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这个问题还真把我给难住了。一下子还真有点懵。 我们不妨来倒推一下。之所以中国古代把科技人才看做低人一等，我认为还是跟古人过于强调“人文情怀”有关系。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学习科学技术在古代不能“货卖帝王家”。 之所以古人过于强调“人文情怀”，其实我觉得吧，这个“锅”先秦诸子的大多数都要背，儒家呢背得多一点。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为了救世，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百家争鸣时，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哲学的终极命题，那就是“人性”。其中比较突出的，像道家就认为，一切人为的都是不好的。“人性”这个东西如果用人为的手段去改变他，那就变得虚伪。就好像你在狗皮上绘制虎的花纹，它的本质依然是虎皮。所以道家也反对发展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也是人为的。儒家呢，不太反对科学技术，但也不过分主张（后面说原因）。儒家认为“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应该用人为的手段去改变“人性”。到了荀子，荀子将“人性”一分为二，他人为人既有动物性，又能具备社会性。所以荀子教出了两个法家的学生。 由于诸子过多地对人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所以后世受诸子思想较大的读书人更愿意去强调“人文精神”，从而缺乏“科学精神”。 那么问题来了。先秦诸子为什么要去过多地讨论“人性”这个东西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先秦大多数诸子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尤其是儒家学说。像墨家思想的核心在于“兼爱非攻”，其并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存在，墨家就一直非常重视科学技术。 儒家学说认为，“治世”最主要就在于“治人”，这才是关键。既然是“治人”，就不可避免要谈“人性”。孔子的“既来之，则安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儒家对于如何“治人”的观点就在于“安民”，要“使民安”。儒家认为“安民”在于“克己复礼”，之所以乱世出现是因为“礼坏乐崩”。而采用“人文精神”去“安民”，去实现“克己复礼”显然比发展科学技术去提高生产力更加容易在短时间内得以实现。 秦以法家而一天下，以法家而亡天下。后世王朝采用儒家思想，原因就在于，虽然同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法家的作用在于战争和扩张，而儒家的作用在于“使民安”。就像易中天所说“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我看是半部论语哄天下”。我想，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自宋始，凡是采用儒生治国的，在对外方面都显得无能为。 封建统治阶级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能发展生产力的具有“科学精神”的科技人才在他们眼中，显然不是能够帮助他们“济世安民”的“人才”，而强调“人文精神”的“读书人”才是。 这本身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和“读书人”相互妥协，相互协商，相互吹捧，相互抬高而又彼此心知肚明的结果。你赞颂我为“圣君”，我标榜你为“贤臣”。而如果抬高科技人才的社会地位，在古代帝王眼中，显然不能够有效地去维护他们的统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