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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这道分水岭将盛唐和衰唐分隔的是那么明显，盛唐繁盛的底色无不时刻衬托着唐中后期的凄凉和悲哀！战乱之下中原大地十室九空，残垣断壁，烟火缭绕，果然又再一次印证了华夏历史乃是一部战争史的事实，当我们透过悲伤和痛苦以另外一种铁与血，杀伐沙场的眼光去看待时，又是另一种心境，时势造英雄，张巡、郭子仪、李光弼、李泌等一群英豪适时而起，他们扛起了挽救大唐的旗帜，鲜活而激情，勇猛而睿智，誓死而不屈，当然还有我们下面所要提到的来瑱。 来瑱之父来曜，行伍出身，担任鸿胪卿同正员、安西副都护、碛西副大使、四镇节度使，在西部边境地区很有名气。由此可见，来瑱也算是名将忠良之后，得益于其父，他的起点很高，年少有大志，天宝初年跟随其父在四镇担任重要官职，这都是以后来瑱能够成为朝廷所倚重的重要资历。 安史之乱爆发，来瑱的第一份任务就是作为颍川太守防范叛军的攻击。一战而功成，得到了“来嚼铁”的外号，从那时起，来瑱就注定了要成为大唐的定鼎功臣，青史留名！ 果不其然，来瑱不负所望，又在之后援救南阳出了力；至德元年，来瑱与淮南节度使高适、江东节度使韦陟在安陆会合讨伐永王璘；至德二年，来瑱又与其他将领节帅联合，收复河南、河东道郡县；上元元年，襄州兵变，来瑱一到就轻易瓦解了战乱；上元二年，来瑱败史思明余部，又在汝州大捷。从以上的功绩来看，来瑱绝对是不可多得之名将，超过其父远矣！ 安史功臣，名将来瑱之死 “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来瑱之死恰好就印证了这句话。宝应二年正月，当朝权监程元振与淮西节度使王仲昇诬陷来瑱与叛军合谋，代宗大怒，最终将来瑱贬斥播州县尉，在路上，第二天又将其赐死。 一代英雄，安史功臣就这样被谗言诬陷而死。 话说，军事是政治的延伸，自古官场多龃龉，尔虞我诈，自是为人处世不得不圆滑老道，中兴名将郭子仪的所为，“功高盖主主不疑,权倾朝野臣不忌”，如今的显赫与安全也是不知凡几的委屈和无奈所撑起。 不过话又说回来，人无完人，一个叱咤沙场的人又要同时兼顾朝堂的人情和猜忌，实在也是为难他们了，毕竟郭子仪仅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来瑱在襄阳时，宦官、骠骑大将军程元振曾经请求和嘱托他办事，可是因为来瑱对宦官素来没什么好感，所以没有答应，从此程元振就记恨上了来瑱，这也是来瑱之死的导火索。 这一幕不尽让笔者想起了安史之乱爆发初期，监军边令诚也是有事相求于名将高仙芝，可是高仙芝因为大战在即而没有答应他，而导致了后来在玄宗前的谗言，导致了安西节帅封常清以及高仙芝两人的惨死，那句士兵们声震寰宇的“枉”造就了士气的匮乏和兵士的心寒。 来瑱之死，不仅仅是其个人，更是背后揪着安史功臣将领的心，影响着帝王与藩帅的互信基础。 这一切的恶果终究会在不久的将来变成巨浪冲击而来。 将领和皇帝信任缺失 同年，在来瑱物理身死之前，有佐命之功的同华节度使李怀让也因为宦官程元振的构陷，愤而自杀。两位藩镇节帅的死一时间像是一股凌冽的寒风，让中兴功臣集团感到脊背生寒，瑟瑟发抖。唇亡齿寒，“狡兔死，走狗烹”这一类的寒心之词浮现在了他们的心中，元素在聚集，化学终将反应。 自古帝王高居庙堂，一言一语尽是天机，伴君如伴虎，帝王心思，驾驭群臣，群下敬畏之心源于赏罚分明。太平盛世，朝臣、将帅无不战战兢兢的匍匐在帝王的威严之下，纵是惩罚也是天恩。 而今，大乱初平，各种矛盾和危机四伏，在战乱的打击下，帝王威严已然大打折扣，正是需要抚慰和安抚人心的时候，乱世重典加上赏罚有度才是治愈之良方。 很可惜，将领和皇帝之间的信任已经缺失，非大智大勇者难以挽回。 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平衡之术被破，肃宗千难万险于灵武继位之时，将领和皇帝之间的裂痕就已经形成。郭子仪、李光弼战场上屡立战功，形成了军界的一面旗帜，可相州之战，唐肃宗偏偏不设统帅，仅设一监军即观军容使鱼朝恩，如此纵有九节度兵马，二十万号六十万也不敌史思明数万大军。 此役就是因为肃宗对节帅的忌惮而导致了统帅的空悬，被史思明趁机攻破。 将帅们对皇帝大为不满，只能甩锅宦官，毕竟宦官就是皇帝的代言，而皇帝对实权将帅频频掣踵，忌惮非常，双方的矛盾所在无非是功高震主，军权在握。这是不可调和的，特别是对于唐肃宗这样一位亲历盛世和衰颓的承上启下的帝王而言，对节帅的防范就更是时刻警惕。 代宗对宦官的放纵，激起了节帅自我保护之心 无论是程元振、骆奉先还是鱼朝恩等宦官，他们的嚣张跋扈还是建立在皇帝对其的纵容之上。肃宗开始，宦官大面积干政真正的走向了台前，他们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可以认为这是安史之乱后对天下大势的衍生物，他们充当着皇帝的马前卒，对于他们不遗余力的构陷行径，实在是难以说明是为自己的前程还是为皇帝冲锋，或者兼而有之吧。 亲眼目睹了两镇节度使之死，功勋转瞬即灭，肃宗的猜忌再加上代宗的多疑，接替郭子仪的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虽然他此刻如日中天，一家46口死于国难，满门忠烈，可是这些都还不足以使其紧张不安的心平静，为此他有了一招养寇自重。 宝应二年，安史叛军投降，仆固怀恩任命降臣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安史旧将掌控地方以及兵权，就是这一安排，导致了表面太平下的定时炸弹。 763年初，吐蕃进犯，长安沦陷，代宗逃亡陕州，急诏李光弼勤王，结果李害怕程元振和鱼朝恩的构陷而按兵不动，最终还是郭子仪临危受命，方才收复长安，出于自保而选择拖延，导致了代宗对其的不满，李光弼从此郁郁寡欢，忧心之极中死去。 有鉴于来瑱、李光弼的下场，仆固怀恩的自我保护意识更加强烈，面对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骆奉先的污蔑，面对代宗的宣召入朝，因为害怕，因为恐惧，他于无奈中选择了叛乱，一代中兴名将最终走上了无可挽回的道路。 面对着吐蕃、回纥为主力的联军，数十万大军攻入唐境，此时大唐有再次倾覆之危，幸而郭子仪出面，否则李唐可能不复矣！ 肃、代二宗一再犯错的基础 每当我们读到肃宗、代宗之时，不免对他们有着咬牙切齿之恨，多好的机会啊，明明很有可能扑灭安史之乱的火种，可是二帝却一次次的错过，内部的矛盾总是在不停的上演，对宦官的纵容、对功臣的猜忌、对功业的急功近利。从此之后，盛唐只能复兴而不可逾越，这是大唐之痛，是历史之痛！ 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他们一再犯错？是愚蠢还是身居其位的无可奈何？ 其实，我们评判事物的本身总是站在历史旁观者的角度上自认为客观的马后炮评价，需知上帝视角下，自可任君评说！ 事物本身很简单，可是加上了人心就变得复杂而多变，没有不含情感和形势的客观臆断，有的只是主观和客观并存的现实基础。 对政治的把控和军队的掌控才是帝王能够立足于朝堂而统治天下的根基。平衡就是相互制约，构建的体系经过安史之乱后，多方出现崩塌，维持朝堂的基础变得薄弱，战功显赫者难免桀骜，功高震主者自古不少，皇帝的权威需要压服众将方能如臂指使般随心所欲。 攘外必先安内，肃宗急于收复二京，是为重振李唐皇室声威，增加其功业，如此方能令天下令将帅信服，所以李泌之策他没用；相州之战不设统帅，因为担心郭子仪、李光弼功高而难以驾驭；来瑱身死，不能说咎由自取（朝廷的确太过），但其拥兵自重而不听调遣，占据襄阳而不想移镇，玩起了小心思是为肃、代二宗忌。 从二帝种种来看，无非是不想安史战乱平定下又崛起一批拥兵自重的节帅权臣，如此才会有打压，有构陷之下的不由分说，朝廷需要功臣名将，又不得不防范于他们做大，双方时而合作时而矛盾的基础就是实权的争夺，节帅崛起于战乱，以兵权地域为自保和享受成果的基础，他们不甘心于功成身退，又恐惧朝廷的栽赃陷害，利益之下，几乎难以调和，再加上功臣集团来瑱、李怀让等的下场，将帅和帝王失和，猜忌和多疑蔓布，小缺点被无限放大，战乱之后的时势面前，帝王小心谨慎，时刻警惕，节帅胆战心惊，恐惧莫名！ 来瑱之死进一步将双方思想紧绷无限放大，这个时代的帝王和节帅都不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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