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
孙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8月
精装，445页，定价：78.00元
ISBN: 9787108056153现今尊之为“文物”者，在古代，多数曾经是日常生活用品，以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若干重器和宝器，只不过是将这种属性加以强化和神化。从探讨文物固有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她们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的古史。倘使角度合宜，调焦得当，还能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特殊技艺的妙谛，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退的美的闪光。——孙机孙机，1929年生，山东青岛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获全国美协授予的“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奖。著有《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寻常的精致》《仰观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等。在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驸马萧绍矩腰间的佩物内有一枚玉柄银锥（图43-1）[1]。此锥有鎏金银鞘，锥鞘的式样与所佩的刀子之鞘基本一致（图43-2）。这把刀子大体仍沿袭唐制。在唐代，刀子不属于武器的范畴。《唐六典·武库令》条所记作为武器用的刀，只有仪刀、鄣刀、横刀、陌刀四种，不含刀子。唐代壁画上的人物佩带的刀子，或于鞘外附有洁手的帨巾，说明它的用途大约与近代蒙古族随身佩带的餐刀相近[2]。辽之刀子应不例外。此锥既与刀子配套，则亦应与饮宴有关，但一般饮食器中未闻用锥的。结合辽代情况考察，它应是在春季捺钵时特用的刺鹅锥。辽代皇帝四时出行，其行营名捺钵（契丹语nutuk-ba）。在捺钵地点除夏季主要是避暑外，另外三季各有专门的游猎活动：春季捕鹅雁，名春水；秋季射鹿，名秋山；冬季则破河冰钩鱼。《辽史·营卫志》记叙春季捺钵时的情况是：春捺钵曰鸭子河泺（在今吉林大安月亮泡）。......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有鹅之处举旗，探旗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这段文字把放海东青鹰擒天鹅的情况描写得有声有色，将刺鹅锥的用法也说得很清楚。不过辽帝春季捺钵的地点不止鸭子河泺一处，另外还有鸳鸯泺（在今内蒙古乌盟集宁市境内）、长泺（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及延芳淀等处。后者位于北京市通县漷县镇，久已淤填，辽时却是美丽的湖泊。《辽史·地理志·南京道·漷阴县》载：“延芳淀方数百（?十）里，春时鹅鹜所聚，夏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记事与《营卫志》差近。但两《志》为什么都强调要刺鹅助鹘呢?因为海东青的个头远比天鹅小，当天鹅拼死挣扎时，海东青在体力上不占优势；明·殷偕的《鹰击天鹅图》对此反映得很清楚（图43-3）。但佩锥者是否皆为侍御等人，驸马之流贵族仅在一旁观赏?不是的。《契丹国志》卷二三说：“宋真宗时，晁迥往（辽）贺生辰。还，言始至长泊，泊多野鹅鸭。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绕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国主皆佩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可见刺（或云杀）鹅锥连皇帝都佩带。获鹅，特别获头鹅是一件大事，赏赐很丰厚。《辽史·道宗纪》说：“大康五年（1079年）三月辛未，以宰相（张）仁杰获头鹅，加侍中。”宋·姜夔《白石诗集·契丹歌》中也有“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之句。因而在场的亲贵都会跃跃欲试，自然他们也都应佩带刺鹅锥。萧驸马佩带的是玉柄银锥，而像察哈尔右翼前旗豪欠营辽墓出土的玉柄铜锥，其佩带者的身分就要低一等了[3]。
再者，捺钵是否仅仅是一项游猎活动呢？也不然。上世纪40年代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考察的傅乐焕先生，在他的著名论文《辽代四时捺钵考》中说：“所谓捺钵者，初视之似仅为辽帝弋猎网钩，避暑消寒，暂时游幸之所，宜无足重视。然而夷考其实，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辽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之中心机构在此。凡辽代之北、南面建官，蕃、汉人分治，种种特制，考其本源，无不出于是。”[4]就现象而言，这样说并不算过分。但当时由于资料不足，傅文仅钩稽文献，而未能取证文物以使其论述更加充实。1930年，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瓦尔漫汗山之辽庆陵的东陵，即圣宗的永庆陵被军阀汤玉麟盗掘。后来日本人作了发掘，由于其考古报告发表较迟，傅文未及征引[5]。此墓中室壁画绘有《四季山水图》。东南壁所绘春景，丘壑间桃枝掩映，溪流潺湲，天鹅、凫鸭、鸳鸯等游栖于苇萑丛中，风光十分恬静，正是春季捺钵的处所（图43-4）。据《辽史》记载，辽圣宗因与宋构兵，常驻南京（今北京），故多次弋猎于延芳淀，其地他帝罕至。因此圣宗陵内所绘《春景图》中，容有延芳淀的影子。唯空山寂寂，渺无人迹；击鼓纵鹰，盛况不再。后来发掘的大量辽墓，在石棺画、壁画中出现过放牧、毡帐等场景，但以捺钵为题材的尚未见过，更不要说这方面的实物了。近年虽自传世玉器中识别出有关“春水”、“秋山”的制品，但时代只定到金代，与辽之捺钵尚有距离[6]。《天水冰山录》中登录过一件带鞘的“玉柄锥”，或亦为刺鹅锥，惜形制不明。上述出土的刺鹅锥，才真正是辽人捺钵中的用具，是可以被确认的、与这一重要史实直接有关的文物，宜应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2] 此种餐刀宋人称之为“篦刀子”,见《武林旧事》卷七。明初叶子奇追记元代的情况时说:“北人茶饭重开割。其所佩小篦刀,用镔铁、定铁造之,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见《草木子》卷三下。后来明代渐不用篦刀之名,只称作“刀儿”,见刘若愚《明宫史》水集。朝鲜则称此种刀为“妆刀”。[3] 这件玉柄铜锥首部尖圆,锥体略呈圭形,《简报》中称之为“刀形器”,它也和玉柄铜刀伴出。见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察右前旗豪欠营第六号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9 期。[4] 傅乐焕:《辽史丛考》页 37,中华书局,1984 年。[5] 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1953年。[6] 杨伯达:《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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