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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班诺洼和考山考作为泰国两处重要的史前遗址，在东南亚史前考古和史前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两处遗址虽然文化类型和文化内涵不同，但从出土材料看，都表现出与古代中国有一定的联系和交流。因此，通过对它们的实地考察，不仅更直观地了解了泰国及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和史前文化，而且大大丰富并深化了我们对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以及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等问题的认识。班诺洼与考山考是近年来泰国境内发掘的两处重要史前遗址（图一），从文化内涵看，分别代表了东南亚地区两种不同类型的史前文化模式—内陆以农业定居为主的文化和沿海工商业港口文化。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均取得丰硕成果，并在东南亚史前考古及史前史研究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19年3月，我们在泰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实地考察了包括班诺洼与考山考在内的多处史前遗址。尽管时间有限，考察过程较为仓促，但由此还是对泰国史前考古特别是其取得的新进展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在多个考察对象中，班诺洼与考山考这两处遗址令我们印象尤为深刻，其丰富的埋藏和堆积不仅加深了我们对泰国史前文化的了解，而且遗址蕴含的许多重要信息对我们研究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以及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学术课题，也颇具资料价值和启示意义。这里将两处遗址及其考察情况做一介绍，进而就它们与古代中国的联系谈一些初步认识和看法，希望对相关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泰国地处中南半岛中南部，源自中国青藏高原的湄公河（中国境内称“澜沧江”）蜿蜒向南由泰国东北边境流过。在泰国东北部的湄公河流域，分布着许多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史前遗址，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位于乌隆府的班清（Ban Chiang）遗址。数十年来，对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史前考古而言，班清遗址及其代表的“班清文化”一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在不少中国学者眼中，更是将班清视为泰国史前文化的符号。20世纪60-70年代，班清遗址曾进行过多次发掘，参与者除了泰国官员和学者外，主要是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切斯特·戈尔曼（Chester Gorman）等人。班清的发掘，一度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根据放射性碳素测年结果，遗址中随葬青铜器的早期墓葬的年代可至公元前3000年甚至更早。据此并结合之前农诺他（Non Nok Tha）等遗址的发现，有人提出泰国东北部是世界早期冶金中心之一，甚至认为人类青铜时代首先是从东南亚开始的，中国青铜文明的产生亦受到了东南亚的影响。不过，对这些看法的争议也很大，原因在于班清的发掘资料和测年数据均存在一定的混乱，导致其断代一直饱受质疑。后来，戈尔曼的学生乔伊斯·怀特（Joyce C.White）对班清遗址的编年进行了修正，进而通过对比分析，又提出东南亚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2000年，其技术可能源于北方“欧亚森林—草原冶金区”，是公元前3千纪末塞伊玛—图宾诺冶金术向南扩张经中国西北和西南传入的。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班清等遗址的断代较实际偏早，东南亚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要晚于公元前2000年，而且技术上也另有他源。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主持发掘泰国班诺洼（Ban Non Wat）遗址的新西兰考古学家查尔斯·海厄姆（Charles Higham）。班诺洼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当地语言中“Ban”即“村”的意思），位于泰国东北部的呵叻府，东北距班清遗址约280公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探索吴哥文明的起源，海厄姆等人与泰国学者一道，在呵叻高原调查并发掘了多处史前遗址。这些遗址大多带有环壕，最初一般认为属铁器时代，但后来发现有不少实际可早到青铜时代甚至新石器时代。班诺洼即是其中之一。据介绍，班诺洼遗址的发掘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和偶然性。在此之前，发掘者原本计划继续发掘附近不远处的农武洛（Noen U-Loke）遗址，但因未能满足当地村民的条件而被迫放弃。然而出乎很多人预料的是，作为临时替代发掘的班诺洼遗址，其文化堆积却更为丰厚，保存状况也好于周围很多遗址，因此发掘取得了巨大收获。
我们到访时，遗址发掘现场早已回填，其上现建有一小型博物馆，以大量图片、文字以及部分复制的遗迹和遗物，向参观者展示遗址概况及发掘经过和收获。作为一处史前环壕遗址，班诺洼的周围现仍隐约可见大致呈圆形的壕沟及堤坝痕迹，周长超过1000米。环壕内的遗址地势较高，中部最高处现高出周围约4-5米（图二）。2002-2007年，班诺洼遗址先后进行了7次发掘。发掘分三个区域，重点位于遗址中部，揭露面积总计逾900平方米，远远超过东南亚其他史前遗址的发掘规模。发掘清理出包括600余座墓葬在内的一大批遗迹，并出土陶器、铜器、铁器、贝器、玉石器等各类遗物20000余件。遗址堆积较厚的地方超过3米，从最初的狩猎采集文化阶段至新石器时代，再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前后跨度约2000年。其中，青铜时代从公元前11世纪后期开始，至公元前5世纪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后者又一直延续至公元5世纪。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均以墓葬为主，前者可分六期，后者可分三期，大多为长方形土坑墓，另外还有一些儿童瓮棺葬。下葬时被葬者一般被包裹在织物之中，部分墓坑中发现了木棺等葬具痕迹。人骨保存状况总体尚好，多仰身直肢（图三）。随葬品均以陶器为主，并常见各种材质的装饰品以及铜、铁等金属工具和兵器，部分墓中还随葬铸造铜器的陶范和石范。所出陶器大多为红褐陶，其中青铜时代多见釜、豆、钵、壶等器类，部分施彩绘（图四）；铁器时代则以釜、钵居多，且器形也发生了变化。装饰品多见镯、耳环、串珠等，材质有贝壳、玉石、青铜等。金属工具和兵器主要有铜斧、铜凿、铜锥、铜镞以及铁锄、铁镰、铁凿、铁矛和铁镞等，另有3件铜骹铁矛（图五）。此外，很多墓中还发现猪骨以及牛、鸡、鱼、贝类和鸟蛋等动物遗存，有的置于陶器之中，应是作为食物随葬的。
通过班诺洼遗址的发掘，人们对泰国东北部特别是呵叻高原的史前社会图景有了全新的认识。不仅如此，由于该遗址文化堆积厚，年代跨度大，且地层关系比较清晰，测年和分期断代的方法也相对科学，它的编年还为整个东南亚史前考古提供了一个目前最为可靠的年代标尺。正是根据班诺洼遗址的发掘资料及断代研究，海厄姆推断东南亚的青铜时代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并进一步肯定其之前的看法，即东南亚早期青铜器的源头可追溯至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青铜文化，后者由中原和长江流域向南传播，经岭南影响至东南亚。
班诺洼遗址所在的呵叻高原地处湄公河最大的支流—蒙河上游，向西可进入湄南河流经的泰国中央平原，向东沿蒙河前行可连接湄公河干流，向南则可抵达柬埔寨西北部即洞里萨河的上游。从考古发现看，早在史前时期，这里便与外部特别是东南亚的很多地方有了较密切的往来和联系。令我们关注的是，班诺洼等遗址出土的一些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器物或文化因素，如有领镯、串式镯和陶范铸造技术等，很可能与中国的古文化有联系。这对考察古代中国与史前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及相互往来，实属难得。有领镯又称“T”形环，以前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也常见出土，一般认为源自中国。但对于陶范铸造技术和串式镯，特别是它们与中国的关系，过去则少有注意和讨论。
上面提到，国际学术界在东南亚青铜器起源问题上的分歧不只是年代，还包括青铜技术的来源。我们认为，从现有发现看，东南亚的早期青铜技术很可能并非只有单一来源，无论是怀特还是海厄姆，其看法实际都不无道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中国商周青铜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除海厄姆本人及有关学者的研究外，班诺洼等遗址出土的铸铜陶范实际上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证据或线索。大量考古材料显示，从欧亚草原到中国的边远地区，包括西南和华南，古代铜器制作长期以石范铸造为主。而在中原地区，自二里头时期开始出现陶范后，陶范铸造很快取代石范铸造并迅猛发展，成为商周及其后占统治地位的青铜铸造方法。所以，石范和陶范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材质的不同，实际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铸造技术传统。在东南亚史前遗址中，常见的依然是石范，但陶范也有所发现，主要出自泰国、越南以及菲律宾等地。班诺洼是出土陶范较为集中的一个遗址，所出400余件铸范及残块大部分都为陶范，石范很少。这些陶范主要用于铸造斧、镯等小型铜器（图六），根据遗址分期和断代，其在当地的出现不晚于公元前8世纪。因此，如果说东南亚早期石范技术来源于北方草原，其陶范技术的源头则明显指向中国内陆。从诸多考古发现看，商周时期中原文化曾不断向南方辐射和扩散，晚商阶段已有不少中原文化因素如牙璋、有领镯等传播到了东南亚。在此背景下，中原地区的陶范铸造技术通过某些途径进入泰国以及东南亚其他地方，应不足为怪。
在班诺洼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中，经常见到被葬者手臂上佩戴成串的镯，早期主要为贝壳制作（参见图三、图八：3、4），后来逐渐为青铜所替代。成串佩戴的镯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也有发现，但总体而言，出土地点主要集中于泰国东北部尤其是班诺洼所在的呵叻高原一带，表明是这一地区史前较为流行的人体装饰（图七：1-3）。为便于表述，我们称这些镯为“串式镯”，其实际是由多个单体环状镯组成，使用时成串戴于手臂上，也有少数佩戴于脚踝处，但多出自儿童墓。无独有偶，在战国秦汉时期分布于我国云贵高原的“西南夷”的墓葬中，亦常有类似的串式镯的发现，形态和佩戴方式与班诺洼等遗址所出极为相似。西南夷地区与东南亚毗邻，又有多条大河沟通，所以两地间很早就有了交流和联系。从刊布的资料看，西南夷墓葬中的串式镯出土时一般也都佩戴于手臂上，大多为青铜镯。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古滇国王族或贵族墓葬中，还发现少量串式金镯。串式青铜镯的个体以细条环状的居多，佩戴时往往多达数十圈，无论是镯的单体形制还是整体装饰效果，与班诺洼及其附近遗址所出的几乎一致。串式细条环状青铜镯在滇东高原尤为多见，在云南陆良（图七：6）、泸西、师宗（图七：4、5）等地都有较多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师宗大园子墓地出土的此类青铜镯有时会与有领玉镯搭配使用，即在串式青铜镯的前端同时佩戴一件有领玉镯（图八：1、2）。这样的搭配使用方式同样见于班诺洼，只是后者的串式镯和有领镯分别为贝壳和大理石制成（图八：3、4）。由此基本可以断定，班诺洼与西南夷的串式镯之间存在着联系。从年代看，班诺洼的串式镯出现较早，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就已盛行，只是多为贝壳制成。因此，作为镯的一种类型或佩戴方式，串式镯很可能是泰国东北部尤其是呵叻高原一带向外传播，后来进一步发展并影响到云贵高原等地的。此类装饰习俗的传播，很可能与不同族群的直接接触有关，或者这些族群之间本来就有某种较为亲近的关系。
泰国东南临泰国湾，西南濒安达曼海，南部延伸至马来半岛的狭长地带正好夹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泰国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是海上交通和贸易中居有重要地位。从考古发现看，泰国有不少地方很早就受到来自东、西不同方向的域外文化的影响。如早年由英国考古学家伊恩·格洛弗（Ian C.Glover）与泰国学者合作发掘的位于泰国中部偏西的班东达潘（Ban Don Ta Phet）遗址，便出土了很多产自或源于印度的珠饰以及青铜器等遗物，同时也发现盛行于越南沿海地区沙萤文化的软玉双头兽形饰。班东达潘遗址属早期铁器时代，放射性碳素测年数据多为公元前4世纪。该遗址及其附近所见的大量外来器物或文化因素，反映了当时该地区与外部频繁交流的景况。但在泰国，更能体现史前时期远距离特别是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遗址主要分布于南部沿海地区，尤以马来半岛上的克拉地峡最为集中。克拉地峡是马来半岛上最窄的地方，东西宽仅50余公里。从陆路（可能也会利用一些河道）穿越克拉地峡，是古代沟通南中国海与印度洋的一个重要交通方式。正因如此，在地峡及其附近发现了许多与海上交通及贸易有关的史前遗址。这些遗址不仅出土大量印度风格以及其他西来的文化遗物，有的还发现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器物。我们此次考察的考山考（Khao Sam Kaeo）遗址就是其中较为重要也是为数不多的经过考古发掘的一处。该遗址位于泰国春蓬府境内的塔塔法河（ThaTaphao River）东岸，现距克拉地峡东侧海岸约5.5公里。塔塔法河由北向南流淌，在遗址东南约11公里处注入泰国湾。在当地语言中，Khao为山，Sam表示三，Kaeo则是宝石的意思。早在20世纪70年代，附近村民就开始在考山考挖掘珠宝等文物。考山考名称的由来，或与此有关。2005-2009年，法国科学院的贝伦妮丝·贝丽娜（Bérénice Bellina）与泰国艺术大学合作，对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
该遗址面积约50多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4个南北相邻的小山丘上。小山丘海拔约三四十米，顶部较平（图九）。据陪同我们考察的泰方人员介绍，因树木和农作物密集，加上村民阻挠，发掘时未能进行大面积的揭露，而只是开掘了若干很小且十分分散的探方或探沟。尽管如此，发掘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收获，结合从村民和文物收藏者那里搜集的信息，基本弄清了遗址的面貌、年代和性质。这是一个被发掘者称为南中国海地区最早的国际性工商业港口城市遗址，兴盛期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约当于中国的战国秦汉时期。发掘的遗迹主要包括由土和砾石构筑的墙或堤坝，以及壕沟、排水沟、房基、活动面、道路、水井等。墓葬仅见一座儿童瓮棺葬，但根据出土遗物的种类判断，应当还有其他墓葬。由于发现了大量炉渣、木炭、坩埚、铸范以及很多器物废料和原材料，可知当时遗址内聚集了众多的手工业作坊，生产的门类主要有制铁、铸铜、玉石加工以及玻璃、玛瑙、玉髓等各种珠饰的制作。从技术和产品风格看，有些作坊中可能还使用来自印度等地的工匠。这些手工业，显然主要是为海外贸易服务的，属于典型的外贸型经济。
除上述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遗物外，遗址还出土陶器、金器、铜器、铁器、玉石器以及各种材质的珠饰等遗物，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因盗掘而流落到当地村民以及文物收藏者手中。这些器物既有本地生产的，也有从外部输入的。金器主要是一些小件饰物（图一〇：2），包括各种珠子，推测多从印度或中亚而来。铜器中有较多带有印度风格的高锡容器，还有来自越南北部或中国西南的黑格尔Ⅰ型铜鼓（图一一），以及中国的汉式铜镜和印章等。铁器以工具和兵器为主，一般采用东南亚传统的锻造技术制作。玉器常见耳玦等饰物（图一〇：6），虽多为当地制作，但形制特征与越南、菲律宾以及中国台湾等地所出的同类器很相近，且根据分析，玉料很可能来源于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石制品有工具、印章等，部分印章刻有印度婆罗米字体的铭文（图一〇：3-5）。玻璃（图一〇：7）和玛瑙、玉髓类（图一〇：2）的珠饰数量非常多，从造型及工艺技术看，印度特征十分突出。陶器多为碎片，数以万计，有本地陶器，也有从印度输入或采用印度工艺在当地烧制的轮制陶器和磨光黑陶器，还有流行于南中国海地区的沙萤—卡拉奈(Sa Huynh-Kalanay)风格的陶器（图一〇：1），而一些明显具有中国汉代特征的陶器在遗址中也有所发现。可以看出，伴随着人的移动，特别是发达的海洋贸易，在考山考的手工业产品被运往他处的同时，来自不同方向的异域文化因素或器物也不断向这里汇聚。对考山考及其附近遗址出土植物尤其是谷物遗存的研究，也证实了这里通过海洋贸易与外部有着密切的联系。
考山考遗址的考古发现，充实了东南亚特别是泰国的史前史，更为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与贸易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但对我们而言，关注的重点主要还是遗址中出土的中国器物。从年代看，这些中国器物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密切相关。具体说来，铜镜有2件，一件为星云纹镜（图一二：1），形制、纹饰与《中国铜镜图典》收录的一面出自四川成都的汉代星云纹镜基本相同；另一件为残片，素宽缘，缘内侧还残存少许斜线状栉齿纹（图一二：5），应当是四乳四虺纹镜、四乳铭文镜、四乳禽兽镜或连弧纹铭带镜一类的铜镜。这些铜镜在国内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印章为两枚一套子母印。子印瓦钮，印文093不详；母印龟钮，阳文篆书，似为“吕幼公印”（图一二：3）。从形制特征看，这套铜印的年代约在西汉晚期至东汉，主人应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越南北部，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汉式印章的发现尚属首次。汉式陶片共80余块，包括汉代岭南地区流行的印纹陶（图一二：8、9），以及可能产自江浙一带的釉陶和方格状席纹陶器，部分绿色或褐色釉陶片还带铺首状器耳（图一二：6、7）。此外，遗址出土的一件铜箭镞呈三棱锥形（图一二：2），为中国秦汉时期常见的形制，有可能也来自于中国。
除了考山考，在克拉地峡其他一些遗址中，也发现过中国的汉代遗物。如位于地峡东部的那空是贪玛叻府差旺县和素叻他尼府塔差纳县，就分别出土了西汉昭明连弧纹铜镜和类似于考山考遗址的中国汉式陶器残片。位于地峡西部的甲米府胡安卢帕德（Khuan Lukpad）遗址和拉廊府邦库农（Bang Kluay Nok）遗址，则分别出土了中国汉式陶器和铜镜残片。邦库农的铜镜残片可能是属于东汉时期的神兽镜，其上残留“王父西王”等汉字铭文（图一二：4）。另外，塔差纳县及地峡西岸的一些遗址还出土了可能产自广西的汉代玻璃杯残片。如此多的中国汉代器物出现在克拉地峡特别是其东、西两岸，必定不是偶然。或可认为，汉代中国通往印度等地的海上交通路线，很可能采取了穿越克拉地峡的方式。《汉书·地理志》中有一段著名的关于海上贸易的记载，谈到西汉时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航路及沿途的一些国家和地名，其中有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因两国间“步行可十余日”，正好与古代穿越克拉地峡的时间大致相当，故有学者推断它们的位置分别就在克拉地峡东、西两岸。该看法对错与否此处不论，但其注意到克拉地峡同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很有见地。对古代尤其是汉代以前的东西方海上交通而言，克拉地峡的作用就如同一些西方学者所形容的那样，是南中国海与孟加拉湾之间的一块踏脚石（Stepping Stone），穿越它可省去绕行马来半岛南端的数月航程。从考山考等遗址的考古发现看，这块踏脚石至少在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就被认识并加以利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其地位和作用变得愈加突出，成为汉帝国通往南亚等地的重要通道。考山考等遗址出土的部分汉式器物，如通常作为随身信物的印章，以及可能是航海过程中用于储存水和食物的陶器，可说明曾有汉代中国人甚至中国的船只到达过当地。如果这一判断符合史实，那么它揭示出的一段重要的历史是：两汉时期既有海外蕃客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同时也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大海，活跃于东南亚乃至印度等地。据上述《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时由黄门译长（属少府）掌管海上贸易，其与应募者一道组成使团出海贸易，最远曾到达印度东南部的黄支国。这种为皇室服务的官方海外贸易活动，在历史上延续很久。但从考古发现看，汉代的海上贸易，不仅有官方行为，而且应当还有很多和官方无关的民间商人参与其中。民间商人往往更富冒险精神，因此尽管不见于文献记载，但他们的足迹却可能覆盖更广。在到达考山考的中国人当中，或许就有怀揣梦想远涉重洋的汉代民间商人。一般情况下，陶器作为远洋贸易品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还是航海中用于储存水和食物的器皿，那么除了依靠“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外，或暗示还有中国的海船航行至考山考等地。汉代江浙风格陶器的出现，还说明当时可能有来自江浙沿海的商人和商船参与到远洋贸易中，毕竟这类陶器在岭南地区很少发现。应当指出的是，两汉时期的海上贸易虽有利可图，但风险也大，“剽杀人”“逢风波溺死”等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幸运者亦需“数年来还”。考山考发现的汉式印章按通常情况极有可能出自墓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意味着有客死他乡的中国人曾葬于当地。汉代是一个积极进取、充满开拓精神的时代，在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及穿行于其上的中国人身上，这一点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综观考山考等遗址出土的汉式器物还可以发现，在汉代海外贸易中，铜镜可能是黄金和丝绸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输出商品种类。从上述《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看，西汉时黄门译长出海贸易，主要“赍黄金，杂缯（丝绸）而往”，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这两类物品在海外考古中极少发现。目前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铜镜是出土较多的一类汉式器物，除克拉地峡外，越南东南沿海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等地均有发现，种类包括四乳四虺纹镜、连弧纹铭带镜、星云纹镜、博局纹镜、多乳禽兽纹镜、神兽镜和夔凤镜等（图一三），年代涵盖西汉中晚期至东汉。这些铜镜不仅数量多，而且有不少出自土著文化的墓葬中，或可说明多是作为贸易品出现在当地的。汉代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需求的扩大和技术的进步，铜镜铸造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门类之一，类型丰富、制作精美的铜镜产品不仅走入寻常百姓家，而且还通过贸易等途径流向域外。在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中国铜镜很可能被当作一种特色商品甚至奢侈品，于海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上述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外，关于东南亚史前考古和史前文化，以及如何看待并研究史前东南亚与古代中国的关系，此次考察还引发了我们的一些思考。东南亚与中国南方相邻，生态环境和古代民族成分也颇有相似之处，因此两地间很早就有较密切的往来和联系。就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而言，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交流，曾给双方文化的发展都带来了积极影响。然而，以往受材料等因素制约，国内学术界在讨论该问题时往往存在两个明显的局限：一是关注点多集中于这一时期中国南方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二是具体论及的区域、族群和文化都比较有限。关于第一点，毋庸置疑，从整个亚洲东南部的古代文明进程和历史发展看，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南方文化确实对东南亚产生过更大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显示，此时东南亚的文化也通过族群交往甚至族群迁徙等方式传播并影响至中国南方，特别是中国的西南地区，如本文所论之串式镯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这方面的材料还有不少，例如班诺洼青铜时代早期墓葬出土的呈倒置蕈状的铜斧（参见图五：1），相似者在其后即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青铜文化中也常能见到，彼此之间很可能存在源流关系。同时，从零散的文献记载看，战国至汉晋时期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民族关系及两地间的民族迁徙，亦呈现一种南来北往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所以，从考古学上观察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古代文化交流，今后更多地注意其相互性和双向性是必要的。关于第二点，不可否认，过去讨论较多的滇文化以及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彼此的联系也很密切，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国南方还是东南亚，自古都是多民族地区，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也相当突出，因此当时参与到两地间往来和联系的族群及文化应当还有很多。近些年来，不只是泰国，越南南部、柬埔寨、缅甸等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都在明显增多，像班诺洼这样与中国南方存在联系的遗址亦有不少。同样，在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除了滇之外，其他一些重要的族群如夜郎、哀牢、句町等，也都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而逐步显露出其神秘的文化面貌，并表现出与东南亚的密切联系。因此，对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关系，需要不断结合新资料，做更全面、更具体、更深入的考察。东南亚史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与中国南方的古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很早就受到了包括北方黄河流域在内的中国中原古文明的影响，其背景与商周或更早时期中原文化不断向南方扩展和传播是分不开的。关于东南亚发现的牙璋、有领镯等史前遗物，目前学界基本一致认为其源自中国，且源头可追溯至商周以前的黄河流域。类似的材料应当还有很多，只是国内学术界过去对此留意不够。具体来说，除了上文讨论的陶范铸造技术之外，诸如班诺洼等遗址发现的彩陶（参见图四）和儿童瓮棺葬，以及泰国西部和马来半岛一些史前遗址中出土的三足斝形陶器和豆形陶器（图一四）等，也都值得加以关注并深入研究。这些文化因素在黄河流域商周乃至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都能找到源头，并且中国南方也多有发现。对其传播方向及路线进行考察和研究，有助于认识新石器时代以来亚洲东部各地间的文化交流与人群迁徙，对于认识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形成和演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进入汉代，随着汉武帝将郡县制统治推进到中南半岛的东北部沿海，以及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兴起，中国开始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与东南亚展开接触与交流，彼此的联系也变得愈加密切。从考古学上看，一方面许多产自东南亚或经由东南亚输入的物品及文化因素不断抵达中国南部沿海，并继而向内陆传播；另一方面，中国的汉文化也大量进入东南亚，除了越南北部和东部沿海即汉代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范围内发现的众多汉式城址、墓葬以及各种汉文化器物外，在中南半岛南部以及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常见到中国汉代文物的出土。当然，可能由于资料以及其他方面的缘故，国内学术界对以上这两方面的关注和研究，往往以前者为主。即使近年来日渐升温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相关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亦以中国境内发现的各种舶来器物或文化因素的考察为主，对东南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汉式器物或汉文化因素却少有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实际上，汉代是古代中国真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代，走向世界是这一时期中外交流的主旋律。因此，无论是研究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都离不开“向外”的世界性眼光和时代性视角，既要关注舶来品及“舶来”的域外文化，更应注重“舶出”的各种汉式文物及汉文化因素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整个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视野下，开展国外同时期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考古文献资料和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并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势在必行”。上述泰国考山考等遗址出土的各种汉式器物之所以引人关注，就在于其承载了丰富而特殊的历史信息，是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重要物证。最后要指出的是，考察中我们尤为关注泰国及东南亚史前文化与古代中国的联系，但泰国和东南亚史前考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东南亚地理构造和自然环境独特，又处在沟通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十字路口”，因此这里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和多种文化的汇聚之地，文化的地域性和多样性特征都十分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具有浓厚的世界史研究意义。目前，包括欧美、日本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都有专门从事东南亚考古的学者和团体。过去数十年内，他们构成了东南亚史前考古的主要力量，同时也对东南亚的史前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学者而言，东南亚同中国相邻，其独特的史前文化又与古代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更多地关注甚至参与这一地区的史前考古和史前史研究，都显得很有必要，也很值得期待。附记：本研究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资助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BKG035）的资助。此次泰国学术考察，得到泰国艺术部“吴哥文明起源”项目原副主任拉查妮·索萨拉特（Rachanie Thosarat）女士、泰国艺术大学考古学院拉斯米·肖康德（Rasmi Shoocongdej）女士以及德国考古研究院欧外考古委员会雷安迪（Andreas Reinecke）博士和新西兰奥塔哥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系查尔斯·海厄姆（Charles Higham）教授的热情帮助，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作者：白云翔 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四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