奶奶焦急地跺脚拍门，满脸绝望的愁容，说着周围人听不懂的家乡话。 司机没有开门，故自而去。着急的我在车上边抹眼泪边踮起脚尖从后窗张望。暮色渲染悲歌，奶奶夹着包袱，一路小跑着追赶汽车，手不停招着。 一站路，两三分钟。那天，好似过了几年。我不停地胡思乱想：奶奶丢了，再也找不到。奶奶急出病，晕倒在路上。越想越急，越急越怕，好像灾难真的来临般痛苦万分。 所幸洪山站前面是付家坡，两站之间是一段直路。车一停下，跳下去往回跑，远远看见奶奶，大声喊她。等我们互相拉着手时，哭了。委屈。心酸。绝处。逢生。 过后，庆幸地想，幸亏不是奶奶先上。倘若我被留在车下，而奶奶不知道怎么下车和我汇合，后果将更可怕。 几年后，奶奶再下汉口时，我已经成家，住单位的平房宿舍。房子临近菜场，奶奶认识了炸麻花的同乡大妈。闲了，她去找大妈玩，听乡音，聊乡情。我下班回家，不见人，也就以为在大妈那里。 一个星期天，奶奶早早出了门。中午，没见回来吃饭。找到大妈那里，大妈说早晨来过，随后走了。这下慌了神。围着菜场找了几圈，没见到奶奶。向路人比划着问，有人说，看见一位老人手里攥着手帕，往西边走了。 奶奶眼睛见不得风，常年手帕不离身。往西边走了？那可是和家相反的方向，心一下揪得更紧。去派出所报案，不到二十四小时，暂不受理。只能留下电话，等消息。 奶奶没来几天，我的地址老人家断是说不清楚。一口乡音，就算说的清老家所在地，别人也未必能明白。何况她还胆小，不一定会主动着人问路。 天黑了，方圆几里的大街小巷寻遍，也没有一星半点儿消息。大家拖着被极度恐惧极度劳累浸染着的身躯回家，想着挨过漫漫长夜，等明日再说。 那晚，我一夜没合眼，想着奶奶走失后的种种可能，心害怕得无处安放。抖抖缩缩，如得了风寒一般。就好像，自己已失去了奶奶。 挨到天亮，正当大家愁眉苦脸准备出门寻找之时，电话铃响了，是派出所打来的。奶奶找到了。她被人送进了离家很远的派出所，一切安好。 一见到孙儿们，奶奶拿出手帕不停擦眼泪。我们紧紧拉着她，仿佛隔过三秋。一二十个小时，虽说有警察安置。但心里的煎熬，可想而知，又是一场绝处逢生的痛并喜悦着。 奶奶最后一次下汉口时已76岁高龄。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写了一张纸条，留着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放在奶奶的贴身衣服口袋里。 这次来，奶奶不走远，只跟院子里的老人们聊聊天。她们各自说着各自的方言，彼此之间听不懂，但并不妨碍交流。细听，全是所答非所问。大家都在说，其实是自说自话。 她们情同姐妹，偶尔走出去，手拉着手。身体好的，照顾弱的。年纪轻的，照顾老的。 那天，正忙着家务，听得一位老人喊：小陈，快些来，奶奶的头破了。我忙不迭地出门看，奶奶的头上缠着白纱布，身子哆嗦，眼里噙着泪，委屈地看着我。 老人们说，她们几个人贴着墙根走得好好的，突然，一辆自行车从路中冲到边上，奶奶站立不稳，后脑着地，鲜血直流。 骑车女子是旁边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有路人认识她，谴责她赶紧送奶奶去医院缝合了伤口。 缝了几针的奶奶，苍老了一大截。在床上躺了两天，没见那撞人女子上门来过问，只得带着奶奶找到医院。医院里有我的一位医生朋友，他悄悄说，女子有精神病，谁都不敢惹，找也没用。 过了些天，奶奶养好伤，含着委屈走了。这次回去，奶奶再没下过汉口。 我在奶奶身边长大，感情极深。明明知道她三下汉口，发生的不仅仅只是这令人伤心的三件事。但就是要如此，常常念叨，心里弥漫起伤感和谴责。 生命里，我们太爱的人，想起他们来，头脑涌现的大多是遗憾、错失和忽略。似乎只有痛着，才是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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