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高宗中后期 外部局势紧张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是武后参政的第十个年头，也是“二圣临朝”的第六个年头；同样是这一年在二圣临朝的统治之下，大唐国势渐渐走向了下坡路。 这一年，久旱不雨，大唐四十余州都出现了灾荒，就连高宗李治与武后都不得不率队前往东都逐食，甚至明令百姓也可自由逐食。 这一年，吐蕃趁大唐旱灾，攻陷西域十八州，大唐势力不得不撤出安西四镇；朝廷派薛仁贵出征吐蕃，但却接连遭遇了“乌海之败”与“大非川之败”，史称：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万就击之，唐兵大败，死伤略尽。 此役不仅令唐军“死伤略尽”，属国吐谷浑也遭沦陷——这是大唐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失败。 而在此后十余年，大唐边境也陷入了长时间的战争局面，国力消耗严重；兵役频繁，人民生活可谓是雪上加霜。 值此内忧外患之际，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国家需要一个稳定、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带领帝国走出泥潭。可问题是，此后十年间，一系列的迹象表明，高层领导之间关系紧张，并且直接将政局也推向了紧张的局面…… 二、唐高宗中后期 紧张的政局唐高宗中后期，确切的说是公元670年到680年这十年间，朝廷高层之间出现了多道裂痕： （一）两任太子与武后关系紧张 先说前一任太子李弘。《新唐书·孝敬皇帝（李弘）传》中就记载了太子李弘与武后的矛盾：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怫旨。 武后权力欲望强烈，但太子李弘却数次“怫旨”。具体“怫旨”的例子，《新唐书》中也略有记载。 比如废太子李忠被武后派人陷害致死，但深受儒家“孝悌”文化影响的太子李弘，却不忍心让废太子李忠暴尸于外，于是奏请将他收葬； 再比如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因为母亲是萧妃，被武后“幽掖廷，四十不嫁”，李弘看到之后，心有不忍，“建请下降。”请求让两位姐姐出嫁。 《新唐书》认为，太子李弘“由是失爱。”想想也是，武后压迫的人，李弘偏要救济，没有矛盾才怪。当然这些矛盾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后面会分析到。 再说继任太子李贤，他与武后的矛盾就更加公开化了。武后所宠信的术士明崇俨曾公开对武后说：“太子（李贤）不堪承继，英王（李显）貌似太宗皇帝。” 问题不仅仅在于明崇俨的这句话上，问题更在于明崇俨说了这句略带挑拨的话之后，并没有遭到处罚，这就很值得玩味了。而在此之后，武后又命令“北门学士”撰写《少阳正范》以及《孝子传》赐给太子，并数次写信责备李贤。——这对李贤的刺激应该是相当之大的。 更大的矛盾还在后头。调露元年（679年）明崇俨被人暗杀了，时人都认为是太子李贤所为。一年后，武后以太子李贤“近声色”而发难，最终认定李贤谋逆，并将其贬为庶人。——这说明，太子李贤与武后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 （二）宰相团与武后关系紧张 武后与宰相团的冲突也十分激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武后创造出了“北门学士”。 当武后的心腹宰相李勣、许敬宗先后衰老凋零之后，武后开始启用刘懿之、刘祎之、周思茂等资浅文学之士，号“北门学士。”按说以这些人当时的官位和职责，他们是不能参与政事的，但武后却以要他们入内编书为名，密令他们参与朝廷奏议。后来，“北门学士”便成了隐形的“权力新中枢”。 对此，《资治通鉴》看的通透：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北门学士”的目的就是分宰相之权，双方的矛盾也不言而喻。 当然，宰相团也对武后进行了反击。太子李弘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上元三年（676年），高宗李治的身体每况愈下，于是便想下诏让武后摄理国政。这一想法立刻遭到了宰相团的反对。 中书令兼太子宾客郝处俊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用词十分之刁钻。他是这么说的：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有私于后。 郝处俊是在劝李治将天下托付给子孙，不能托付给武后啊，而且他还指出，不这么做的话，就会“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那意思是说，你李治要当心天谴，酿成大祸。 此时另一宰相，新任同三品中书侍郎李义琰也附议，认为皇帝应该听从郝处俊的建议。见两位宰相都明确反对，李治才打消了让武后摄理国政的打算。可以说，宰相团直接阻止了武后的上升之路。 通过以上的总结，我们看到武后与太子之间，武后与宰相团之间关系异常紧张。而在紧张的表象之下，一定隐藏着某些深层次的矛盾。那这些矛盾是什么呢？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是我们重点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理解唐高宗晚年政局的关键。 三、原因之一：武后参政与太子提前监国 权力冲突由此产生一切都得从高宗李治的病情说起，在李治的《大帝遗诏》中，他曾经记述过自己的病情，叫做“久婴风瘵，疾与年侵。”所谓“瘵”，一般指的是肺病。而正是他身上的这种病，给身边人创造了机会： （一）武后得以参政 李治第一次犯病，获益的是守在他身边的武后。 显庆五年（660年），李治从武后家乡并州回到东都的四个月后，突然“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由于此时太子李弘年龄太小，不堪托付，于是李治决定百官奏事，“使皇后决之”。此时 ，宰相团中，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皆为武后的心腹，武后也因此威望日隆。这段时间，史书上称之为：委以政事，（武后）权与人主侔矣。 而在杀害上官仪之后，李治每次上朝，武后都垂帘于后，政事不分大小皆参与讨论，天下大权收归中宫，中外称李治、武后为“二圣”。咸亨五年（674年），武后更进一步，成为“天后”。 （二）太子得以提前监国 权力开始分化 李治生病，获益的还有太子。 显庆四年，八岁的太子李弘便开始了人生首次监国。翻阅史料，前前后后太子李弘以及李贤、李显监国次数高达11次。或许前几次监国，因为太子年龄太小，武后感受不到威胁，但随着太子年龄的增长，情况一定出现了变化。 那么太子李弘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首先一个关键词就是“仁”。《新唐书》中记载了李弘体恤百姓的事，比如灾荒之时，他会给百姓放粮等等。第二个关键词则是“诤”。李弘死后，李治亲自撰写了《孝敬皇帝睿德记》，在这篇文章里，李治说他的儿子李弘是个“诤子”：朕（李治）所恶者，（李弘）有片善而必扬；朕所好者，无纤维而不举。 由此可见，李弘是一个敢于诤谏的人。这种性格特质，自然会如史书中所说的那样，数次“怫旨”于武后了。 至于继任太子李贤的表现，则不逊于其兄李弘。李治曾降手敕表扬他：
“既尽于哀矜，务存于审查”，这说明李贤不仅能力强，而且为政很有自己的主见，如此表现，自然会与权力欲极强的武后产生摩擦，甚至关系紧张。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能看出来：李治生病，造成了武后参政与太子提前监国的局面。正所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如此一来，李治晚年朝局怎能不紧张？ 当然，这还只是第一对矛盾，殊不知，同时间第二对矛盾也显现了出来。 四、原因之二：宰相团的收权与武后的分权 权力冲突扩大（一）宰相团的收权 李勣和许敬宗先后死去，逐渐让武后对宰相团失去了控制，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宰相团开始倒向了太子一边。 依照制度，太子监国理政之时，由东宫一府二坊的重要宫僚来辅佐。而李弘监国之时，东宫宫僚多由宰相兼任，宰相们既有从政经验，又各有背景，与武后无太多联系，自然不受武后控制。 更严重的是，太子监国期间，这些宰相团的权力似乎又有所增加。咸亨元年（770年），太子李弘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他上书说自己“风虚更积”，于是高宗李治下旨不许他重劳，令其修养。 就这样，太子监国之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局面，《旧唐书·孝敬皇帝传》是这样描述的：戴至德、张文瓘兼左庶子（太子属官）……太子多病，庶政皆决于至德等。 这意思是说，由于太子多病，太子代行的君权又交给了戴至德、张文瓘、李敬玄、刘仁轨等宰相团，由他们处理政务。这些宰相备受皇帝和太子信任，并且他们也多为守正之人，效忠的是李治和代行君权的太子。 而当前任太子李弘死后，这种局面依然没有改变，戴至德、张文瓘等宰相依然兼任太子宫僚，继续掌握朝政大权。 可以想象，这种局面下，武后的内心该有多焦虑了。 （二）武后的分权 武后虽然以“二圣”身份临朝多年，但需要指出的是，她参政的权力必须依靠夫君李治来行使，如果李治生病不朝，她不能单独临朝听政。当太子监国之时，当权力下放到宰相团之时，武后自然无法跳到前台与对手展开权力争夺。 那面对着权力的焦虑，武后该怎么办呢？没错，她创造了“北门学士”，利用他们冲到前台，以分相权，进而形成了新的权力集团。这些小动作，自然让宰相团感到紧张，于是才有了上元三年（676年）宰相团反对李治令武后摄理国政。双方你来我往，至此，矛盾已经公开化了。 综合以上内容，我们看到，太子和他的宫僚兼宰相团，与武后和她的北门学士之间，已经处于权力竞争状态，多方的权力竞争让政局出现了紧张局面。 五、根本原因：皇权下放与分割的必然结果好了，至此我们终于弄明白了唐高宗李治晚年政局紧张是怎么形成的了。简单来说，首先是两任太子与武后之间存在着权力竞争；其次，宰相团与武后之间也存在着权力竞争。竞争之下，各方都产生了权力焦虑，权力焦虑又演变成了权力争夺。 然而分析到这里，还是不够的，有必要追问一句：唐高宗晚年政局，为什么会形成权力竞争的局面？ 没错，李治是脱不开干系的，或者说是，李治代表的皇权是脱不开干系的，尽管这一切看起来并不是故意为之。 我们看到，李治在生病之后，进行了一定的皇权下放：首先他让武后参政，然后他又让太子提前监国；而太子监国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意外，因为太子李弘身体不好，所以太子代行的皇权，一定程度上下放给了宰相团。 看到了吧，在皇权下放的过程中，代行皇权的机构有：中宫、太子府、宰相团。代行皇权者过多，就会让皇权出现分割，而皇权一旦出现分割，就会出现权力的竞争，进而使政局走向紧张。 这才是唐高宗晚年政局紧张的根本原因。 不过，紧张的政局终于还是出现了变化。大唐调露二年（680年），武后认定太子李贤犯了谋逆之罪，将其贬为庶人，不敢轻易挑战武后权威的李显成为了下一任太子。而就在三年后，高宗李治驾崩，一个崭新的局面出现在了武后面前…… 参考资料：《旧唐书》 《新唐书》 《资治通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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