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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小编微信号zggjls01，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历经了两千余年的漫漫历程。 法律文化是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华法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虽然是封建统治的工具，但其中也蕴含着许多积极、进步的法律思想观念，如“明德慎罚、为政以德、宽猛相济、德主刑辅、罪止其身、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等等，有些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在这些说法之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经常被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重视平等观念的例证。但是如果仔细探究一下，这句话无论从理论基础、观念、实证和历史上都站不住脚，是从未实现过的美好幻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出现的比较晚，是在《野叟曝言》第六七回:“众人都道说那里话，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是因奸杀命的事，既犯到官，还有活命的吗”？《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1707-1787），是清代乾隆年间人，是一个久试不第的落魄文人，据考证，该书为其晚年所作。这样满打满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出现也就距今两百多年的时间。
有人可能会说，虽然这句话出现得晚，但与这句话意思差不多的句子出现得早。查了一下资料，注明这句话的另一出处是《史记·商君列传》，征引的是商鞅变法的故事：于是太子犯法。卫（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诚，黥其师公孙贾。大意是说，（秦国）太子触犯了（商鞅）制定的法律，商鞅说：“法律之所以不能贯彻执行，是因为居高位的人犯法（不受惩治）”，商鞅“将法太子”，注意是“将要”依照法律处罚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可施加刑罚，于是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施加了刑罚。这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例证吗？这分明是王子犯法、师傅受罚！真是绝妙的讽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理论、观念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法律观念、法律制度。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之前，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确实有过一定条件下“执法平等”的理论构想，如《商君书·赏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于士大夫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后来的韩非子也有“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和“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观点。“刑无等级”颇有点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但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法家的理论被认为是“刻薄寡恩”，不如儒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仁政”思想宽厚。法律思想、理论、制度的主流从“法治”转化为“礼治”。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精神内涵的“礼治”思想，其核心要义是按照不同的社会等级来确定相应的法律地位，不能越界过线，法的公平性要服从于礼的等差性。西晋制定《泰始律》首次将礼制中的“服制”引入法律，确立了“准五服以制罪”的法律原则，使法律成为“峻礼教之防”的工具，对后世影响深远。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亲属关系远近及尊卑，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越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即血缘关系疏远者，以尊犯卑，处刑相对加重；以卑犯尊，相对减轻。举例来说，如果古代张三持刀伤了李四的父亲，根据伤势轻重要处以罚金、杖刑，最多流放，但不至于死，但要是持刀伤了自己父亲，不论伤势如何，一律处以绞刑。“准五服以制罪”以法律形式将礼制中的亲疏、远近原则提高到法律的平等原则之上。因此，要求因于礼的立法去讲求平等，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是中国古代实现不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论根源。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来讲，是以宗法关系为维系纽带的特权法，贵族、官员等享有庶民（普通人）无法享有的合法的“法律特权”。《礼记》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这种法律特权的集中体现。“礼不下庶人”姑且不论。“刑不上大夫”，意思是说“刑”的处罚对象主要是大夫等级以下，即便是大夫以上的贵族触犯了法律，必须要受到法律惩罚，也有很多庶人享受不到的优待。如《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中有“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的规定，意思是王的同族处死刑不能公开执行，一般是“有赐死而亡戮辱”（《汉书·贾谊传》）。《礼记·文王世子》中有“公族无宫刑”的规定，犯了罪的贵族不使用带有侮辱性的“宫刑”。《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中有“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即贵族及其配偶即使遇上诉讼也不用亲自出庭应诉。早期，这些规定都比较零散，不成体系，后来随着法律的健全完善，贵族、官员享有的特权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主要有请、减、赎、免、官当、八议、丹书铁券等制度规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八议、官当、丹书铁券。如果说“准五服以制罪”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法特征,那么“八议”“官当”“丹书铁券”等则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权法的性质。何为“八议”？“八议”是指封建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依法享有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制度，具体包括：一议亲，指皇亲国戚；二议故，指皇帝的亲密故旧；三议贤,指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人，如其言行可供人效仿的贤人君子；四议能，指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的人；五议功，指为朝廷建立过卓著功勋的人；六议贵，指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以及有一定等级爵位的人；七议勤，指为朝廷勤劳服务的人,如日夜操劳、恪守职责的将军；八议宾，指享受国宾待遇的前朝国君的后裔。上述八种特殊人物犯罪，司法官员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将其犯罪情况和特殊身份报到朝廷，由负责官员集体审议，提出意见，报请皇帝裁决，给予宽宥处理。除犯“十恶”之罪外，一般情况下死刑均能免除，流罪及以下其他刑罚均可以降等处理。八议入律，始于曹魏的《新律》，魏律把原有的一些保护贵族、官僚的特权法系统化、条理化，明确归纳为八条，定名为“八议”，正式列入法典中。自此之后，晋律、北朝律、隋律、唐律，明律、清律均沿袭了“八议”的基本内容，成为封建时代持续时间最长的特权法制度规定。 “八议”中，“议亲”居首。东晋成帝时，卢陵太守羊聃脾气暴戾，为非作歹，滥施刑杀。在简良案中，他徇私枉法，冤杀无辜人员达 180 人之多。有官员向成帝上奏，称其罪当处死，但由于景献帝皇后是羊聃的祖姑，按“议亲”的规定，免于一死。再拿距离现在最近的清代的例子来说，清代的皇亲国戚按照亲疏远近分为宗室（黄带子）和觉罗（红带子）两大类。清朝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所生的后裔直系子孙称宗室，腰间外衣系金黄色带子为标志，故俗称宗室为黄带子。努尔哈赤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称为觉罗，腰间外衣系红色带为标志，故俗称觉罗为红带子。清代律法规定，涉及宗室、觉罗的民刑事案件，户部、刑部必须会同宗人府进行审判；宗室、觉罗犯罪也不纳入一般监狱，而是圈禁在宗人府空房。“官当”就是以官阶来折抵部分或全部刑罚的制度，也就是说，有罪的官员可以“依法”用他们担任的官职作为交换条件，逃避或者减轻法律对他们的处罚。“官当”作为一种制度最先出现在晋律当中，晋律规定免除官职可以折抵三年的徒刑。此后南朝时的《陈律》正式出现了“官当”之名，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意思就是说官员如果被判五年或四年刑，可以用官阶折抵两年，其余的刑期还得服满；如果被判三年，就以用官阶抵当两年，余下的一年就可以用金钱来赎了。南北朝时期陈朝建宁郡有个县令程滔犯贪赃罪，本来被判处徒刑三年，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他以头上的乌纱抵掉了两年，又用金钱折抵了剩下的一年，这样就一天也不用服刑。《陈律》在规定以官抵罪时并没有区分官品的高下，后世的隋、唐、宋补了这疏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明清时君主专制空前膨胀，法律不再有“官当”的规定，但官贵们犯罪实际上仍能享有各种优待。
相比于八议和官当，丹书铁券（又俗称“免死金牌”）的门槛要高不少，一般仅在王朝开国初期颁发给开国元勋、功臣家族。丹书铁券首见于西汉，是皇室给功臣家族长期存在的保证书，并没有“免死”功能。到了南北朝时期，铁券的“免死”功能才开始出现。据《北史·李穆传》记载，北周初年，大将李穆在芒山之战中救了北周文帝宇文泰一命，宇文泰觉得无以为报，“特赐李穆铁券，恕以十死”，这是史书中较早的铁券可以免死的记载。现存最早的丹书铁券实物是唐昭宗颁赐给彭城郡王钱镠的，铁券上刻有333字，核心内容是这么几句，“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即赦免钱镠本人九次、子孙三次死罪，触犯了一般法律，相关部门不得追究。明代是颁发“丹书铁券”的高峰期，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后大封功臣，颁发了大量的丹书铁券。明代铁券与唐代相比有两大不同：其一是谋逆不赦，只宥其他死罪；其二是免死的次数趋少，且子孙不免死。丹书铁券是皇帝笼络功臣、向功臣示好的产物，是否能发挥效力，决定权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如果翻脸不认人，再多的丹书铁券也无济于事。朱元璋即位后大杀功臣，明初分封的公爵、侯爵、伯爵共有62人，大部分都被授予了丹书铁券，但这六十余位开国元勋中大部分被杀、被贬，只有8人勉强称得上善终。所谓丹书铁券甚至比不上废纸一张。尽管丹书铁券在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其宣称的效用，但是作为一种具有特权性质的制度安排，是对贵族、勋臣的特殊优待。1908年，灭亡前夕的清政府颁发了中国近代第一部以“宪法”为名的《钦定宪法大纲》，共24条，君上大权有14条，臣民权利和义务只有9条。《钦定宪法大纲》将君上大权独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臣民的权利只是作为附则，表现了清朝统治者重君权、轻民权的一贯性。在这样的宪法框架下，要想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无异于与虎谋皮、缘木求鱼。1912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国民国临时约法》，其中第5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有了明确、清晰的法律依据。民国时期的宪法、法律都继续重申、确认了这一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写入了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历经了两千余年的漫漫历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曾经遥不可及、不可能实现的法治梦想历经艰难曲折才得以实现。法律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学法、懂法、知法、守法是每个公民应该而且必须做到的，只有懂得法律才能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威严。[1] 曾宪义编著，《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2] 李贵连、李启成著，《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3] 《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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