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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在吴建设老师《二程生平与理学思想简述》基础上增削而成。原本以为无此谱，自己想弄个，做了一部分，百度到吴建设老师《二程生平与理学思想简述》一文对二程生平已有较详细的论述，遂偷个懒，以吴师之文为基础增削。本文仅罗列资料，供来日参酌，尚未完善，随后增补之。 程颢(公元1032年—1085年)，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卒于宋神宗元丰八年。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官至监察御史里行。嘉祐年间举进士后，任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有治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由于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 程颐(公元1033年—1107年)，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卒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创立者之一。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十四五岁时，与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在游太学时，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主管太学的胡瑗惊异其才。王安石当政时，未被起用，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司马光执政时，被荐为崇政殿说书，与修国子监条规。在为哲宗侍讲期间，敢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声名日高，从游者日众。其后，程颐因反对司马光的新党执政而被贬，任西京国子监守。不久削职，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颐在被贬期间，完成著作《周易程氏传》。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龙门，遣散门徒，不久病死于家。至南宋，追谥正公。 程颢和程颐为同胞兄弟，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被世人称为“二程”，死后葬于洛阳伊川二程墓。程颐晚年定居的洛阳嵩县程村，被明代皇帝封为“二程故里”，并有仿颜回例建造的二程祠。
家 世
程氏先祖乔伯（注：程伯符，程氏开宗世祖。一名乔伯，又名二和，周代诸侯，食邑于程，封程国伯，子孙遂以国为姓。他生活在商末周初，和周公姬旦、周日正帮助周成王定鼎郊溽，修和周郊），为周朝大司马，封于程后遂以为姓（注：有研究认为，古程国在洛阳市东、偃师、孟津交界处，史称“上程聚”，而咸阳附近的程邑，是程休父徙封的地方）。东晋时程元谭为安徽新安太守，赐第新安黄墩，唐开元时程皓公为唐刺史，定居中山之博野（注：今河北定县），高祖程羽被朝廷赠太子少师，宋太宗赵匡胤时以辅佐有功，赐第于京师开封，居泰宁坊。曾祖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曾祖母高密县崔氏。程希振生程适、程遹、程道。死后葬伊川。程家始迁居洛阳，为洛阳人。 祖父程遹（yù），太平兴国七年（982）任黄陂知县，爱民如子，整治恶霸，人称程青天，死后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祖母孝感县张氏、长安县张氏。生程珦、程璠、程琉、程瑜及一女。程遹之兄程适生程琳等堂兄弟五人。 程珦于宋景德三年（1006）正月二十三日生于开封泰宁坊赐第。18岁时，其父程遹病世，朝廷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按宋朝荫庇官制，家有高官者可录后代作官。朝廷录旧臣之后，程珦被任为“社郊斋郎”。因家中人口众多需要照顾，不能奉调，经堂兄程琳（注：已任太常博士，分掌三司户部判官，后任开封府尹、丞相，1056年去世，被宋仁宗追封为中书令，谥号文简公）向朝廷申说，就近改任黄陂县尉，主管军事、治安。 程珦的弟弟程璠、程瑜因程琳荫庇当官。程璠16岁出仕，后官至比部郎中，赐五品服；程瑜先后任荆南监利尉、知汝州龙兴县事、殿中丞等职。 后来程适在开封去世后，程珦将伯母接到黄陂居住，伺候赡养十分周到。程家已有人口几十口。 程珦在县尉任上秉公办案、济困扶弱，接济亲戚、困难百姓，被称为大善人。由于人口众多，家中生活拮据。恰逢当朝宰相文彦博到县视察，知其淸节后，联合苏颂等九名高官，上表皇上。皇上颁昭，赐帛二百匹，补助其父丧葬费用，程珦才还淸了债务。 程珦十七岁时娶妻侯氏。侯氏山西太原盂县人，世为河东大姓。原在河北中部和西部的上谷郡居住。后来，侯姓一支又南迁到黄陂。侯父道济，宋真宗时进士，任润州丹徒县令（注：今江苏镇江），赠尚书比部员外郎。侯道济曾应黄陂宗亲之邀到侯家疙垱施教授徒。侯道济刁氏夫人于宋景德元年（1004）十月十三日在太原生寿安县侯郡君，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生儿子侯可（字无可）。相传侯道济携女儿侯氏到黄陂县游学时，程遹设宴招待。正是这一机缘，使之成为儿女亲家。侯氏比程珦大二岁，19岁时嫁给程珦。 据程颐在《上谷郡家传》记载，母亲幼而聪悟过人，女工之事无所不能。好读书史，博知古今。侯道济常和她谈论朝政之事，侯氏所言甚合其意。侯道济常叹“可惜不是男儿！” 侯氏嫁给程珦后，对姑舅尽心服侍，与夫君相敬如宾。德容之盛，内外亲戚无不敬爱。众人到程家往往舍所观而观夫人。她待人仁恕宽厚，抚爱诸庶不异己出。不准家人打骂奴婢，对奴婢视如儿女。遇到有人斥责奴婢，她必告诫说：“贵贱虽殊，人则一也！你这样大时，能把事情干好吗？”遇到路上遗弃的小儿，她屡次收养。有一小商人外出未还，而其妻死，儿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岁，没有着落。她惧其必死，便抱回家。当时程家人众，生活困难，都不愿收留。侯氏乃别粜以食之。其父归，十分感激说：“幸蒙收养，得全其生，愿将此女献给你。”侯氏说，我本以待汝归，不是为了要你家的孩子。”她还喜好配置药物，以济病者。有一天大寒，有挑炭的人生了病敲其家门，家人欲呵斥之。她劝止说：你把他赶走，他没钱治病不是更困难吗！便开门给那人治病。 侯氏教育孩子不掩过、重节俭。她常说：“子之所以不能成材，是由于母蔽其过、而父不知也。”生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慈爱可谓至矣。然教之之道，从不宽容。程颐刚学会走路时，有一次踣跌倒了。家人赶紧上前扶抱，恐其惊啼。侯氏却让他自己起来，并说：“你若慢慢走，怎么会跌倒呢？”侯氏在吃饭时，常让孩子坐在身边，当他们要吃好饭好菜时，便喝斥制止说：“小时候就讲求吃喝，长大会怎么样？”所以程颐兄弟平生于饮食、衣服不挑三拣四，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这种习惯，非性然也，是侯氏教育的结果。 侯氏在教育孩子方面，常说：“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意思是说，对孩子要让他们经受住挫折的考验，在逆境中不致沉沦，要能屈能伸。她还常常告诫家人：“见人善则当如己善，必共成之；视他物当如己物，必加爱之。” 她不信鬼神。在庐陵时，居室常出怪现象。家人对她说有鬼在摇扇。她说：“你看仔细再告诉我。”家人又说：“有鬼击鼓。”她说：“有椎子吗？拿来让我去戳它！”后家人不敢再说有鬼怪，亦不复有，遂获安居。 侯氏有知人之鉴。有叫姜应明的考中神童，人兢观之。她说：“非远器也。”后果以罪废。颐兄弟幼时，夫人勉之读书。在书线上写：“我惜勤读书。”又并书二行：“殿前及第，程延寿。”（注：程延寿程颢幼时名）在程颐书上写：“处士。”后来果然程颢先中进士；程颐未中举，以处士居家讲学。 侯氏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书札传于人者，深以为非。平生所为诗不过三二篇，皆不曾记。独在历阳时，程珦观亲河朔，夜闻鸣雁。为诗曰：“何处惊飞起，雝雝过草堂。早是愁无寐，忽闻声传伤。良人沙漠外，羁妾守空房。欲寄文回信，谁能付汝将。”读史见奸邪逆乱之事，常掩卷愤叹；见忠孝节义之士，则钦慕不已。常称唐太宗得御戎之道，识虑高远，有英雄之气。 夫人之弟可，世称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谓不如夫人。
明道元年（1032）
是年，程颢生。 正月十五日，程颢生于湖北省黄陂县草庙巷家里，其父程珦时任陂县县尉。 据二程父亲程珦自撰墓志铭，程珦有男六人：长应昌、次天锡，皆幼亡；次颢，次颐；又次韩奴、蛮奴，皆夭。女四人：长婆娇，幼亡；次适奉礼郎席延年；次冯儿，幼亡；次适都官郎中李正臣。有孙男五人，孙女八人，曾孙六人。则二程共有兄弟姐妹十人，子女十三人（含夭亡）。 南宋朱熹《二程祠记》曰：“盖天圣中，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初任为黄陂尉，秩满不能去，而遂家焉。实以明道之年壬申生子，曰颢，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颐，字正叔。其后有余年，当庆历丙戍丁亥之间，摄二南安，乃得狱椽。”
明道二年（1033）
是年，程颢二岁，程颐生。 八月十五日，程颢生于湖北省黄陂县草庙巷家里，其父程珦时任陂县县尉。
宝元元年（1038）
是年，程颢七岁，程颐六岁。 二人开始学读古诗。其父程珦请了两位老师教授子弟学业，一人教授礼、乐、书、数知识，一人教授射、御技能。
庆历元年（1041）
是年，程颢十岁，程颐九岁。 程颢在读了晋人的《酌贪泉诗》后，化其意而用之，写了：“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
庆历三年（1043）
是年，程颢十二岁，程颐十一岁。 户部侍郎彭思永到黄陂巡察，见程颢“居痒序中，如老成人”，十分爱重，便将其小女儿与程颢定了亲。 彭思永，江西庐陵(今吉安)人，从小品德高洁，不爱财物。有一次他捡到一只金钗，便等在那里，等失主来寻。仁宗朝任为户部侍郎，直言敢谏，处事果决，爱护百姓。其人品对程颢影响很大。
庆历六年（1046）
是年，程颢十五岁，程颐十四岁。 程珦以大理寺丞（主管刑狱的官员）身份任江西兴国县知县。当时周敦颐(字濂溪)任南安军司参军。程珦是其属官。一日，程珦拜见周敦颐，见面后，感到周敦颐气貌非常人，交谈后，认为周敦颐深明道学，便结为好友。并让程颢、程颐拜为老师。
先生幼有高识，非礼不动。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于春陵周茂叔先生。（《二程集》） 六年丙戌,周茂叔先生年三十。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程公珦，假倅南安，视先生气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为友，令二子师事之。及为郎，每迁授当举代，辄以先生名闻。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时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故《明道传》云：“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周惇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后先生作《太极图》，独手授之，他莫得而闻焉。是年冬，以转运使王逵荐，移郴州郴县令，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有《修学记》。（南宋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 程氏门人记二先生语曰： “昔受学于周茂叔， 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 又曰：明道先生言： “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 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 又曰：田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 “何言 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 ” 后十二年因见， 果知未也。 明道年十六七时好田猎， 既而自谓“已无此好” 。闻周先生此语，后十二年 暮归，在田间见猎者，不觉有喜心。 哲宗、徽宗实录云：伊川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于舂 陵周茂叔。 【陆象山语录】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庆历七年（1047）
是年，程颢十六岁，程颐十五岁。 是年冬，周敦颐升任郴县县令，二程随学由南安至郴县。（程颐）曰：古人有言，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若一日有所得，何止胜读十年书也。尝见李初平问周茂叔云：“某欲读书，如何？”茂叔云：“公老矣，无及矣。待某只说与公。”初平遂听说话，二年乃觉悟。 时周敦颐为郴县县令，李初平为郴州知州。周敦颐于庆历六年（1046）在江西南安军收二程为弟子。当时程颢十五岁、程颐十四岁。是年冬，周敦颐升任郴县县令。程颐云曾经见李初平问周敦颐读书之事，由此表明二程也随周敦颐由南安至郴县，而不是随父程珦留在南安。周敦颐任郴县县令为四年，至皇祐二年（1050）改桂阳县令。二程跟随周敦颐在郴县的时间有多长，是否直到周敦颐改任桂阳县令之前，尚不得而知。 宋人饶鲁在《金陵记闻注辩》：考之二氏（二程）之书，则诚不能无少不同。周子曰无极，曰静虚；程子曰无太虚，皆实理也，天下无实于理者。周子曰“静无而动有”；程子曰：言无旡则多旡字，言有无则多有字，有无与动静同。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周子谓一为要，程子谓主一无适为敬。周子谓无欲故静，程子谓敬而无失为中，静中须有物始得。此其文义类多有不同者。程子之书，其发天地之秘，尽事物之情，亦已至矣。独未尝一言及于《图说》与《通书》者，固有深意也。事有发于毫厘之间，而其末流之差不倦寻丈之远者，穷理之君子所当辩也。余不能答，姑以质之同志云尔。 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皇佑元年（1049）
是年，程颢十八岁，程颐十七岁。
弟子杨尊道记载：程颐说“某自十七、八岁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逾久，但觉意味深长。《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蹈之者。”
皇佑二年（1050）
是年，程颢十九岁，程颐十八岁。 程颐上书仁宗皇帝，自陈所学，议天下事，希求进用，“劝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道也。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于用。然亦有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也。所谓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诸葛亮及臣是也。”“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如或有取，陛下置其左右，使尽其诚。”程颐的这篇上书，并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视，也未受到召见。
其上书全文曰： 草莽贱臣程颐，谨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阙下。臣伏观前古：圣明之主，无不好闻直谏，博采刍荛，故视益明而听益聪，纪纲正而天下治，昏乱之主，无不恶闻过失，忽弃正言，故视益蔽而听益塞，纲纪废而天下乱；治乱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并日月，宽慈仁圣，自古无比，何尝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群臣虽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复拔擢，过其分际，此千载之一遇，言事之秋也。桀、纣暴乱，残贼忠良，然而义士不顾死以尽其节。明圣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虽非当言责也，苟有可以裨圣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忠，非有斧钺之虞也。所虑进言者至众，岂尽有取，狂愚比多，而陛下因谓贱士之言无适用者。臣虽披心腹，沥肝胆，不见省觉，只成徒为，此臣之所惧也。倘或陛下少留圣虑，则非臣之幸，实天下之幸。臣请自陈所学，然后以臣之学议天下之事。 臣所学者，天下之大中之道也。圣人性之为圣人，贤者由之为贤者，尧、舜用之为尧、舜，仲尼述之为仲尼。其为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晋之属，去之远甚；汉，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学之者众矣，而考其得者盖寡焉。 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是顾道非大成，不苟于用。然亦有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也。出处无常，惟义所在。所谓道非大成，不苟于用，颜回，曾参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圣人则不出也。在于平世，无所用者亦然。所谓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顾之义，闵生民涂炭之苦，思致天下于三代，义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圣明之主，而天下有危乱指虞，义岂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处无常，惟义所在。 臣请议天下之事。不识陛下以今天下为安乎？危乎？治乎？乱乎？乌可知危乱而不思救之之道! 如曰安且治矣，则臣请明其未然。方今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者乎? 《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窃惟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匮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岁失望，便须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为固也。臣料陛下仁慈，爱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于是。臣窃疑左右前后壅蔽陛下聪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国家财用，常多不足，不足则责于三司，三司责诸路转运。转运何所出? 诛剥于民尔。或四方有事，则多非时配卒，毒害尤深。急令诛求，竭民膏血，往往破产亡业，骨肉离散。众人观之，犹可伤痛，陛下为民父母，岂不悯哉? 民无储备，官廪复空。臣观京师缘边以至天下，率无二年之备。卒有连岁凶灾，如明道中，不知国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计逾百万，既无以供养，将重敛于民，而民已散矣。强敌乘隙於外，奸雄生心於内，则土崩瓦解之势，深可虞也。太宁之世，圣人犹不忘为备，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岁。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气上冲于天，灾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无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产，子孙不能守，则人皆谓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业，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势，可不惧哉？ 戎狄强盛，自古无比。幸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厌其欲乎？能必料彼常为今日之计乎？则夫延边岂宜无备？益以兵则用不足，省其戍则力弗支，皆非长久之策也。前者昊贼叛逆，西垂用兵，数年之间，天下大困。盖内外经制，多失其宜，陕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军法禁之，以至仁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闻圣德，顾恐陛下亦颇知之。故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彼庶民者，饥寒既切于内，父子不相保，尚能顾忠义哉？非民无良，政使然也。当时秦中，寇盗屡起，倘稽扑灭，必多响应，幸而寻时尽能诛翦。尚赖社稷之福，西虏亦疲，彼知未可远图，遂且诡辞称顺。向若更相牵制，未得休兵，内衅将生，言之可骇。今天下劳敝，不比景佑以前。复有如曩时之役，臣愚窃恐不能堪矣。况为患者，岂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飞越。不知朝廷议者以为如何，亦尝置之虑乎？其谓制之无术乎？ 臣窃谓今天下犹无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于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岁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势观之，理无常尔。虽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固知赵氏之祀安于泰山。然而损陛下之圣明，陷斯民于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群臣，必未尝有为陛下陈王道者，以陛下圣明，岂有言而不行者乎？ 窃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观陛下之仁，尧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惧一夫不获其所，未尝以一喜怒杀一无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则终身弃之。是 陛下爱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饥岁，老弱转死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为盗贼，犯刑戮者，几千万人矣。岂陛下爱人之心哉？必谓岁使之然，非政之罪与？则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无是病也。岂三代之政不可行于今邪？州县直吏有陷人于辟者，陛下必深恶之，然而民不知义，复迫困穷，放辟邪侈而无与罪者，非陛下之陷之乎？必谓其自然，则教化，圣人之妄言邪？ 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世不乏贤，顾求之之道如何尔。今夫求贤，本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于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业者，使为宰相；有卿大夫事业者，使为卿大夫；有为郡之术者，使为刺史：有 治县之政者，使为县令。各得其任，则无职不举，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 国家举士，虽以数科，然而贤良方正，岁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过博闻强记之士尔，明经之属，唯专念诵，不晓义理，尤无用者也，最贵盛者，唯进士科，以词赋声律为工，词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学之以取克敌，积日累久，至于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岂尝知之？居其位，责其事业，则未尝学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为卿，求其善也，不亦难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来，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议者至今切齿。使墨论墨，固以墨为善矣。 今天下未治，诚由有君而无臣也。岂世无人？求之失其道尔。苟欲取士必得，岂无术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后之愚者，皆云时异事变，不可复行，此则无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于其言。尽有人得物于道，示玉工，曰玉也，示众人，曰石也。则将以玉工为是乎？以众人为然乎？必以玉工为是矣。何则？识与不识也。圣人垂教，思以治后世，而愚者谓不可行于今。则将守圣人之道乎？从众人之言乎？谓众人以王道可行，其犹诘瞽者以五色之鲜，询聋声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恶八音，闻见限也。 臣观陛下之心，非不忧虑天下也。以陛下忧虑天下之心行王道，岂难乎哉？孟子曰：“以齐王，犹反手也。”又曰：“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以诸侯之位，一国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况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风之动，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思以利天下，虽劳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体老思虑之难也，何惮而不为哉？孝经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匹夫犹当行道以显父母，况陛下贵为天子，岂不发愤求治，思齐尧舜，纳民仁寿，上光祖考，垂休无穷？凡所谓孝，无大于此者也。 臣以谓：治今天下，犹理乱丝，非持其端，条而举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陈，不及历指政治之阙，但明有危乱之虞，救之当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尽其诚；苟实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当服罔上之诛，亦不虚受陛下爵禄也。 陛下问群臣，群臣必谓寒贱之士，未可使近上侧。自臣思之，以为不然。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余，为县令，一言遭遇，圣祖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终于兵部侍郎。顾遇之厚，群臣无比，备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既以父往，后祖遹复被推恩。国家录先世之勋臣，父珦又蒙延赏，今为国子博士。非有横草之功，食君禄四世，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国恩之厚，无如臣家者。臣自识事以来，思为国家尽死，未得其路尔。则臣进见，宜无疑也。或者更为强词，言其不可，此乃自负隐私，惧妨诋讦者也。 伏望陛下出于圣断，勿徇众言，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昔汉武笑齐宣不行孟子之说，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汉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于道，而不听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尝笑之矣。臣虽不敢望三子之贤，然臣之所学，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则天下不胜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无任逾越狂狷恐惧之极，臣颐昧死顿首谨言。
北宋皇祐四年（1052）
是年，程颢二十一岁，程颐二十岁。 二月二十八日，二程的母亲侯氏卒于江宁（今江苏江宁县），享年四十九岁。朝廷始封侯氏寿安县君，追封上古郡君。 其父程珦从龚州还，寓居江宁。 黄赘隅问程颐如何看《春秋》？答之曰：“有两句法云：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 十月，北宋广渊州（今越南广渊）壮族首领侬智高寇边，狄青奉命征讨，并请善于边境事务的侯无可参与军事。侯无可向姐姐侯氏辞行。程颐作《闻舅氏侯无可应辟南征诗》: 词华奔竞至道难，茫茫学者争驱驰。先生独奋孟轲舌，扶持圣教增光辉。志期周礼制区夏 人称孔子生关西。当途闻声交荐牍，苍生无福徒尔为。道大不为当世用，著书将期来者知。今朝有客关内至，闻从大幕征南垂。南垂风寇陷州郡，久张螳螂抗天威。圣皇赫书捷书涣，虎侯秉钺驱熊罴。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谋且作军中师。撮儿小蛮何足殄，庶几聊吐胸中奇！
至和元年（1054）
是年，程颢二十三岁，程颐二十二岁。 六月，程颐作《养鱼记》曰：书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买鱼子食猫,见其煦沫也, 不忍,因择可生者,得百余,养其中,大者如指,细者如箸。支颐而观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鱼之得其 所也;终观之,戚戚焉,吾之感于中也。 吾读古圣人书,观古圣人之政禁,数罟不得入湾池, 鱼尾不盈尺不中杀,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圣人之仁, 养物而不伤也如是。物获如是,则吾人之乐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鱼之于是时,宁有是困耶?推是鱼,孰不可见耶? 鱼乎！鱼乎！细钩密网，吾不得禁于彼，炮燔咀嚼，吾得免尔于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尔遂其性，思置汝于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诚吾心，汝得生已多，万类天地中，吾心将奈何？鱼乎！鱼乎！感吾心之戚戚者，岂止鱼而已乎？
嘉佑元年（1056）
是年，程颢二十五岁，程颐二十四岁。 程颢到京城准备科举考试，程颐亦游历开封，住泰宁坊旧居。二程在诸儒生中声望颇高，都自以为不及，莫不登门拜访。有一天，太学生吕希哲在相国寺与二程会面，论事详尽。程颢说：“不知此地自古自今，更曾有人来此地说此话么？”（《二程集》） 时陕西关中学者张载（字横渠）亦在京师，常在相国寺坐虎皮讲《周易》，听者甚众。一天晚上，程颢、程颐拜见张载，在一起谈论周易，张载对二程甚为佩服。第二天，他撤去虎皮，对诸学者说：“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非及，汝辈可师之，吾就要回陕西了。”（《二程集》） 同年，程颢收刘立之为学生。刘立之河间人（今河北沧州市管辖），时年七岁。 刘立之言：“立之家与先生有累世之旧。先人高爽有奇操，与先生好尤密。先人早逝，立之方数岁，先生兄弟取以归，教养视子侄。卒立其门户。” 程颐到京师太学游历。时胡瑗主政太学，让其写《颜子所好何学论》。胡瑗读了程颐的文章后，称为奇文，当即约见程颐，处以学职（教职）。当时吕公著的孩子吕希哲也在太学读书，与程颐住处相邻。吕公著让吕希哲拜程颐为老师。既而四方之士，从学者日众。 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曰：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与？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 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牿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 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 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故《洪范》曰：“思曰睿， 睿作圣。”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 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 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故颜子所事，则曰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 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 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其好之笃，学之之道也。视听言动皆礼矣， 所异于圣人者；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颜子则必思而 后得，必勉而后中。故曰：颜子之与圣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实而 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颜子之德，可谓 充实而有光辉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 年，则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盖伤其不得至于圣人 也。所谓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谓也，孔子曰“七 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或曰：“圣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谓可学 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反 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学而知之者也。”又曰：“孔 子则生而知也，孟子则学而知也。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 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文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 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也。”
嘉佑二年（1057）
是年，程颢二十六岁，程颐二十五岁。 北宋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从正月初六至三月初五，整整两个月。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科388人，多为北宋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政治界、思想界、文学界的各种新秀都在这两个月中崭露峥嵘。 程颢于此年考进士。时年26岁。与程颢同榜考取的进士有 ：苏轼（后为礼部尚书、著名词人）、张载（关学创始人）、曾巩（后为中书舍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后为尚书右仆射、宰相）、苏辙（后为门下侍郎、副相）、朱光庭（后为集贤院学士）。本科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天章阁侍讲卢士宗、集贤校理张师中封印卷首，馆阁校勘张洞、王俨充覆考官，梅尧臣、张子谅、张唐民、董参、吴秉、鲜于烍充点检试卷，张师颜、刘坦、李昌言、孙固、崔台符充诸科考试官。 主考由欧阳修领衔，王珪、韩绛、梅尧臣为考官。宋仁宗亲自到御殿主持殿试。程颢作《南庙试佚道使民赋》、《南庙试九叙惟歌论》、《南庙试策第五道》。在《南庙试佚道使民赋》中，程颢提出：“人情莫不乐利，圣政为能使民”；“厥惟生民，各有常职；劳而获养，则乐服其事；勤而无利，则重烦其力”；“大低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顺民而不劳。道皆出于优佚（注：同逸，使民安逸之义），令无勤于绎骚。勿谓民之冥而无知，勿谓农之劳而不务。趋其利虽劳而乐，害其事则虽冥而惧。”在《南庙试策第五道》中，程颢提出：“王者高拱于穆淸之上，而化行于裨海之外，何修何饰而致哉？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友以及人之友，此纯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养，幼者得其所，此纯王之政也。”南庙，指进士考试的场所。试题称南庙试策，参加考试的亦称南庙进士。该年宋代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即发解试、省试、殿试。解额，就是士人通过发解试后获得解送礼部参加省试的名额。 程颐该年亦参加了发解试，因解额减半，不能登科（未中进士）。写《与方元菜手帖》：“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远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门，不由于经乎？今之治经者亦众矣，然而买椟还珠，人人皆是。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睹足下由经以求道，勉之又勉，异日见卓尔有立于前，然后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同年，周敦颐任合州判官，二程兄弟再次往访，向周敦颐求学。后来程颢说：“自再见周茂汉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嘉佑三年（1058）
是年，程颢二十七岁，程颐二十六岁。 程颢被任为京兆府雩县（今陕西户县）主簿。刚到任时，县令看程颢年少，有所轻视。有乡民借其兄房宅，挖地时见有藏钱。兄之子上诉到县衙，说是其父所藏。县令对程颢说：“此无佐证，如何判决？”程颢说：“这事好辨别。”他问告状的说：“尔父藏钱几年了？”告状的说：“已经四十年了！”程颢又问被告说：“你借住房子几年了？”被告说:“二十年了。”程颢即让人取钱十千来看，对借宅者说：“今官所铸钱，不过五、六年就流行天下，此钱都是你未居前数十年前所铸的钱，怎么能说是你家的钱呢？”被告心服了，将钱给了侄儿。县令对程颢的判案才能也十分佩服。此案例后来成为历史上的经典案例。 该县南山寺庙有石佛，传说其石佛头会放光。远近男女聚观，昼夜杂处，发生不少有伤风化的事。而当时的县令害怕是神显灵，不敢禁止。程颢刚到任，就对寺庙的僧人说：“吾闻石佛会现光，有这种事吗？”僧人说：“有这种事。”程颢告戒说：“等它再现光时，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有职事不能前往，可把石佛的头砍下来让我看。”从此以后石佛不再显光了。 在户县时，张载致信与程颢讨论“定性”的问题。程颢写了《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信的开头说：“承教，谕以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这是张载所提出的问题。意思是说，他想希望达到“定性”，可是他总为外来的事物所牵累，以致于不能不“动”。 程颢在回答中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程颢认为，首先要认识在“己性”中本来无所谓内外之分。他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意思就是说，天地没有它自己的心，万物之心就是它的心。“圣人”的精神境界是与天地同样地“廓然大公”，所以他的好恶能顺应万物而没有为自己的利害的好恶。也就是说，圣人的精神境界是和宇宙一样的广大，对于他也没有主观和客观的分别，所以他没有专为他自身的利益而引起的感情。他的感情是无私的。 程颢接着说：“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廓然而大公”就是形容上面所说的天地和圣人的情况。因为他们是“廓然而大公”，无论什么事情来他们都顺其自然而反应之。这就是所谓“顺应”，就是没有加以思索考虑的自发反应。 程颢又说：“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这是说，一般人所有的犯错误的根本，就是在两点上与圣人不相同，与天理不相似。这两点就是“自私”和“用智”。“自私”是和“廓然大公”相对立的，“用智”是和“物来顺应”相对立的。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行为都是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出于自私的动机，他的思想行为就都是有所为而为，而不是对于事物的自发的反应。所以说，自私就不能“以有为为应迹”。他为这些有所为的行为，必定有许多思索、辩护，即使自己明知是不应该做的事，他也要想出理由辩解，仿佛也是应该做的。其实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人心本来有明觉，所以是能够自发地作出反应的。“用智”的结果，就把这种自然的明觉歪曲了，掩盖了，所以说，“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这里所谓明觉，完全是就道德说的。 程颢的这封书信，后来被称为《定性书》，是理学的重要理论文献。 程颢在雩县作《偶成》诗：“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程颢曾陪晁公到雩县的厌云山游览，作诗十二首。其《马上偶成》诗： 身劳无补公家事，心冗空令学业衰。 世路险艰功业远，未能归去不男儿。 诗中吐露出归隐思想。 当时谢师直任长安转运使，曾与程颢一起论《易》及《春秋》。程颢说：“运使（指谢师直），论《春秋》犹有所长，对《易》则全理会不得。”后来谢师直将程颢的评价说给程颐，程颐说：“以我所见，二公皆深知《易》道。”谢师直问为何这样说？程颐说：“先生是转运使，能屈节问一主簿，向主簿求教；一小小主簿敢言运使不知《易》，如果不是深知《易》道者，则做不到呀!”
嘉佑四年（1059）
是年，程颢二十八岁，程颐二十七岁。 程颐再次参加科举考试，“举进士，廷试报罢（注：落第），遂不复试。”一生以处士身份（注：处士，指有德才而不愿做官的人）研究性命之学。 同年吕公著主政国子监，曾亲造程颐之门，邀请程颐为学正（注：宋国子监置学正与学录，掌执行学规，考校训导），不意为程颐婉言谢绝，吕公著引为憾事。程颐写了《谢吕晦叔待制书》：“窃以古之时，公卿大夫求于士，故士虽自守穷闾，名必闻，才必用；今之时，士求于公卿大夫，故干进者显荣，守道者沈晦。颐虑乎今之世，才微学寡，不敢枉道妄动，虽亲戚乡闾间，鲜克知其所存者，矧（况且）敢期知于公卿大夫乎？伏承阁下屈近侍之尊，下顾愚陋仰荷厚礼，愧不足以当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颐晦于贱贫，世莫之顾，而公独降礼以就之。非好贤乐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愿阁下持此好贤之心，广求之之方，尽待之之道，异日登庙堂， 翊（辅佐）明天子治，以之自辅，以福天下，岂不厚与！鄙朴之人，不善文词，姑竭其区区，少致谢恳。”
嘉祐五年（1060）
是年，程颢二十九岁，程颐二十八岁。 程颢任职满三年。由于其在主簿任上表现优异，京兆府十分看重，欲向朝廷举荐，并问程颢想任何职。程颢说：“荐士当以其能任何职来衡量，不能问其本人想任何职。”任职期满后，因避亲（注：回避原籍）被调江宁府上元县任主簿。 江宁府上元县在今南京市一带。程颢上任后，经过调查了解到这里田税不均，比其他地方严重。原因在于该县临近江宁府，肥沃的田地都被贵家富户以高价买了，乡民贪图一时之利，把田地都卖了。程颢看到乡民卖地的严重后果后，协助县令制定了不准买卖土地的规定。开始富户对不准买卖土地的规定不满意，欲挑动闹事，后来因程颢坚决推行，无一人敢不服者。该县至此土地大均，民受其惠。后来其他地方推行均税法时，由于土地不均产生的纠纷经岁历时，文案山积，比上元县多出不下千百件！ 上元县令罢任后，程颢代行县事。该县历来诉讼多，每天不下二百件。过去为政者疲于省览，没有时间研究从根本上解决之道。程颢处之有方，不满一月，民讼案件即见减少。 江南这个地方的稻田，依赖坡塘进行灌溉。这一年盛夏时暴雨冲毁塘堤，没有上千的民工难以堵塞。按规定要修池塘，应向府报告，府再禀告漕司，然后才能调动民工进行修复。这样下来没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能动工。程颢说：“这样的话，稻田的秧苗早就枯死了！老百姓将吃什么？救民获罪，所不辞也。”他先调动民工堵池塘，然后向府里报告。由于池塘修复的及时，保证了灌溉，稻谷取得了丰收。 江宁地处水运要道，给京城运粮的船夫生了病的，便留下来治病，每年不下几百人。可往往府上把粮食发下来，人也饿死了。程颢亲自察看之后发现，这些船夫的粮食供应要向府上报告，府上给粮券才能发粮。等到拿到漕司的批文，这些船夫都饿了几天了。程颢向漕司报告说，要改变报批的办法，事先将稻米储存在这些船夫居住的地方，船夫一来就给粮食。从此以后，大多数船夫都活下来了。后人评价说：“措置于纤微之间，百人已受赐。”程颢常说：“一命之士，苟心存于爱物，与人必有所济。” 明道主簿上元时，谢师直为江东转运判官。师宰来省，其兄尝从明道假公仆掘桑白皮，明道问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为不使？曰：《本草》说桑白皮出土见日者杀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尔。师宰之相信如此。（《永乐大典残卷》）
治平元年（1064）
是年，程颢三十三岁，程颐三十二岁。 程颢被调任泽州晋城县令（今山西省晋城县）。当时其父程珦以京官身份任磁州（注：今河北省磁县）知府，程颢上任时曾到磁州探望父亲。此时，邢恕以师礼拜见。邢恕早先跟从程颐为学，在这里是第一次见到程颢。后邢恕曾跟从程颢到晋城，并在程颢所办的书院里学习。 八月四日，程颢子端榖出生。
治平二年（1065）
是年，程颢三十四岁，程颐三十三岁。 程颢在晋城期间，教民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兴办乡学，使“诸乡皆有校”，暇时亲为句读，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余年，而服儒服者数百人。”据记载，程颢共兴建兴校72所，办学数量居全国第一。
治平三年（1066 ）
是年，程颢三十五岁，程颐三十四岁。 三月，吕公著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南），临行前上书英宗推荐程颐说：“伏见南省进士程颐，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1059 ），已与殿试，自后绝意进取，往来大学，诸生愿得以为师。臣方领国子监，亲往敦请，卒不能屈。臣尝与之语，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程颢仍任晋城令，为历任县令立碑，作《晋城县令题名记》，慨叹过去因不记录县令政失“使贤者之政不幸而无传，其不肖者复幸而得盖其恶”，提出今后凡任县令者，应“第其岁月先后而记之”，便于“俾民观其名而不忘其政，后之人得从而质其是非以为师戒”。
治平四年（1067）
是年，程颢三十六岁，程颐三十五岁。 程颢晋城令期满，该任著作郎。史载：“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振野”。 宋英宗皇帝卒，神宗即位，欲厚葬。程颐代父程珦撰写《上神宗皇帝论薄葬书》。书曰：“臣观秦、汉而下，为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养之如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何，然而鲜克保完其陵墓者，其何故哉？独魏文帝、唐太宗所传嗣君，能尽孝道，为之远虑，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之简策。呜呼！二嗣君不苟为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亲为心，可谓至孝矣。汉武之葬，霍光秉政，暗于大体，奢侈过度，至使陵中不复容物，赤眉之乱，遂见发掘。二君从俭，后世不谓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为罪人。” 同年，其父程珦磁州任满，迁司门郎中（宋掌门关、津梁、道路禁令及其废置移复等事，稽查所有出入官吏、宫民、商贩等违法事），任汉州知府（今四川广汉）。二程兄弟随之前往。
熙宁元年（1068）
是年，程颢三十七岁，程颐三十六岁。 程颢自汉州返回洛阳。 五月，程颢子端榖死，年五岁。程颢作《程邵公墓志》：“生而有奇质，未满岁而温粹端重之态，宛然可爱，聪明日发，而方厚淳美之气益备。其始言也，或授之于诗，率未三四过，即已成诵矣，久亦不复忘去。虽警悟俊颖，若照彻内外，而出之从容，故敏于见知，而安于言动。坐立必庄谨，不妄瞻视，未尝有戏慢之色。孝友信让之性，盖出于自然。与人言则温然，及其有所不为，则确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许，后虽以百事诱迫，终不复移矣。日视群儿，相与狎弄欢笑跳梁于前，泊乎如不闻知，虽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夫动静者阴阳之本，况五气交运，则益参差不齐矣。赋生之类，宜其杂揉者众，而精于一者间或值焉。以其间值之难，则其数或不能长，亦宜矣。吾儿得其气之精一而数之局者与？天理然矣，吾何言哉！”朱熹评价这篇墓志，“全用周子《太极图说》及《通书》。盖理则粹纯至善，而气则杂揉不齐。”程颢通过墓志宣扬其理之“粹纯至善”的理想人格标准。
程颢上《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注：札子，古代公文的一种，多用于上奏）：提出“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礼乐；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德”；“朝廷当以厚礼延聘有德之士、考贤选能”；“凡公卿士大夫子弟皆入学”“其有当补荫者，惟不选于学者，不授于职。”
程颐仍在汉州，其父程珦为了延揽当地名士宇文中允到汉州州学任教，代其父写《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提出：“生民之道，以教为本。既天下之人莫不从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贤能群聚于朝，良善成风于下，礼仪大行，风俗粹美，刑罚虽设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诚能教之由士始，使为士者明伦理而安德义，知治乱之道，政化之本，处足以为乡里法，出可以备朝廷用。” 程珦对州学十分重视，程颐代其父作《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提出：“士之所以贵乎人伦者，以明道也。夫所谓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学之道“则在修身谨行而已。通诸心者，故谨修而可能乎？况无诸中不能强于外也，此为儒之本。”“夫古人之学贵专，不以泛滥为贤。”“以一郡而言，守之职岂不以养人为本？然而民产不置，何术以济乎困穷？吏繇有数，何道以宽乎力役？比闾无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风俗何缘而可厚？”
熙宁二年（1069）
是年，程颢三十八岁，程颐三十七岁。 参知政事王安石设制置三条例司，议行新法。三月，程颢、苏辙等入条例司，参与变法；四月，王安石派程颢等八人到各地视察农田、水利、赋役等新法推行情况。 王安石激进和以兴利为目的的新法引起朝中司马光、富弼、韩琦等大臣的反对。一日，程颢在王安石家中商讨新法，王安石子从屋内走出，气盛地说：“把当朝韩琦、富弼弃之于市，则新法行矣！”程颢正色说：“吾与参政谈论国事，尔何敢参言！姑且退下。”自此与王安石产生裂痕。 神宗问王安石之学如何？明道对曰：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荆公常与明道论事不合，因谓先生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后来逐不附已者。（安石）而独不怨明道。且曰：此人虽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吕本中杂说：正叔尝说新法之行，正缘吾党之士攻之太力，遂至各成党与，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过何害？伯淳作谏官，论新法，上令至中书议。伯淳见介甫，与之剖析道理，气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介甫连声谢伯淳曰：“此则极感贤诚意，此则极感贤诚意。”此时介甫亦无固执之意矣。却缘此日张天祺至中书力争，介甫不堪，自此彼此遂分。 《二程集》中记程颐语：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当时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数矣。其时介甫直以数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议不行，则决其去。伯淳于上前与孙莘老同得上意，要了当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担当了，而介甫之意尚亦无必。伯淳尝言管仲，犹能言出令，当如流水以顺人心。今参政须要做不顺人心事，何邪？介甫之意，只恐始为人所沮，其后，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顺人心事，人谁不愿从也。介甫道此则感贤诚意，却与天祺其日于中书大悖，缘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争于上前，上为之一以听用，从此党分矣。
八月，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宋神宗授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里行，官职低者任监察御史，加“里行”）。宋神宗召见，“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缺，俾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帝以为得御史体”称为“真御史！”通过几次召见程颢之后，宋神宗对程颢愈加佩服，每次召见将要退去的时候，总是对程颢说，朕希望能常见到你。有一次召见，由于君臣谈的投机，已过了皇上用膳的时间，程颢赶紧退出。朝中的宦官对程颢说：“难道程御史不知道皇上尚未用膳吗？” 据《续资治通鉴》载，这一时期，“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帝常使推择人才，颢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兄弟张载及弟颐为首。又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程颢在上书《论王霸札子》中要宋神宗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道：“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进于道而莫之御也。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 程颢在《论十事疏》中，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积弊，从尊师、官治、民生、治安、选贤、兵役等十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首先，开宗明义提出：“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物理。虽二帝、三王不无随时因革，踵事增损之制；然至乎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则前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继而提出：一、兴尊德乐善之风：“古者，自天子达于庶人，必须师友以成就其德业，故尧、舜、禹、文、武之圣，亦皆有所从学；”二、正纲纪，“以百度修而万化理”；三、治民恒产，“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产，使之厚生，则经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为治之大本也。”四、重视乡村政教，“古者政教始于乡里，其法起于比闾族党，州乡酂遂，以相联属统治，故民相安而亲睦，刑法鲜犯廉耻易格”；五、兴学校，“痒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伦、化成天下”；六、兵农合一，克骄兵耗匮之患；七、针对耕之者少、食之者众、京师浮民数逾百万之弊，提出“均田务农、均多恤寡、渐为之业”；八、针对“用之无节、取之不时、斧斤焚荡、暴殄天物”之弊，提出：尊圣人“奉天理物之道，山虞泽衡，各有常禁，故万物阜丰，财用不乏”；针对“礼制未修、奢靡相尚”之弊，提出：定“礼制以检饬人情，”定“名数以旌别贵贱”，抑“奸诈攘夺”，使“财用易给，民有恒心”。 程颢在《论养贤剳子》中，提出：“三代养贤，必本于学，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历观古先哲王所以虚己求治，何尝不尽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并提出：“臣今欲乞朝廷设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凡有政治则委之详定，凡有典礼则委之讨论，经画得以奏陈而治乱得以讲究也。”在这里，程颢提出了类似建立顾问制度。 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中外皆以新法不可行，言者攻之甚力，王安石任用奸佞之臣，强行新法，朝廷议论纷纷。一日，程颢奉旨赴中堂议事，宋神宗与执政大臣曾公亮、陈升之、司马光等讨论新法，王安石听不得反对意见，与几个大臣争吵起来，厉色待之。颢劝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安石为之愧屈。
熙宁三年（1070）
是年，程颢三十九岁，程颐三十八岁。 三月四日，程颢上书《谏新法疏》，四月十七日写《再上疏》，提出：“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于顺道。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于险阻，不足以言智。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况于排斥忠良，沮废公议，用贱陵贵，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幸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 四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提点刑狱。 程颢谏言不被采纳，遂乞去言职。王安石本与之善，虽政见不合，犹敬其忠信，不深怒，遂让程颢改任提点京西刑狱。颢固辞，写了《辞京西提刑奏状》，提出：“臣出自冗散，过蒙陛下拔擢，置在言责，伏自供职以来每有论列，惟知以忧国爱君为心，不敢以扬己矜众为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优容，故常指陈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当自圣，则未尝为谄谀之言，知人臣义无私交，则不忍为阿党之计。明则陛下，幽则鬼神，臣之微诚，实仰临照。然臣学术寡陋，知识阔疏，徒有捧土之心，曾无回天之力。近以力陈时政之失，并论大臣之非，不能裨补圣明，是臣坠废职业”。程颢认为让其担任京西提刑是“恩典过颁”，他本来只是一个御史，任提点刑狱，主管京西路各州的刑狱监察，不是降而是升，因此坚辞。后改任签书镇宁军判官。当时司马光在长安，也上疏求退，称“颢公直，以为己所不如”。程颢赴澶州（今濮阳）任节度判官（注：宋代于各州、府、路，选派京官充任，称为签书判官，职位略低于副使，以资佐理，掌文书事务）。 《永乐大典残卷》记程颐语：“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复求对，遂见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颜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复何用？欲去，而上问者数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轻用兵为言，朝廷群臣无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且放过，又且何妨？伯淳当言职苦，不曾使文字大纲，只是于上前说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备礼而已。大抵自仁祖朝优容谏臣，当言职者必以诋诘而去为贤，习以成风，惟恐人言不称职以去，为落便宜。昨来诸君盖未免此，苟如是为，则是为己，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今日朝廷所以特恶忌伯淳者，以其可理会事，只是理会学，这里动则于他辈有所不便也，故特恶之深。以吾自处，犹是自家当初学未至意未诚，其德尚薄，无以感动他，天意此，自思则如此。”《二程集》中亦见此言。 夏四月。太子中允、同提点京西刑狱程颢签书镇宁节度判官事。颢既罢御史，恳辞京西故也。上谓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柰何？”安石曰：“尧御众以宽，然流共工、放驩兜。驩兜止是阿党，共工止是‘静言庸违，象共滔天’。如吕公著真所谓‘静言庸违，象共滔天’。……陈襄、程颢专党吕公着，都无助陛下为治之实。今天下事不如理至多，人臣为奸罔至众，襄与颢曾有一言及之否？专助吕公着言常平法，此即是驩兜之徒。而陛下于邪说纷纷之时，张戬之徒皆未出，即奖用襄知制诰、颢提点刑狱，又称其平实。此辈小人若附吕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奖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奸？臣愚窃恐陛下非不知陈襄辈情状，但患斥逐人多，故以言假借涵容，且使安职。此大不然，彼不谓陛下涵容，乃谓陛下尚可欺罔，故纷纷不止也。”（见《长编》） 秋七月。安石曰：“臣见程颢云：‘须限民田，令如古井田。’”上曰：“如此即致乱之道。”（见《长编》） 十一月，程颢岳父彭思永于金陵去世，程颢写《祭彭侍郎文》与《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状》，称其“仁厚诚恕，出于自然”，“为政本仁惠，吏民爱之如父母”，“持守刚劲，不可毫发迁夺，喜善嫉恶，不为势利诱，不为威武移”。记其“每谓人曰：‘吾不为他学，但幼即学平心以待物耳’；常教其子弟曰：‘吾数岁时，冬处被中，则知思天下之寒者矣！’” 冬，一日，大雪，河清县修二股河兵卒几百人因不堪严寒逃归围住城门，守城者因慑于水丞程方的淫威不敢开门。程颢对守城者说：“这些兵卒抱必死之心，如不开城门，必引起事变。请打开城门，放他们回去。如果水丞怪罪下来，我来承担。”并与兵卒约回家取衣物后三日之内重回来修河堤。兵卒感激，三日后皆回。
程颐仍在四川汉州。一日，其父让他陪同朝中二官员游三峡，途中，二官员乘轿，并要程颐也乘轿，程颐说：“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啊！”
熙宁四年（1071）
是年，程颢四十岁，程颐三十九岁。 二月，司马光知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不报。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髃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知政事之时，已言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谓安石止于不晓事与狠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引援亲党，盘据津要，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义，极言其短……（《长编》） 程颢仍任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夏天，连降暴雨，曹村黄河决堤，危及开封。程颢接开封府帅刘公涣令指挥堵堤。程颢说：“曹村决口，危及京师。吾身为臣子，即使用身子去堵，也在所不惜！”刘公涣说：“真义士也！” 程珦在汉州府因病归朝。程颐随归。
熙宁五年（1072）
是年，程颢四十一岁，程颐四十岁。 是年，程颐随父从四川归，先到京师开封，遇游酢，此时游酢20岁，与之交谈，谓“其质可与适道”。第二天，游酢拜见程颐，向程颐求教。程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箪瓢陋巷何足乐，盖别有所乐以胜之耳。” 程颐受父之托，到陕西醴泉处理房产，后到洛阳居住讲学。 十二月，朝廷举行郊祀。程颢因曹村堵决口有功，被免除贬谪。其父程珦在嵩山管理崇福宫。程颢到洛阳监局任职，以便照顾父亲。程颢回到洛阳，居住在履道坊。据弟子刘立之记述：“先生（程颢）归洛，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先生经术通明，义理精微，乐告不疲。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范祖禹（注：进士，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哲宗立，迁给事中）说：“先生以亲老，求为闲官，居洛阳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邢恕对程颢在洛阳讲学的情况也有记述：“居洛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必合乎规矩准绳。盖真颜氏之流，黄宪刘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行李之往来过洛者，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衽而诚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在程珦管理嵩山崇福宫期间，二程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一日，朝中王宣徽来瞻仰崇福宫宋真宗御容，程颢代其父作《代少卿和王宣徽游崇福宫》诗(注：少卿，官名，大卿的副职，五品，指程珦) 。
熙宁六年（1073）
是年，程颢四十二岁，程颐四十一岁。 程颐居洛阳。此时韩持国任职许昌，程颐往见，见市中建浮图（佛塔），问韩公为何？韩持国说：“是为民祈福呀。”程颐说：“为民造福的，不在于先生吗？”意为民造福的在于人，不在佛。
熙宁七年（1074）
是年，程颢四十三岁，程颐四十二岁。 十二月，程颢降任监西京河洛抽税竹木务。此时王安石被罢免，任江宁知府。陈襄荐司马光等三十三人，荐明道说：“太子中允监西京竹木务程某，性行端醇，明于义理，可备风宪（监察执行法纪的官吏）。”宋神宗亦称赞程颢却没任用。 此时，吕公著、司马光等被罢官，司马光在洛阳编撰《资治通鉴》，与程珦、程颢、程颐来往密切。邵雍在洛阳安乐窝居住，与程颢、程颐同一街巷，过从甚密，为忘年交。程颢与司马光、邵雍有诗作唱和。
二程与司马光曾在一起切磋历史问题。一日，司马光到程颢家做客，司马光说：“我近日心很平静，好像放到了一个平安的地方。”程颢说：“这是何故？”司马光说：“因为我心中有一个中字，感到十分安乐。”这时程颐从外面进来，程颢说：“均实兄悟出了中字，心中甚安。”程颐说：“均实兄倘若常拿一串念珠，心中会更安静些。”接着他们又谈到了唐史，司马光说：“唐初的历史不好写，唐太宗和唐肃宗都是英明的君主，可二位都有篡逆之罪。”程颐说：“是呀，玄武门之变，唐太宗使用的手段是不光彩的。再一个人物是魏征，其人先事太子李建成，玄武门之变改事李世民。”司马光说：“我倒认为魏征这样作无可厚非，与历史上管仲事二主是一样的。”程颢说：“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业。魏征只是事仇不可取。”司马光说：“难道魏征不是知道李世民必为明主而反正吗，怎么只是事仇呢？”程颢曾写诗《赠司马均实》：“二龙闲卧洛波清，今日都门独饯行。愿得贤人均出处，始知深意在苍生。”程颐尤与司马光友善，倘若程颐有段时间不去见司马光，他就说，正叔是不是结交了新朋友，忘了我这个老朋友？
二程与邵雍关系密切，邵雍写有《思程氏父子兄弟因以寄之》一诗：“年年时节迈中秋，佳山佳水曼烂游。此际归期为君迟，伊川不得久迟留。”邵雍一生穷困不仕，司马光等人为他出钱购房，邵雍取名安乐窝，搬家之日，邵雍作《安乐窝中打乖吟》，司马光作了和诗，程颢也写了《和邵尧夫打乖吟二首》：“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尘。陋巷一生颜回乐，清风千古伯夷贫。客求墨妙多携卷，天为诗豪剩借春。尽把笑谈亲俗子，德容犹足畏乡人。”
一日，程颐同朱光庭一起拜见邵雍，并在一起论道。程颐指着面前的食桌说：“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处？”
熙宁八年（1075）
是年，程颢四十四岁，程颐四十三岁。 十月，天空出现彗星，朝廷诏求直言，程颢上书“应诏论朝政极切”，程颐代吕公著写《应诏上神宗皇帝书》，提出“人君因亿兆以为尊，其抚之治之之道，当尽其至诚恻恻隐 之心，视之如伤，动敢不慎？兢兢然惟惧一政不顺于天，一事不合于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苟有忧危恐惧之心，常虑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闻天下之言，如此则圣王保天下之心也。”
熙宁九年（1076）
是年，程颢四十五岁，程颐四十四岁。 十月，张载应诏赴京师开封过洛，与二程相见。张载说：“往终无补也，不如退而闲居，讲明道义，以资后学，犹之可也。”程颐说：“何必然？义当往则往，义当来则来耳。”
熙宁十年（1077）
是年，程颢四十六岁，程颐四十五岁。 五月，监西京抽税竹木务、太子中允程颢改太常丞。以知河南府贾昌衡、京西北路转运副使李南公等言颢博通古今，行谊修洁，改官八年，未尝磨勘故也。 六月壬午，程颢幼女澶娘病痘死去，死七十五日后葬于河南伊阳县神阴乡程氏先茔之东。澶娘生于熙宁四年季秋之丁未，其父颢时佐澶渊军，故名之曰澶娘，死时年方六岁。程颐为之写墓志铭。 七月癸丑，邵雍去世。当邵雍病重时，二程兄弟同司马光轮流守护，不离左右，料理后事。程颢并为邵雍写了墓志铭：“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观于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然后颓然其顺，浩然其归。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 康节先生病且革，伊川先生曰：“先生至此，他人无以致力，愿先生自主张。”康节曰：“平先学道，固知此矣，然亦无可主张。”伊川犹问难不已。康节戏之曰：“正叔可谓生姜树头生（注：俗语谓人之执拗者），必是生姜树头死也。”伊川曰：“从此与君永决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康节声气已微，举张两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谓也？”康节曰：“面前路径，须常令宽。路径窄，则自无著身处，况能使人行也。”（《二程集》675P）
七月，张载罢归过洛，与二程在一起论学。时称“洛阳议论”。 八月，二程叔父程璠葬伊川祖坟，程颢作《程郎中墓志》。 十一月，张载去世。程颢作《哭张子厚先生》：“叹息斯文约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休。东山无复苍生望，西土谁共后学求？千古声名联棣蕚，二年零落去山丘。寝门恸哭知何限，岂独交亲念旧游？”
元丰元年（1078）
是年，程颢四十七岁，程颐四十六岁。 三月，程颢受朝廷派遣到陕西蒲城祈雨。作《下白径岭，先寄孔周翰郎中》：“骤经微雨过芳郊，转觉长河气象豪。归骑已登吴坂峻，飞云犹认华山高。门前歧路通西国，城上楼台压巨涛。欲问甘棠旧风化，主人邀客醉春醪。” 冬，程颢任扶沟县令。期间，建明道书院。上蔡谢良佐来拜师求学。 程颐陪同父亲前往扶沟，住数月。程颐曾到京师开封，遇游酢，交谈之后，谓其资可进道，引见程颢，召为书院讲学。 周纯明来从学。周纯明澶渊人，邵雍抚养如子，后娶程颐女为妻。
程颢在扶沟，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此地多盗，虽丰年，盗窃每年不下十余期。程颢任内，盗贼息。有一小盗，被程颢审问，程颢说：“汝能改之，吾不予处罚。”盗叩首愿自新。几个月后，其人又犯盗窃。捕吏将到其门，他说：“吾与县令有约，不复为盗，今何面目见程县令？”遂自尽。朝廷宦官王中正到诸县巡察，权宠至盛，诸县购置新帐，竞相奢华接待，以取悦奉迎。程颢说：“吾邑贫，安能效他邑，且向民索取,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帐，可用之。”王中正知程颢廉直，绕扶沟县而去。
元丰二年（1079）
是年，程颢四十八岁，程颐四十七岁。 正月，程颐为其少年时所作的《养鱼记》写跋。《养鱼记》是程颐二十二岁时所作，他在《书<养鱼记>后》中写道:“吾昔作《养鱼记》,于兹几三十年矣,故稿中偶见之。窃自叹,少而有志,不忍毁去。观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负初心,不几于自弃者乎?示诸小子,当以吾为戒。元丰己未正月戊戌,西斋南窗下书。” 二月，诏以程颢同判武学，顾临权开封府推官。吕申公上疏略曰：颢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讲学议论，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时有论列，皆辞意忠厚，不失臣子之体。扶沟地卑，岁有水旱，明道先生经画沟洫之法以治之，未及兴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沟之地尽为沟洫，必数年乃成，吾为经画十里之间开其端，后之人知其利必有断之者矣。夫为令之职，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岁，免于死亡；饱食逸居，有礼义之训，然后为尽。故吾于扶沟兴设学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几成而废，夫百里之施至狭也。而道之兴废系焉，是数事皆未及成，岂不有命？然知而不为而责命之兴废则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尽心也。见《永乐大典残卷·程子遗事》 甲寅，罢程颢判武学。以御史何正臣言颢学术迂阔，趋向僻异故也。（《长编》） 同知枢密院吕公着言：近日除顾临开封府推官，程颢判武学，搢绅闻之，皆以为颢昔任御史，尝有所言，陛下不以为过而稍用之，知朝廷用人，不终遗弃，必料传之四方，士人无不欣仰。然命下数日，复因言者而罢去，则知臣前所陈者，其风犹未殄也。 三月，程颐、程颢应颍川陈公异的邀请，参加陈公异房舍落成禊祭，吕公著、司马光、程颢吟诗唱和，程颐作《禊饮诗序》。 六月，舅父侯可卒，程颢作《华阴侯先生墓志铭》：“先生姓侯氏，名可，字无可，其先太原人，宦学四方，因家徙华阴。少时倜傥不群，以气节自喜。既壮，尽易前好，笃志为学。祁寒酷暑，未尝废业。博极群书，声闻四驰。就学者日众。故自陕而西，多宗先生之学。先生纯诚孝友，刚正明决，非其义一毫不以屈于人，视贪邪奸佞若寇贼仇怨，显攻面数，意其人改而后已。平生以劝学新民为己任。” 同年，陕西蓝田吕大临来扶沟拜见程颢、程颐。张载去世后，其门下学者转拜程颢、程颐为师。据吕大临所记程颢语录，程颢在讲学中说：“吾学虽有所授，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之四海，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则只是敬此者，仁是仁此者，信是信此者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程颐当时也在扶沟讲学，他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
元丰三年（1080）
是年，程颢四十九岁，程颐四十八岁。 九月，程颢被朝廷任为奉议郎。因扶沟邻县有一人犯盗窃罪入狱逃跑，后又遇大赦，此人没再追究。有人告程颢纵盗被罢免。数千百姓到府上为程颢鸣冤，乞留。离县之日，数百百姓，追至境上，攀挽号泣，遣之不去。 岁末，程颐应陕西关中学者邀请前去讲学，走到雍、华（今陕西凤翔县）时，程颐系在马鞍上的一千文银不见了。同行的学者中有人说：“千钱微物，何足为意？”有人说“水中囊中，可以一视。人亡人得，何可叹乎！”程颐说：“使人得之，则非亡矣。吾叹夫此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则不复为用矣。” 据《入关语录》记载，程颐在讲学中提出：“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中者是之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个公字。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并对张载的一元论提出异议：“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
元丰四年（1081）
是年，程颢五十岁，程颐四十九岁。 韩持国任颍昌知府（今许昌），邀程珦前往居住，二程随往伺侯。“程颢自罢扶沟县令后，贫无以为家，其父以清德退居，程颐乐道不仕。先生与正叔，朝夕就养无违志。”（韩持国《明道先生墓志铭》） 韩持国与二先生善，韩在颖昌欲屈致之，预戒诸子弟侄，使治一室，至于修治户牖，皆使亲为之。二先生至暇日与持国同游西湖，命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庄敬者，伊川回视厉声叱之曰：汝辈从长者行敢笑语如此，韩氏孝谨之风衰矣。持国遂皆逐去之。闻之持国之子宗质彬叔云。见《祁宽录尹和靖语》 同年福建将乐人杨时调官京师开封，闻程颢在颖昌，前往求学。游酢、谢良佐同往从学。程颢常说：“杨君最会得容易”。后来，杨时返回南方，程颢送出门外，对坐客说：“吾道南矣。”后杨时将洛学传之罗从彦-李侗-朱熹。
元丰五年（1082）
是年，程颢五十一岁，程颐五十岁。 程颢、程颐同父返回洛阳居住。 程颐在洛阳讲学。当时文彦博以太尉身分到西京洛阳任知府。程颐给文彦博写信，希望将龙门山胜善庵上方旧址拨给他，以便著述讲学。《上文潞公求龙门庵地小简》：颐窃见胜善上方旧址，从来荒废为无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闻，欲得葺幽居於其上，为避暑著书之所。唐王龟剙（chuàng）书堂于西谷，松斋之名，传至至今。颐虽不才，亦能为龙门添胜迹于后代，为门下之美事。可否，娭命。” 文彦博回函：“先生斯文己任，道尊海宇，著书立言，名重天下，从游之徒，归门其盛。龙门久荒，虽然葺幽，岂能容之。吾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粮地十顷，谨奉构堂，以为著书讲道之所，不惟启后学之胜迹，亦当代斯文之美事。无为赐价，惟简是凭。”
一日，程颐与司马光同游登封，程颐作《游嵩山》诗：“鞭羸百里远来游，岩谷阴云暝不收。遮断好山教不见，如何天意异人谋？”王佺期曾给程颐寄来炼丹，程颐作《谢王佺期寄丹诗》：“至诚通圣药通神，远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有人评价程颢与程颐学说的区别，说程颢是“觉斯民”，重在启迪，使人觉悟；程颐是“寿斯民”，重在养生，使人长寿。
冬，刘询拜见程颢，据刘徇《师训》，程颢在讲学中提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无不手之舞之。”“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程颢将辩证思辨因素引入传统儒学，是对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伊皋书院在今天的鸣皋镇。是程颐于1083前后年所创建。据程颐之孙程晟所记：书院正房五间，伊川祖著书之所。东房三间，西房三间，是弟子们居住的地方。有大门一间，匾额上书“伊皋书院”。四周有围墙环绕。院中一棵苍老的古柏，据传为程颐亲手所植。程颢也时常来到这里，为弟子们讲学，同程颐探讨，切磋研究理学上的问题。此后除程颐于1086年被任为崇政殿说书和流放四川涪州外，在他逝世前的二十多年间，经常来往于洛阳和鸣皋之间，长期在这里讲学著书。据程颐自述，他的著书时间在60岁以后。他说：“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岁以前反复演绎，六十岁以后著书”。可见他所著《周易程氏传》、《书解》、《诗解》、《论语解》、《孟子解》的成书和《春秋传》的撰写是他在60岁以后。而这段时间，他又常在伊皋书院居住。这就说明程颐构思其思想体系和著书讲道与伊皋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史料证明《周易程氏传》传授大部分时间在伊皋书院。程颢、程颐除了在登封嵩阳书院讲学外，在洛阳讲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伊皋书院。
元丰六年（1083）
是年，程颢五十二岁，程颐五十一岁。 九月，程颢为了就近照顾父亲，向朝廷上书，被任为汝州酒务镇酒税。刘徇、朱光庭先后到汝州向程颢求学。朱光庭跟先生学习了一个多月，返回后，有人问对程颢的印象，他说：“我好像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 十一月，富弼去世，程颢作《祭富韩公文》，让外甥张敷前往祭奠。 杨时寄书与程颢讨论《春秋》。 程颐随程颢到汝州。
元丰七年（1084）
是年，程颢五十三岁，程颐五十二岁。 程颢夫人彭氏卒。
元丰八年（1085）
是年，程颢五十四岁，卒；程颐五十三岁。 三月五日，宋神宗崩，宋哲宗嗣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任用司马光、吕公著为执政，程颢改任承议郎。 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诏至洛，故相韩康公为留守，程宗丞伯淳为汝州酒官。会檄来举哀，于府既罢，谓康公之子宗师兵部曰：颢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谪官，颢独除监司。颢不敢当辞之，念先帝见知之恩，终无以报，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当如何？宗丞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兵部曰：何忧？宗丞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果并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为温公申公所重，使不死，更相调护，协济于朝，则元膛蟮持论无自而起矣。论此事时，范淳夫，朱公挠，杜孝锡，伯温同闻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验，故表而出之。见《邵氏闻见录》。 初，司马光四任提举崇福宫既满，不取赴阙，再乞西京留司，御史台或国子监，未报。会神宗崩，光欲入临，又避嫌不敢。已而闻观文殿学士孙固、资政殿学士韩维皆集阙下，时程颢在洛，亦劝光行，乃从之。卫士见光，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争拥光马，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光惧，会放辞谢，遂径归洛。 司马光初起用时，欲举荐程颐。后来司马光欲改变王安石新法，程颐使人对司马光说：“切未可改变差役法，否则三五年不能安宁。”司马光对王安石新法一概否定，朝廷内外议论纷纷。 五月，承议郎程颢为宗正寺丞（注：掌管皇族事务的佐官，从六品）。 六月十五日，程颢病逝。噩耗传出，士大夫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莫不哀伤，为朝廷为生民叹息。杨时在南方设祭堂祭奠。宋哲宗闻程颢去世，特“赐葬地一顷二十亩”（洛阳县志）。 丁丑，承议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颢卒。颢尝论熙宁初张戬争新法不可行，遂以语触王安石，因曰：“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当时自媿不能以诚感寤上心，遂成今日之祸。吾党当与安石等分其罪也。”颢深有意经济，方召用，遽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文彦博采众议，题其墓曰“明道先生”云。（《长编》） 十月二十四日，程颐葬其兄程颢于伊川祖坟。吕大临致哀辞，文彦博题其墓：“明道先生”；韩持国撰《明道先生墓志铭》。 程颐撰写《明道先生墓表》：“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程颢）生于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史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 程颐在记述其兄程颢生平的《明道先生行状》中，评价程颢：“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疏；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于人也，如时雨之润。先生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于恕；见善若出于己，不欲无施于人；居广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动有常。先生为学：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庭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教人而人易从，怒人而人不怨，贤愚善恶咸得其心，狡伪者献其诚，暴慢者致其恭，闻风者诚服，覩德者心醉。先生为政：治恶以宽，处烦而裕。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虽若甚迂，而民实风动。视民如伤，未施信而民信。 程颢有二子，长子端懿，任蔡州汝阳县主薄；次子端本，进士；女嫁承务郎朱纯之。 程颐在《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中，引述门人朋友评价程颢“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 十月，朱光庭被任为谏官，过洛阳时拜见程颐。 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洛阳留守韩绛举荐程颐。 《司马温公等荐伊川先生札子》说：“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道，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遗民。伏望圣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取进止。” 谏官朱光庭上奏朝廷，举荐程颐：“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实天民之先觉，圣世之真儒也。颐之见于当世至也。”司马光与吕公著同荐劄子曰：“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仪，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持士类，禆益风化。” 朱光庭又上言：“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材质劲正，有中立不倚之风；识虑明彻，至知几其神之妙；言行相顾而无择，仁义在恭而不矜。若用斯人，俾当动讲，必能辅养圣德，启道天听，一正君心，为天下福。”“颐究先王之蕴，达当世之务，乃天民之先觉，圣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经筵，足以发扬圣训；兼掌学校，足以丕变斯文。”“祖宗时起陈抟、种放，高风素节，闻於天下。揆颐之贤，抟、放未必能过之。颐之道，则有抟、放所不及知者。观其所学，真得圣人之传，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积，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乞访问其至言正论，所以平治天下之道。”“颐，以言乎道，则贯彻三才而无一毫之或闲；以言乎德，则并包众美而无一善之或遗；以言乎学，则博通古今而无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则开物成务而无一理之不总。是以圣人之道，至此而传。况当天子进学之初，若俾真儒得专经席，岂不盛哉！（中华书局2004年版《二程集上》338-339P）
十一月二十六日，程颐被任为汝州团练推官（虚衔），充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上书《辞免西京国子监教授表》，朝廷不准，又上《再辞免表》。 程颐《辞免西京国子监教授表》：臣颐言：今月日，准汝州牒，送到官诰一道，伏蒙圣恩，授臣汝州团练推官，充西泉国子监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处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惊。伏念臣：才识迂疏，学术肤浅，自治不足，焉能教人？岂敢贪冒宠荣，致朝廷于过举？所降诰命，不敢当受，谨奉表辞免以闻。 十一月丁巳（二十七日），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先生再辞，寻召赴阙。（中华书局2004年版《二程集上》339P） 程颐《再辞免表》：臣颐言：今月日，准汝州牒，备到尚书礼部符，奉圣旨，不许辞免恩命者。伏以皇帝陛下嗣惟之初，方图大治，首拔一人于畎亩之中，宜得英异之才，置之于位，则天下耸动，知朝廷急贤，不特济一时之用，足以为后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则天下何望？后世何观？朝廷之举也何为？臣之受也何义？臣虽至愚，敢贪宠禄，以速戾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尽其辞也。臣愿陛下扩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贤，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虽圣贤亦将为陛下出。况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严，臣无任战恐，激切屏营之至。
元祐元年（1086）
是年，程颐五十四岁。 闰二月十八日，由王岩叟举荐，朝廷任程颐为承奉郎，后又任宣德秘书省校书郎（注：秘书省校书郎掌管校对典籍，刊正文章，正九品）。 程颐于二十四日上《辞免馆职状》，提出：“既蒙赐召，礼合见君，先受恩命，义理未安。”希望见君谢恩。 三月十四日，太皇太后召见程颐，面谕程颐为崇政殿说书，辅导年幼的宋哲宗。程颐面辞。并连写三道奏章，论辅养圣德之道，“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受之命无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听其辞避”。
闰二月十二日，光庭奏乞以程颐为讲官。（此据政目十二日事，当求光庭奏附此。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汝团除西京国子教授，元年闰二月十八日承奉校书，三月十四日召对，二十四日通直说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闰二月二十四日（一说三月至京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为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先生辞曰：“神宗时，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见，未敢衹命。”于是召对，太皇太后面喻，将以为崇政殿说书。先生辞不获，始受西监之命。且上奏，论经筵三事：其一，以上富于春秋，辅养为急，宜选贤德，以备讲官，因使陪侍宿直，陈说道义，所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其二，请上左右内侍宫人，皆选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浅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经筵，袛应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宫中动息以语讲官，其或小有违失，得以随事规谏。其三，请令讲官坐讲，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袛惧之德。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职？如不可用，愿听其辞。”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 先是，王岩叟言：“臣闻孔子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臣以谓举之易也，而禄之难；禄之易也，而尽其用难。非待之有礼，处之有方，则不可得而禄矣，不可得而尽其用矣。伏见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学极圣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颢，俱以德名显于时。陛下方欲用颢而颢卒，贤士大夫无不相与咨嗟，以为朝廷之恨。今者，幸陛下复起颐而用之，颐趋召以来，待诏阙下，四方俊乂，莫不翘首向风，以观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处之者当否，而将议焉。则陛下此举系天下之心，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得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愚臣区区欲以广陛下之美者，其诚心如此，惟圣主留意。幸甚！”（岩叟荐颐，不得其月日，太皇太后尝谕岩叟云：卿累荐程颐已除校书郎，来日待行文字召对。此语今附此月二十八日。然则岩叟荐颐不但此一奏也。颐召对在三月十四日，除说书在三月二十四日，朱光庭荐颐在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三月十四日，程颐《辞免馆职状》：“伏蒙圣恩，授臣授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闻命震惊，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国子监教授，方再具辞免，奉圣旨，令乘递马赴阙。祗命而来，未获进见，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草莱之人，既蒙赐召，礼合见君，先受恩命，义理未安。况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圣慈，令臣入见，所降诰命，不敢当受。伏候勅旨。”诏程颐特许朝见，仍令上殿。 三月己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今月二十一日，中使陈衍奉宣圣旨问臣：‘来日程颐上殿，若奏对有取，当除以何官职？不可太轻，亦不可太重，若令在经筵（注： jīng yán，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 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 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当与何名目？’臣窃惟程颐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幕职官西京教授，颐曾固辞。及朝廷召赴阙，除宣德郎、校书郎，颐又辞。卑官在经筵者，惟有崇政殿说书。若以新所除官（注：授官）充崇政殿说书，足为超擢，但恐颐坚辞不敢受耳。更乞圣意裁度。”（此据元佑实录司马光三月二十一日亲书札子，今附此。）辛巳，宣德郎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颐既上殿，（十四日辞恩命，乞进见。）即以经筵命之。颐面辞，不许；退而具奏，曰： “窃以知人则哲，帝尧所难，虽陛下圣鉴之明，然臣方获进对于顷刻间，陛下见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畎亩（quǎn mǔ）之中，骤置经筵，盖非常之举，朝廷责其报效，天下之所观瞩，苟或不当，则失望于今，而贻讥于后，可不谨哉？臣未敢必辞，只乞令臣再上殿进札子三道言经筵事，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之受命为无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听其辞避。如此，则朝廷无举动之过，愚臣得去就之宜。”又言：“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陈，盖欲朝廷审处于未授之前，免烦回改成命。”又言：“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挥许臣实封札子进呈，亦与口陈无异。” 其札子一曰：“臣伏观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辅养。昔者周公辅成王，幼而习之，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故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与之居处，使之熏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圣之资，得于天禀，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所谓辅养之道，非谓告诏以言，过而后谏也，在涵养熏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乞朝廷遴选贤德之士，以侍劝讲；讲读既罢，当留二人直日，夜则一人直宿，以备访问。皇帝读习之暇，游息之间，时于内殿召见，从容宴语，不独渐摩道义，至于人情物态，稼穑艰难，积久自然通达。比之常在深宫之中，为益岂不甚大？窃闻间日一开经筵，讲读数行，髃官列侍，俨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则责辅养之功难矣。今主上幼冲（ yòu chōng ，谓年龄幼小。 《书·大诰》:“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歷服。”），太皇太后慈爱，亦未便乞屡出，但时见讲官，久则自然接熟。大抵与近习处，久熟则生亵慢，与贤士大夫处，久熟则生爱敬，此所以养成圣德，为宗社生灵之福。天下之事，无急于此。窃料众人之意，以为皇帝尚幼，未烦如此，乃浅近之见。夫幼而习之，为功则易，发然后禁，礼经所非。古人所以自能言而教者，盖谓此也。” 其二曰：“臣闻三代之时，人君必有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后世作事无本，知求贤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傅德义之道，固已疏矣，保身体之法，无复闻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知，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辅养之道，当法先王。臣以为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臣欲乞皇帝陛下左右扶持祗应宫人、内臣，并选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须质朴，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奢丽之物不接于目，浅俗之言不入于耳。及乞择内臣十人充经筵祗应，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戏则随事箴规，违持养之方则应时谏止。调护圣躬，莫过于此。今不设保、傅之官，傅德义、保身体之责，皆在经筵。皇帝在宫中，语言、动止、衣服、饮食，皆当使经筵官知之。” 其三曰：“臣窃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慑，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成德可知。中常之君，不无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故周公告成王，称前主之德，以寅畏、祗惧为首。从古以来，未有不尊贤畏相而成其圣也。皇帝陛下未亲庶政、方专问学。臣以为辅养圣德、莫先寅恭，动容周旋，当主于此，岁月积习，自成圣性。臣窃见经筵臣僚，侍者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为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窃闻讲官在御案傍以手指书，所以不坐，欲别令一人指书，讲官稍远御案坐讲。意朝廷循沿旧体，只以经筵为一美事，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颐乞坐讲竟不行。）
御史中丞刘挚言：“臣伏睹制命，以布衣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者。恭以尊儒重道、振举遗逸，使天下归心，固圣朝之所宜为也。然臣窃惟进退者臣子之大节，爵禄者天下之公器。进退不失其义，则人道立；爵禄不轻所与，则士心劝。二者盖不可不谨也。颐以节行自守，不介意于仕，陛下高其风，故以汝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颐既力辞不从而赴召，而陛下又以宣德郎、校书郎待之。颐既至，未即受命。而陛下赐之廷对，又官之以通直，置之于经筵。盖颐之逊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臣恐颐于出处辞受之际，义有难安者也。孔子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孟子曰：‘仕有时乎为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颐好学求志，有君子之行，遭际盛世，其心岂徒欲以声名自售哉？固愿有所试，然后有所就也。颐亲老家贫，兄颢有贤行，官不达而死。在颐之义当仕也。为贫而仕，则若孟子所谓居卑者可也。今有誉而不试，每辞而加进，臣于是知颐之不敢受也。若夫纷纷之论，致疑于颐者，非独如臣言也。直以谓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而已。天下节义之士，乐道不出如颐等辈，盖亦不少。彼无所援乎上，故不闻尔。又以谓颐辞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举布衣，故事具存。’是颐之志欲为种放、常秩，而亟欲得台谏、侍从者尔。臣固知论者之或过也。然而是非疑似，亦不可以不察。圣人自有中道，过之则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则乱。伏望陛下审真伪，重名器。闻颐方辞恩制，乞降指挥，依颐所乞，成就其节，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禄养其亲，又使受之有义，免于似是之谤。而后日见其可用，进擢盖未晚也。于陛下尊德举逸之道，无过不及者。” 又言：“闻颐有所建请数事，如欲令经筵侍臣坐讲之类，又有非所宜言者，众传以为笑。不知有是事乎？惟望速降圣旨，依颐辞免，但命之以初官，试之以西京教授，庶几成颐之志，全颐之节，以息髃议，而亦不害异日擢用也。廉耻不立于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当于义，则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为事，岂不重哉！”颐卒留经筵，挚所言不用。
在讲筵，颐每以师道自居，其侍讲，色甚庄，言多讽谏。颐闻帝宫中盥而避蚁，因讲毕，请曰：“有是乎？”帝曰：“然，诚恐伤之耳！”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称善。 四月，例以暑热罢讲。先生奏言：“辅导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讲官以六三日上殿问起居，因得从容纳诲，以辅上德。” 伊川先生居经筵，建言今之经筵实古保传之任，欲使内臣十人供侍左右，傥人君出一言，举一事，食一果实，必使经筵知之。有翦桐之戏，则随事箴规，违养生之方，则应时谏止。吕申公曰：主少，非可为之时也。伊川曰：正可为也。责不在人主，而人臣当任之耳。见杨迥《庭闻藁录》 程子在讲筵，执政有欲用之为谏官者，子闻之以书谢曰：公知射乎？有人执弓于此，发而多中，人皆以为善射矣。使羿立于其旁，道之以彀壳率之法不从，羿且怒而去矣。从之则戾其故习，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处羿于无事之地，则羿得尽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颐才非羿也，然闻羿之道矣。虑其害公之多中也。见《遗书》 文潞公，尹洛先生时为判监，一日府会先生往赴到客次，见乐人来呈乐语曲词，先生讶之问故，对曰：昨日得太师钧旨，明日请程侍讲，词曲并要严，谨依礼法，故先来呈。富郑公司马温公居乡里尤所尊礼，吕正献公，范忠宣公过洛必先来见。吕荣公兄弟，与先生书，必涤笔砚正衣冠然后写，其为当时礼敬如此。见《涪陵记善录》
四月辛亥，户部言：“讲筵所奏，本所请给令，侍讲、侍读、说书职事钱十贯。近准朝旨，侍读、侍讲职事钱，特添作三十贯，即不碍诸般请给。按旧例，侍读、侍讲、说书请给不同。其说书程颐，未敢便依侍读、侍讲例支破。”诏程颐职钱添作二十贯。（八月十八日，支见钱。） 五月十二日，诏给事中兼侍讲孙觉、秘书少监顾临、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同看详修立国子监、太学条制。程颐所定大概，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镌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委任。励行检，以厚风教。及置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如是者亦数十条。挚言“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盖指程颐也。颐所立条制，辄为礼部疏驳，颐亦自辨理，然朝廷讫不行。 六月乙卯，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曰：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进取，以读书求道为事，于兹几三十年矣。当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屡为当途者称荐，臣于斯时，自顾学之不足，不愿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临朝，求贤愿治，大臣上体圣意，搜扬岩穴，首及微贱，蒙恩除西京学官。臣于斯时，未有意于仕也，辞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门下学者半劝臣勿行，半促臣行。劝者则曰：“君命召，礼不俟驾。”劝臣勿行者则曰：“古之儒者，召之则不往。”臣以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子则可，盖二人者处宾师之位，不往，所以规其君也。己之微贱，食土之毛，而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宪，是以奔走应命。到阙，蒙恩授馆职，乃以义辞，遂蒙召对。臣于斯时，尚未有意于仕也，进至帘前，咫尺天光，未尝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视臣，岂求进者哉？既而亲奉德音，擢置经筵，事出望外，惘然惊惕。臣窃内思，儒者得以道学辅人主，盖非常之遇，使臣自择所处，亦无过于此者。臣于斯时，虽以不材而辞，然许国之心实已萌矣。尚虑陛下贪贤乐善，果于取人，知之或未审也，故又进其狂言，以觊详察，曰：“如小有可用，则敢不就职！或狂妄无取，则乞听辞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为妄也，臣于是受命。供职以来，夙夜毕精竭虑，惟欲主上德如尧、舜，异日天下享尧、舜之治，社稷固无穷之基，乃臣心也。臣山林野人，禀性朴直，言辞鄙拙则有之，至于爱君之心，事君之礼，告君之道，敢有不尽，上赖圣明，可以览照。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达之知，遭遇如此，愿效之诚，庶几毫发之补，惟陛下留意省览，不胜幸甚。 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开纳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维持大业，且欲兴致太平，前代英主之所不及也。但能日谨一日，天下之事，不足虑也。臣以为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长久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已。历观前古辅养幼主之道，莫备于周公，周公足为万世之法也。臣愿陛下扩高世之见，以圣人之言为可必行，勿狃滞于近规，勿迁惑于觽口，古之所谓“周公岂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书，举常伯至于缀衣、虎贲，以为知恤者鲜，一篇之中，丁宁重复，惟在此一事而已。书又曰：“仆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离正人也。盖所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故能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后世不复如此，谓人主就学，所以涉书史、览古今也，不知涉书史、览古今，乃一端耳。若止如是，则能文宫人可以备劝讲，知书内侍可以充辅道，何用置官设职，精求贤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礏赋自殊，历考前史，帝王才质，鲜不过人。然而全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辅养不得其道，而位势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资粹美，德性仁厚，必为有宋之令主，但恨辅养之道有未至尔。臣供职以来，六侍讲筵，但见诸臣拱手默坐，当讲者立案傍，解释数行而退。如此虽弥年积岁，所益几何，与周公辅成王之道不同矣。或以为主上方幼，且当如此，此不知本之论也。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学之法，以豫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熏染，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思虑偏好生于内，觽言辩口铄于外，欲其纯全，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岂有太早者乎？又以为主上天资至美，自无违道，不须过虑，此尤非至论。夫圣莫圣于舜，而禹、皋陶未尝亡规戒，至曰“无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且舜之不为慢游、傲虐，虽至愚亦当知之，岂禹而不知乎，盖处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岂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历艰难，力平祸乱，年亦长矣，始恶隋炀侈丽，毁其层观、广殿，不六七年，复欲治干阳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圣贤虽明盛之际，不废规戒，为虑岂不深远也哉！况冲幼之君，闲邪拂违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间，以暑热罢讲，以至中秋，盖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至今三月，不一见儒臣，何其与古人之意异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经时累月不亲儒士，初秋渐凉，欲乞于内殿或后苑清凉处，召见当日讲官，俾说道义，纵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独对，与觽见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当习熟。若不如此，渐致待其自然，是辅道官都不为力，将安用之？将来伏假既开，且乞依旧轮直日，所贵常得一员独对。 开发之道，盖自有方；朋习之益，最为至切。故周公辅成王，使伯禽与之处，圣人所为，必无不当。真庙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师古也。臣欲择臣僚家子弟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端谨颖悟者三人，侍上左右。所读之书，亦使之读，辨色则入，□而罢归，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择有年宫人、内臣二人，随逐看承，不得暂离，常情语笑，亦勿禁止，惟须语言必正，举动必庄。仍使日至资善堂呈所习业，讲官常加教劝，使之严惮。年方十三，便令罢去。岁月之间，自觉其益。 自来宰臣十日一至经筵，亦止于默坐而已，又间日讲读，则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职，言动必书，施于视政之时则可，经筵讲习之所，乃燕处也，主上方问学之初，宜心泰体舒，乃能悦怿。今则前对大臣，动虞有失，傍立史官，言出辄书，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发于言，敢乎？深妨问学，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挥，宰臣一月两次与文彦博同赴经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讲说，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说书之职，置来已久，乃是讲说之所。汉、唐命儒士讲论，亦多在殿上，盖故事也。迩英迭袋，讲读官、内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间尚未甚热，而讲官已流汗，况主上气体嫩弱，岂得为便？春夏之际，人气蒸薄，深可虑也。祖宗之时，偶然在此，执为典故，殊无义理。欲乞今后只于延和殿讲读，后楹垂帘，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希简，圣体康和，时至帘前观讲官进说，不惟省察主上进业，于陛下圣德未必无补。兼讲官辅导之间，事意不少，有当奏礏，便得上闻，亦不劳烦圣躬限以日数，但旬月之间，意适则可一往也。 今讲读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职，独臣不领别官，近差修国子监太学条制，是亦兼也，（五月十二日差修学制。）乃无一人专职辅导者。执政之意可见也，盖惜人材不欲使之闲尔。又以为虽兼他职，不妨讲读，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众人言之，夫告于人者，非积其诚意不能感人也，故圣人以蒲卢谕政，谓以诚化之也。今夫钟，怒而击之则武，悲而击之则哀，诚意之感人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斋戒而告君者，何谓也？臣前后两得进讲，未尝敢不宿斋豫戒，潜思存诚，觊感动于上心。若使营营于职事，纷纷其思虑，待至上前，然后善其辞说，徒以颊舌感人，不亦浅乎！此理非知学者不能晓也。道衰学废，世俗何尝闻此，虽闻之，必以为迂诞。陛下高识远见，当蒙鉴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专职辅导，极非过当。今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罢，且乞免臣修国子监条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诚，专佐辅导，不惟事理当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为重事，不为闲故也。 陛下擢臣于草野之中，盖以其读圣人书，闻圣人道，臣敢不以其学上报圣明。窃以圣人之学不传久矣，臣幸得之于遗经，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骇笑者虽多，而近年从者方众，方将区区驾其说以示学者，觊得传于后。不虞天幸之至，得备讲说于人主之侧，诚使得以圣人之学上沃圣聪，则圣人之道有可行之望，岂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为信，何不一赐访问，臣当陈圣学之端绪，发至道之渊微，陛下圣鉴高明，必蒙照纳。如其妄伪，愿从诛殛。（颐明年三月再上疏，云“去年六月中尝有奏陈”，今即附六月末。）
八月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兼权判登闻鼓院，颐再辞之，引前说，且言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体，再辞不受。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注：支取薪俸）依职事官例支见钱（注：现钱）。” 颐在讲筵尝质钱（注：典钱）使，或疑禄薄，问知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寻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注：宋代记述官员政迹功过以备考课升降之用的本子），颐言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为朝廷待士便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注：孟子语）也。即令户部自为出历子，户部初欲折支（注：折支俸禄。将物品折算成俸禄，发放给官吏），执政奏请馆阁官皆请见钱，岂有经筵反折支？又检例，缘久无崇政殿说书，故户部只欲与折支，久之（至八月十八日），始给见钱。（《长编》）
九月初一，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丧事。是日也，祀明堂（注：季秋吉辛日在明堂举行的祭天大礼，每三年举行一次）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掞，问之，公掞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鏊糟陂里叔孙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时时谑伊川。（《二程集》） 《长编》则记吕陶语云：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其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他日国忌，祷於相国寺，伊川令供素馔。子瞻曰：“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正叔曰：“礼，居丧不饮酒肉食。忌日，丧之馀也。”子瞻令具肉食，曰：“为刘氏者左袒。”于是范淳夫辈食素，秦黄辈食肉。吕申公为相，凡事有疑，必质於伊川。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口诋之云。（《二程集》）
冬至（注：冬至又称“上元节”、“冬节”、“大冬”。《东京梦华录》记载：“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百官皆上表贺皇帝。崇政殿说书程颐建言：“神宗丧未除，节序变迁，时思方切，恐失居丧之礼，无以风化天下。乞改贺为慰。”不从。
十二月三日，左司谏朱光庭上封事，密论翰林学士撰试馆职策题不当讥讽祖宗。光庭言：“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又称：‘汉文宽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臣以谓仁祖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后之为人臣者，惟当盛扬其先烈，不当更置之议论也。今来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偷刻为议论，独称汉文、宣帝之全美，以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焉。伏望圣慈察臣之言，特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题，苏轼文也，诏特放罪（注：赦罪开释）。 十四日进呈，有旨放罪，光庭章过门下矣。光庭以谓此罪不当放，遂再论之，语益峻。自此章方明攻苏轼，又有一贴黄，引轼骂司马光、程颐事，其意欲以见轼之轻耳。轼闻而自辩曰：“臣窃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策问，有涉讽议先朝之语。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臣之所谓偷与刻者，专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况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蒙御笔点用第三首。臣之愚意，岂逃圣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余罪。伏愿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为众口所铄。”诏追回放罪指挥。（轼自辩札子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明年正月十七日又上）
或传朝廷谓光庭所言非是，将逐去之，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相与言朝廷命令反复，是非颠倒，不可不辩。又恐遂逐光庭，则所损益大，因欲于未逐前早救之。乃各上疏论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犹未显斥其有讥讽意也。疏入，不报。（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尧俞第一奏，二十八日，岩叟继之。二年正月八日，尧俞、岩叟再奏。九日，王觌奏，十一日，觌又奏。十二日，批出，令尧俞、岩叟、光庭不须弹奏，十三日，三人赴都堂受旨，十四日，三人又各上奏。十七日，罢轼自辩。十八日，尧俞、岩叟同入对，十九日，待罪。二十一日，孙升奏。二十二日，进呈尧俞、岩叟所奏。二十三日，诏令各供职。是日，孙升又奏。二十五日，三人侍班次，二十七日，同见于紫宸殿门。此一段事方竟耳。） 岩叟言：“臣窃闻初有圣旨，以学士院所撰馆职策题，祖宗为不足法而归全美于异代，用谏官言，将议其罪。陛下宽仁，特恕免之。举朝之人，方纷然交议，以谓学士深失大体，谏官言之为甚当，朝廷令免罪为太轻。今复闻续有指挥，追回放罪敕旨。物论疑骇，不审陛下知其意不可恕，而遂欲正典刑，以示天下耶？反以无过，而收已行之命耶？欲正典刑则善矣，反以为无过而收之则未安也。伏望陛下虚心平意，照之以至理，格之以大义。岂有本朝策天下之士，欲以求治道，而先自短其祖宗，命辞之人得为无罪耶？不知使陛下何以教天下，何以训后世？既以祖宗为有弊，又以陛下为可欺，罪在不疑，罚当无赦。或闻苏轼自辩，谓是陛下点中此题。果然，则轼更因其非，又推过于君父，罪益大矣。此题不缘言者深考而明攻之，泛读一过，安能遽晓？虽禁中点出，于陛下未为有失。今判然知之，而不正其罪，则失在陛下矣。罪已明而反脱，命既下而复收，乃似朝廷容其如此，臣恐天下之人遂移苏轼之非，反为吾君之过，臣不可不为陛下惜也。仰乞圣慈早正轼罪，以解中外之惑。”贴黄：“轼之此罪，若不正之，则于朝廷事体终为不顺，上下议论终为不允。乞陛下深赐省察，无以为惑，幸甚！” 又言：“臣伏以朝廷之事，莫先于辩是非，明赏罚。是非辩，赏罚明乃可以正朝廷，朝廷正则百官正，百官正而后天下一于正矣。是非之不可不辩，赏罚之不可不明，所系如此，其可忽哉！近者苏轼撰策题试馆职，引汉文、汉宣以方祖宗，语伤大体。谏官论乞正其罪，闻有旨特放罪，是朝廷初以谏官为是，以学士为非也。曾未累日，复闻收还放罪之旨，更反以学士为是，以谏官为非也。一事之间，而乍是乍非，或行或已，于朝廷举动何如哉！此臣之所以为陛下惜也。臣窃伏思陛下至公至明之初心，必无所惑，应有奸言邪说，颠倒是非，变乱白黑，以移陛下之意者。自古奸人之心，利在人主不纳谏而忠臣杜口，则欲以行其私，非有忠于社稷之志也。此理易明，岂终能欺陛下？陛下略加静思，则得之矣。臣观汉、唐以来至于本朝，策问不可胜数，无有此体。陛下博览文史，试取而比类之，轼之罪不难见矣。方两宫听政帘下，尤当正是非、公赏罚，使天下无以窥其失臣之心也。苟以非为是，则小人遂将乘隙而进矣。传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正在今日，陛下不可不深思而审处之也。今议轼之罪，或重或轻，固在陛下，但朝廷之事不可不正耳。伏望圣慈断之以义，早赐施行。”贴黄：“夫牵制于人以观是非，则是非惑；据事实以观是非，则是非正。愿陛下不以牵制之爱，而夺是非之正，天下幸甚！”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台谏之职，为天子耳目，要在维持纲纪，分别邪正。凡所弹击，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以事权，以报私怨。万一及此，是谓欺君。今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也。朱光庭指以为非，亦太甚矣。假使光庭直徇己见，不为爱憎而言，则虽不中理义，犹可恕，或为爱憎而发，则于朝廷事体所损不细。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颐，所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审如所闻，则光庭固已失之，轼亦未为得也。且轼荐王巩为不知人，戏程颐为不谨言。举此二者而罪之则当也，若指其策问为讥议二圣而欲深中之，以报亲友之私怨，诚亦过矣。” 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其结怨之端盖自此始，轼非无过也。”
王岩叟朝论：“十二月三日，朱光庭上封事，密论翰林学士撰试馆职策题不当讥讽祖宗，十四日进呈，有旨放罪，光庭章过门下矣。光庭以谓此罪不当放，遂再论之，语益峻。自此章方明攻苏轼，又有一贴黄，引轼骂司马光、程颐事，其意欲以见轼之轻耳。然闻轼有文字自辩云，学士院共进三题，轼所撰一题最在后，不谓偶合圣意，出于点中也。既而闻有旨抽入放罪指挥，又谓谏官言之非是，且有意逐谏官。臣愚与尧俞皆以命令反复，是非颠倒，不可不辩，又恐遂逐谏官，所损大矣，不若于未逐以前早救其事，乃上疏不疑。愚二十七日上，尧俞次日亦入，然愚二人皆不斥其有意讥讽，但云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耳。尧俞章，本集皆不存。正月八日，愚与尧俞又继一章。十二日，于尧俞章后批出云：‘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以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是非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须弹奏。’十三日，召三人至都堂，右揆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中书侍郎吕大防、左丞李清臣、右丞刘挚五人，大意皆知轼为有过，然特欲以上意两解之。愚等皆不敢奉诏。十四日，皆上一疏，又论不奉诏之意。十八日，同对于延和殿，才读尧俞札子了，即云：‘此事小，何故言？’尧俞对云：‘正谓不小，所以言。’又云：‘此朱光庭有私，卿等党光庭。光庭未言时，何不言？’尧俞与愚皆对曰：‘有一人论之，且观朝廷行不行，或中间有差失，方当继言。昨光庭初言，朝廷有放罪之旨，则是朝廷行遣得正，自不消言，后见反汗，又是非倒置，臣等方合论。’又宣谕曰：‘苏轼非是讥讽。’对曰：‘若是讥讽，罪当诛，臣等不止如此论。今止为不当议论祖宗，所以乞略行责耳。’愚怀策题一本，就帘前指其文而解，未终，厉声曰：‘更不看文字也！’又进读愚札子，竟不然之。尧俞曰：‘如此，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乃厉声曰：‘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则甚，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愚即进曰：‘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于道理上断。’即峻语曰：‘待责降苏轼。’愚与尧俞皆进曰：‘此在陛下。假令暂责，随即召之，亦是行遣正。’乃曰：‘待相度。’尧俞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乃所以为平。今待轼如此，轼骄，将何以使？’又曰：‘便总由台谏官。’愚对曰：‘若台谏所言，陛下能尽听纳，自足以成陛下之美，台谏何预焉？’又曰：‘但言不妨，行与不行，须由宸衷。’愚对曰：‘如此，则是顺朝廷意者乃得行，恐非朝廷之福。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愿陛下常于此加察，恐逊顺陛下之言有非道之事。’愚又曰：‘小人之欲破坏言路者多，陛下欲求言路则难，欲沮言路则易。一沮之，则人将以言为戒，恐陛下不得尽知外事。愿加深察。’尧俞亦曰：‘臣尽至诚告陛下，陛下不察，亦无可奈何，愿为国家更深思远虑。’遂下至台，与尧俞议待罪，乃同奏云：‘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蒙宣谕谓臣等党附谏官朱光庭，弹奏翰林学士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事。臣等误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候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然上殿札子却降出。二十二日，垂帘，进呈执政撰一白贴子，欲明破苏轼之非。久之不纳，但云：‘四人皆逐出。’诸公争之以为不可，乃许用白贴子中降指挥。二十三日，得札子云：‘正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圣旨：苏轼所撰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于检会。札与学士院，令知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尧俞二十五日与愚、光庭以侍班次，二十七日，同见于紫宸门内东外，方入，初与尧俞、光庭等奏论苏轼策题不当，进曰：‘汉、唐以来，多少策题，无有将祖宗与前代帝王比量长短者。策题云欲师仁祖之忠厚，则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曰当时百官有司皆不举其职，不知仁宗在上却何所为？乃是全然荒怠，致得百官有司如此。果如此，因何成得四十二年太平，至今耆老言之，犹往往流涕。仁宗何负，却言不如汉文！’上云：‘此事小，不消得如此，且休则休。’对曰：‘此虽数句言语，缘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会。’上云：‘不是讥讽祖宗。’对曰：‘启陛下，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只是出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须有行遣。譬如误入禁门，于法罪亦不轻，何则？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不严也。今若不以此事为戒，他日有一人指斥乘舆，而云本出于误，亦可恕否？陛下虽欲恕之，七庙威灵在上，岂得容恕！’又奏曰：‘执政于都堂对臣等皆言苏轼不是，既知不是，岂可却教朝廷做不是底事？又岂有朝廷明知不是，却抑言事官要休？若寻常人私事则可休，朝廷事则不可如此。臣等为朝廷持风宪，若凡所论奏，常指挥令休和，要将安用？即是臣等辱却风宪，更有何面目居职？’又奏曰：‘真宗朝，知制诘张秉撰一叙用官制词云：顷因微累，谪于荒遐。真宗览之曰：如是，则是先帝失政。遂罢其职。’又奏曰：‘若是臣等分上私事则可休，事干祖宗、干朝廷，臣等如何敢休？朝廷若不行破，书在史册，后世以朝廷为何如哉？传入远夷，必有轻慢朝廷之心，万一遣使发问，不知如何为答。’上云：‘言事官有党。’对曰：‘臣等不知有党无党，但知据事之是非论列，陛下亦只当看事如何。若心疑于有党，则必失事之实，既失事之实，则是非难辩。自古小人欲倾害君子者，君子无过，则无以奈何，惟是指为朋党，人主遂疑，人主既疑，因而可挤矣。陛下不可不察也。’又奏曰：‘此事是苏轼轻易不思，语伤大体，以致议论。若不正其罪，则此失却在陛下，陛下何苦力主此人，反自取后世讥诮。台官之职，只在触邪指佞，岂当却为人解纷？此意可察。’上曰：‘策题是里面点去。’进曰：‘闻是进入三个策题，其两个是邓温伯撰，最后一个是苏轼撰。陛下已爱其虚名，故点轼所撰者，必然不曾反复详览，则虽是点中，于陛下何伤。今既分别得事理明白，陛下已知其虚名，不欲加罪，是惑也。陛下今不欲人言轼之短，假令昨司马光在，政事或失，不知合论与不合论。臣等所职是言责，所论只据是非，更不敢问其人。问着人，则须生私意。’上云：‘今日改先帝事，何故不得问？’对云：‘修改政事，与形于文字不同，兼今日所改之事，皆是复祖宗旧法，况陛下下诏求比闾疾苦者力改之，乃所以承祖宗之美，不知策题须得论耶，不须得论耶？陛下如此主张，臣等却如此力言，违忤陛下，以就罪责，不知臣等是何意，陛下可体察。况臣等与轼皆熟，素无怨绚，只是忠于陛下，要正朝廷事，使天下后世不能指议陛下，故都无所避。’又进曰：‘陛下只当责臣等不言事，不可戒约臣等令不言，恐天下窥见陛下此意，阴相顾望，不肯尽忠于朝廷，非陛下之福。且乞陛下省纳。’又言：‘前日诏臣等去都堂，外臣不知，皆言是奉圣旨召台谏官戒励，甚骇听闻。臣等被摧抑，则不足道，却是损朝廷风宪，且愿陛下爱惜朝廷事体。陛下于苏轼所惜者小，于言路所损者大，不可不思。风宪之地非臣之私，乃陛下家事，陛下不崇銟，则臣一匹夫耳。” 壬戌，右正言王觌上奏贴黄：“臣窃闻朱光庭之论策题，言者既以谓因苏轼与光庭之师程颐有隙而发矣；吕陶之言朱光庭，论者又谓陶与苏轼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故今外议藉藉，以谓势不两全…… 右正言丁骘论光庭“昔为小官，曲奉权要，推行法令，又剧残苛，党附程颐，倾败善类，奉使河北，邀求民誉，并边州郡储蓄一空。”言虽不行，士论快之。云云。
元祐二年（1087）
是年，程颐五十五岁。 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内侍至资善传旨，权罢讲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资善吏报冯宗道云：“上前日微伤食物，曾取动药，恐未能久坐，令讲读少进说。”是日，正叔略讲毕，奏云：“臣等前日临赴讲筵，忽传圣旨权罢讲。臣等甚惊，圣躬别无事否？”上曰：“别无事。”自初御迩英至是，始发徳音。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讲“一言可终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君当推己欲恶，知小民饥寒稼穑艰难。明宗年六十馀即位，犹书田家诗二首于殿壁，其诗……进说甚多。”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独奏乞自四月就宽凉处讲读。二十八日移讲读就延和。 三月，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曰：“伏念臣草莱贱士，蒙陛下擢置劝讲之列，夙夜毕精竭虑，思所以补报万一。昨去年六月中，常有奏陈言辅导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臣愚窃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虽朝廷宽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亲道德之士，岂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虑，不能自已。况臣所言非出己意，乃先王之法、祖宗之旧，不应无一事合圣心者。臣窃疑文字烦多，陛下不能详览，或虽蒙览而未察愚意，臣不能一一再言，止取事最切者，复为陛下陈之。臣前上言乞于延和殿讲读，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简，圣体康和时，至帘下观讲官进说，不惟省察人主进业，于陛下圣德未为无补，兼讲官辅导之间，事意不少有当奏禀，便得上闻。臣今思之，太皇太后双日垂帘听政，只日若更亲临讲读，亦恐劳烦圣躬。欲乞只就垂帘日听政罢，圣体不倦时，召当日讲官至帘前，问当主上进业次第，讲说所至，如何开益，使天下知陛下于辅养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对儒臣，自古以为美事，陛下试从臣言，后当知其不谬。此一时之事，且非定制，如其无益，罢之何晚？自来经筵赐坐啜茶，盖人主崇儒重道之体。太皇太后省察主上进业，虽或使之讲说，亦无此礼。臣所以再言此一事，盖辅导之间，有当奏知之事，无由上达，若得时至帘前，可以陈说，所系甚大。陛下必谓主上幼冲，间日讲读足矣，更无他事。此甚不然。盖从来不曾有为陛下极陈辅养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尔。愿陛下圣明，不以臣之微贱而忽其言，察臣区区之心，岂有他哉，惟欲有补于人主耳。臣披肝沥胆，言尽于此，伏望圣慈采纳，天下幸甚！」 又上疏曰：臣近言迩英渐热，乞移就宽凉处，贴黄称如别无稳便处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窃闻给事中顾临有言，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本谓迩英渐热，恐于圣体非宜，今闻修展迩英，苟得宽凉，则臣之愿遂矣。如临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为陛下辨之。若临之言至于移惑太皇太后圣意，臣官非谏诤，不辨尚可也，今以临言为是，则误主上知见，臣职在辅导，安得不辨？ 臣窃谓自古国家所患，莫大于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在人主不得闻大道，朝廷不得致善治。不闻道，则浅俗之论易入，道义之言难进。人君功德高下，一系于此。臣非敢以谀言悦陛下，窃闻陛下博览前史，请陛下历观简册，前世母后临朝，有不坏纪纲者乎？有以至公为心，孜孜求治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简册所无之盛德，则天下亦望陛下为简册所无之功业，不止如前代维持岁月，俟人主长大而已，盖望陛下致海内于治安，诒孙谋于久大。诒谋、致治之道，当思圣德日跻，善治日新。进德在于求道，图治莫如稽古。道必询于有道之士，古必访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浅士，以守道为迂，以稽古为泥，适足以惑乱人主之听。 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污下，议论鄙浅，高识远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此风不革，臣以为非兴隆之象，乃凌替之势也。大率浅俗之人以顺从为爱君，以卑折为尊主，以随俗为知变，以习非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觽，则人君虽有高世之见，岂能独任哉？ 臣不知进道德之言，足以益圣德者有几，而损陛下之远图，移陛下之善意者则有矣，如顾临之言是也。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夫殿上讲说，义理之至当，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而临以为非宜。临谓讲官不可坐殿上，则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迩英讲读，只自仁宗时，亦从便尔，非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则不应置崇政说书之职。虽以殿名设职，不必须在本殿说书，然亦必不肯于不可讲说之处置说书官也。臣每进讲，未尝不规劝主上以祖宗美事为法，如临之意，则是禁止主上不得复为优礼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设职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独不得为。若主上信以为然，所损岂不甚大？殿上说书，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无有重于此者。臣今日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辅养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主，光耀史册，不祗此一事而已。临之见与臣之心，何其异也！且讲经与饮宴孰重？真宗、仁宗时皆宴讲读官于崇政殿。从来侍宴皆在殿上，而讲经独不得在殿上，臣未喻其义也。临之意必曰彼一时事尔，日常则不可。夫于义苟当，日常何害？义或不可，一时亦不可也。 臣始言之时，执政大臣未以为非也，及临一言，则是而从之。以臣度之，以临为是者或亦有之，若谓四五大臣皆以为是，则必不然。盖非难知之事，不应四五人所见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临之言，而又迫于尊君之义，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义。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过礼则非礼，强尊则不尊。汉明帝于桓荣亲自执业，可谓谦屈矣。周宣帝称天，自比上帝，髃臣斋戒清身数日，方得朝见，可谓自尊矣。然以理观之，汉明帝贤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乱之主，百世所贱也。如临之见，则必以桓荣为不能尊君，以周宣帝之臣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进，不合理之言日闻，虽人主圣明，习熟见闻，亦恐不能无损耳。后世功业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复见于世者，正由浅俗之论易信而得行尔。夫先王之道虽未能尽行，然稽古之心不可无也。犹学者于圣贤之事虽未能尽行，然希慕之心不可无也。此乃进学求益之道。今临之意，则以古先之事为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进也。此乃塞进道之门，绝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进德之际，而其所献纳如是，使劝讲官稍思职业，不辨可乎？若陛下以臣言为非，则狂妄之诛，不敢避也；万一以臣言为是，则愿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虽鄙陋之人，见陛下圣虑高明，不喜浅近，亦将勉思义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见，惧其获鄙于圣鉴矣。诚如是，则将见道学日明，至言日进，弊风日革，为益孰大于此？臣职当辨明，义不敢默。（吕陶亦奏驳。颐请独与顾临辨，当是临疏付出也。四月十二日，顾临除待制、河北漕，或缘此议不合。四月二十日，苏轼等乞留顾临。）
四月六日丁亥，讲读依旧迩英阁。顾子敦封駮，以为延和执政，得一赐坐啜茶，已为至荣，岂可使讲读小臣坐殿上，违咸造勿亵之义？持国、微仲进呈，令修迩英阁，多置轩窗。已得旨，而吕公方入，令修延义阁。帘内云：“此待别擘画。”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迩英进讲，文公以下预焉。迩英新修展，御座比旧近后数尺，门南北皆朱漆，钓窗前帘设青幕障日，殊寛凉矣。（中华书局2004年版《二程集上》422P） 六月十二日，学生刘徇卒，程颐作《祭刘质夫文》：“圣学不传久矣。吾生百世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力小任重，而不惧其难者，盖亦有冀亦……” 六月，崇政殿说书程颐言：居丧用丧礼，除丧用吉礼，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开乐张宴，是特为一喜庆之事，失礼意，害人情，无大于此。虽曰故事，祖宗亦不尽行，或以故而罢，或因事而行，臣愚窃谓祖宗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则礼乐纯备，盖讲求损益而渐至尔。祖宗故事，若以为皆不可改，则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复作，前所未安，后不得复正，朝廷之事，更无损益之理，得为是乎？ 先是，颐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为寒心。”翌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上不悦，故黜之。
而谏议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致巿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 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颐人品纤污，天资憸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行。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升经筵。臣顷任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凡经义所在，全无发明，必因藉一事，泛滥援引。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渊虑。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每至讲罢，必曲为卑佞附合之语，借如曰：‘虽使孔子复生，为陛下陈说，不过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闲之余，深思臣之说，无忘臣之论。’又如曰：‘臣不敢仔细敷奏，虑烦圣听。恐有所疑，伏乞非时特赐宣问，容臣一一开陈。’当陛下三年不言之际，颐无日无此语，以感切上听，而陛下亦必黾勉为之应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罢讲，及御迩英，学士以下侍讲读者六七人，颐官最小，乃越次独候问圣体。横僭过甚，并无职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训、郑注是也。伾以诗、书侍讲，叔文以棋待诏，二恶交踵，终兆永贞之乱；注以药术用，训以易义进，两邪合纵，卒致甘露之祸。臣访闻颐有家不及治，有禄不及养，日跨匹马，奔驰权利，篃谒贵臣，历造台谏。其谒贵臣也，必暗窃重轻之意，出以语人，收为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节，是以人皆惮惧之，而又深德之。其造台谏也，胁肩蹙额，屏人促席，或以气使，或以术动，今日当论列某事，异时当排击此人。而台谏之中，尝有俦类竭尽死力，如朱光庭、杜纯、贾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师近二年，颐未尝过臣门；臣比除台谏官，颐即来访臣，先谈贾易之贤，又贺与易同官，遂语及吕陶事，曰：‘吕陶曾补司谏，命已久阁，今闻复下，何也？如此，则贾明叔必不安职矣。’明叔者，指贾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颐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数日矣。今陶设为司谏，明叔畏义知耻者也，言既不行，其辞去决矣。公能坐观明叔之去乎？’臣曰：‘将如之何？’颐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责重也。’推颐之言，必是与陶有隙，又欲讽臣攻陶助易也。臣素与颐不相识，只在经筵相遇，又未尝过臣也，一旦乃非意相干，说谕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静为治于上，而颐乃鼓腾利口，间谍髃臣，使之相争斗于下。纷纷扰扰，无有定日，如是者弥年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鉴察真伪，虽在万里之外，无所遁逃，况于咫尺之近，而肯容如颐者秽滓班列，变乱白黑乎？盖缘执政推举之过，遂误知人明哲之德。伏望论正颐罪，傥未诛戮，且当放还田里，以示典刑。 御史中丞胡宗愈亦言：“先帝聚士以学，教人以经，三舍科条固已精密，宜一切仍旧。”因深斥颐短，谓不宜使在朝廷。 吕陶上奏曰：顷因程颐不严君臣之分，欲就别殿说书，臣以为礼贵防微，事宜戒渐，名分一僭，实生厉阶，乃献封章，论其不可。奏削方上，而陛下已悟其失，有旨改正，则是颐之妄请，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于颐素无嫌怨，所论奏者乃职事耳，非欲沮颐以伸己也。同舍缘此反目相视，不啻仇敌，阴怀睚鴺，伺隙求报。……今韩维之上客、程颐之死党，犹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党之势复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忧也。臣安可忍而不辩，忍而不去哉？所以辨者，小则欲明一身之枉，大则欲救天下之害也。愿陛下垂听而察焉。……大凡台谏供职之始，当有章疏，所言之事，必以远者、大者为先，近者、小者为后，此其体也。今政令之得失、生民之利害，必有大于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意非他也，其一则贾易为程颐报怨也，其一则杜纯藉此以悦韩维也。……至于贾易为程颐之党，则士大夫无不知之。……贾易既言臣，又欲率孔文仲同上殿论奏，文仲拒之。程颐素不与文仲往还，忽谒文仲，盛称贾易言臣之事，因以言诱文仲令助言之，文仲深不平其说，此朋党可见矣。”又言：“新除台官赵挺之乃邢恕妻兄，从程颐学，因杜纯荐为御史。以颐与纯之故，亦必言臣，惟陛下幸察。” 八月甲辰，新京西转运副使吕陶改梓州路。陶初有京西之命，即引嫌辞避，复上疏曰：…… 朝廷以太平无事，尊贤重道，起程颐于山林之下，而任以劝讲，日侍天子之侧，而访以道义，则非礼勿动，非义勿言可也。今乃讲读之罢，往往与内侍密语，非其体也。向者皇帝陛下偶因发□，未御讲筵，颐乃申请乞今后须得关报，亦骇中外之听，不知义也。详定学制，簄缪无取，礼部逐一驳正，三省至今依违未决，议者非之。臣又风闻颐在汝州侵占民田，数家起讼，邢恕在彼两平其事，然未审其实有无。果无之，则是他人以恶语加之也；果有之，则殊非朝廷所以待颐之意也。臣知此久矣，未深信之而不言也。至于今日，则不可不言而去，此愿陛下知之者三也。
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谏贾易知怀州。自苏轼以策题事为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善。轼、颐既交恶，其党迭相攻，易独建言请并逐二人，又言：“吕陶党助轼兄弟，而文彦博实主之。”语侵彦博及范纯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责易。吕公著言：“易所言颇切直，惟诋大臣为太甚，第不可复处谏列耳。”太皇太后曰：“不责易，此亦难作。公等自与皇帝议之。”公著曰：“不先责臣，易责命亦不可行。”争久之，乃止罢谏职。 既退，公著谓同列曰：“谏官所论得失未足言，顾主上方富于春秋，异时将有进导谀之说，以惑上心者。当今之时，正赖左右力诤，不可预使人主轻厌言者也。”于是吕大防、刘挚、王存私相顾而叹曰：“吕公仁者之勇，乃至于此！”（此据吕公着家传稍删润之。贾易言文彦博、吕陶党助苏轼、苏辙，辙奏乞外任札子可见。易到怀州谢上表又言：“轼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正。”苏辙又乞取问实状。据此，则易所言大略具在，独不知范纯仁何与也。又颐乃易党，而易请并逐之，未知信否。颐虽与易同逐，自缘他事为孔文仲弹劾，不知家传何以云然。又家传载易责命在七月二十四日，今从实录，盖七月二十四日有旨，及是乃施行耳）
八月，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
鸿胪少卿黄隐知泉州，以右正言丁骘论其党附程颐，避韩绛易名，因不才罢司业，迁少卿非是，故有是命。寻（九月二日）改泗州。 九月十一日，侍御史王觌奏：“苏轼、程颐向缘小恶，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相亲善之人，亦为之更相诋讦以求胜，势若决不两立者。乃至台谏官一年之内，章疏纷纭，多缘颐、轼之故也。前者，颐败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补外，既降诏不允，寻复进职经筵，而又适当执政大臣有阙，士大夫岂得不忧？虽臣亦为朝廷忧也。轼自立朝以来，咎愆不少，臣不复言，但庙堂之上，若使量狭识暗，喜怒任情如轼者，预闻政事，则岂不为圣政之累耶？然轼之文采，后进少及，陛下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之，庶几使轼不遽及于大悔吝。”贴黄言：“轼乞补外，所上章留中不出。臣料之，彼虽以补外为请，其章中必有自安之谋，以拒公议。果尔，则陛下益当深察其邪正真伪而审处之。”又贴黄言：“颐、轼自擢用以来，皆累有台谏官论列，若使二人者言行全无玷阙，亦安得致人言如此之多也？近日既察颐而逐之，惟轼尚存，公议未允。臣今日所论，但欲且更无进用轼，徐察其为人。”（轼乞补外，十月六日可考。） 冬十月甲申，知怀州贾易责知广德军。易既罢谏职，翰林学士苏轼、中书舍人苏辙皆乞补外，诏不许。于是辙言：“易谢表皆自谓以忠直获罪，而指言髃臣谗邪罔极，朋党滔天，上下不交，忠良沮丧，至引周易‘履霜坚冰’、‘不早辨’之言以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诛戮。其闲有云：‘苏辙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正。’臣非台谏，凡易所言，不敢条析论奏，惟有言臣一节，理当辨明。易虽顷为谏官，今出守郡，于条不当复以风闻言事。其言臣以密命告人，伏乞朝廷取问实状。如所言有实，臣甘俟朝典。” 于是御史交章论易：“人才庸下，猥蒙朝廷不次拔擢，以为谏官，当推公正之心，夙夜以思补报，而易惟谄事程颐，默受教戒，颐指气使，若驱家奴。颐于人物小有爱憎，易乃抗章为之毁誉，附下罔上，背公死党。据其罪状，合赐严诛。朝廷尚以易在言路，为之优容，爱惜事体，资序极浅，与之怀州。易不能内愧于心，易志改行，公肆无根之谤，上累朝廷，意欲盗敢言之名，以欺中外。奸险之迹，欲盖弥彰。伏望早赐指挥降黜，以惩朋党之风。”诏：“贾易已罢言职，不合更于谢上表内指名论事。”故有是责。（元佑邸报十月十六日载此言章，今依旧录附此。旧录云御史交章论易谢表文过。按：此时胡宗愈为中丞，王觌为侍御史，丰稷为殿中，赵挺之、方蒙、赵屼为监察，不知言者为谁。按六月二十八日注，则御史或是方蒙也。交章，当考。苏辙奏并增入，辙奏必不付出，要合存之。） 丙午，左司员外郎朱光庭为太常少卿。（光庭旧传云：「迁太常少卿。右正言丁骘论光庭昔为小官，曲奉权要，推行法令，又极残苛，党附程颐，倾败善类，奉使河北，邀求名誉，并边州郡，储蓄一空。言虽不行，士论快之。」新录并削去。）
十一月，乙卯，右仆射吕公著、中书侍郎吕大防、尚书左丞刘挚、右丞王存同上疏曰： “臣等窃以朝廷设谏诤之官，固欲开广视听，以尽下情。然言事之臣，所言无由尽当，须系朝廷审择其言，或不可用，自当置而不行，若复挟情用意，则尤不可不察。伏见谏议大夫孔文仲累有文字论列左司员外郎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当，其言殊为乖谬，臣等昨日已曾面奏，谨具条陈以闻。一、孔文仲称朱光庭本无异于常人，止缘朋附推荐，骤居清要。谨按：光庭进用之初，惟是司马光与臣公着，公着与光庭素不相熟，但见司马光累称于朝，陛下御笔亲擢为谏官，即非因‘朋附推荐’而进。一、孔文仲称朱光庭未尝献一公言，补一国事。谨按：光庭自任谏官仅一年半，前后所上章疏不啻数百，赐对便殿亦及数十，凡内外法度有未便于民者，小大臣僚有不允公议者，光庭不避仇怨，未尝不言，兼已往往施行。此皆陛下素所深知，岂可谓之‘未尝献一公言，补一国事？’一、孔文仲称朱光庭二年之闲，躐等超拔，望轻资浅，恩宠太过。臣等窃以朝廷用人，固不当专较岁月，兼自来两省以上差除，亦不曾专用资序。况光庭始初自因御笔亲除为左正言，一年后自正言迁司谏，即非‘躐等’。后来因光庭累次居家待罪，一次为言苏轼，一次为言张舜民，罢为右司员外郎，亦非‘超拔’。今来自都司除太常少卿，虽班位少进，亦非峻迁。且如光庭同时谏官苏辙，系知县资序，供职在光庭后，今已为中书舍人；又如孔文仲，进用在光庭后，已是校书郎，岁余为左谏议大夫。则光庭除少卿，岂是‘恩宠太过’？一、孔文仲称太常贰卿职严地密，使光庭居之，登列谏议、擢领风宪皆可也。臣等窃以朱光庭今来止是除太常少卿，何以知其后为台谏？兼朝廷若欲用光庭为台谏官，只自左司员外郎除授，有何不可？一、孔文仲称朱光庭一日得志，援程纳贾，当不旋踵。谨按：程颐、贾易或罢归乡或黜守外任，朝廷亦未有召用之议。然光庭今来止是除寺监官，其职事尤轻于左右司，里，岂能‘援程纳贾’？借使程颐、贾易复至朝廷，于国家岂有所害？只是文仲党与自以为不便耳。臣等蒙陛下任用，列居辅弼，以进贤退不肖为职，只知为官择人，不敢顾避人情。其朱光庭，臣等亦非以其人所为尽善，但今来既知孔文仲所言不当，若却将朱光庭除命寝罢，则恐从此浮言浸盛，正人难立，朝廷之势，日就陵迟。兼陛下既以臣等为执政之官，而不许臣等执持政事，臣等亦何以自处？伏望陛下曲回圣听，特赐省察。其朱光庭除太常少卿新命，欲候来日帘前面禀，或更有臣僚党助文仲论奏，亦乞陛下察其情伪，无至眩惑。” 乃寝文仲奏，光庭竟就职。（公著家传又云：“文仲本以伉直称，然憃不晓事，数为浮薄辈所使，以害善良。自程颐、贾易相继去，腾说者日益胜，于是李常、杜纯、范纯礼各求补外，公与执政面奏：‘善人惧谗邪而不敢自安，非朝廷之福也。’上嘉纳焉。文仲晚乃自悟为小人所绐，感愤呕血而卒。”按：文仲卒于元佑三年三月戊辰，此云「感愤呕血」，更须考详。李常乞补外，于实录及本传俱不见，今据常奏议附此月末。杜纯七月二十八日已知相州，范纯礼十月二十八日为发运，亦有言章。家传所言，似未可信也。）
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程颐上《乞归田里第一状》、《第二状》要求直接归田，辞免国子监教授：“臣本无官，只因说书授以朝官，既罢说书，独取朝官而去，极无义理”，朝廷不许。
元祐三年（1088）
是年，程颐五十六岁。 程颐复上《乞归田里第三状》，朝廷不许；又上《乞致仕第一状》、《第二状》，朝廷亦不许。在《第二状》里 他自称“臣身传至学，心存事道，不得行于时，尚当行于己；不见信于今，尚期信于后。安有失礼害义，以自毁于后世乎？” 三月丙辰，镇江军节度使、守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康国公韩绛卒。上为辍朝、临奠、成服，赠太傅，谥献肃。曾荐程颐有经行。 考功员外郎欧阳棐为著作郎、实录院检讨，右正言刘安世言：“臣近闻大臣尝荐棐，谓有史才，朝廷过听，遂用为著作郎，中外喧传，皆谓大臣不当轻进奸慝，误陛下知人之明，累公朝责实之政。臣忝在言路，义当论列，不避委曲，上烦圣听。按：棐凭借阀阅，素无声闻，才既闇陋，性复回邪，造请权门，不惮寒暑，与程颐、毕仲游、孙朴、杨国宝辈交结执政子弟，参预密论，号为死党，缙绅之所共疾，清论之所不齿，岂可更叨误恩，列职太史？昔刘知几之论，以才、学、识为史官之三长。今棐齳佞浅薄，背公成朋，虽有口耳之学，亦何足取。臣窃谓朝廷不至乏才如此之甚，伏望圣慈因其辞免，追还新命，非惟少抑奔竞之风，庶亦渐消朋党之弊。” 五月二日，朝奉郎、考功员外郎欧阳棐为集贤校理、权判登闻鼓院。先是，除棐著作郎、实录院检讨官，而言者争论其不当，故有是命。右正言刘安世上奏贴黄称：“欧阳棐自来与程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吕公着、范纯仁子弟，荐绅之闲，号为‘五鬼’。又与王存系正亲家，附会权势，不畏公议。今来执政顾惜人情，不肯行臣之言，伏望圣慈只作中旨罢棐馆职，所贵大臣见陛下耳目浸广，周知外议，除授之际，稍有畏戢。” 又言：“臣窃计言者必曰：‘五鬼’之号出于流俗不根之语，何足为据？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之门，何尝尽得‘鬼’名？惟其阴邪潜伏，进不以道，故程颐、毕仲游、杨国宝、欧阳棐、孙朴五人者，独被恶声。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盖人之毁誉，必皆以事考之。今众议指此五人，可谓毁矣，然推考其迹，则人言有不诬者，臣请力陈其说。”
元祐四年（1089）
是年，程颐五十七岁。 二月，司空同平章事吕公著卒，程颐撰《为家君祭吕申公文》。 十一月，程颐撰《为家君书家藏太宗皇帝宝字后》：“先臣少师，以府僚事太宗皇帝于开封，被眷特异，前后所赐亲笔多矣。天圣中，遭家难，诸父继亡。臣时未冠，复在远方，京师赐第，外姻守之。宝藏之物，既于盗手。于今在者，乃其遗也。故太宗亲书惟存十三字，其六乃开封文移，皆缘祭祀及贡举事。” 冬，门人赵景平问“所谓利者何利？”程颐说：“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
元祐五年（1090年）
是年，程颐五十八岁。 正月十三日，程颐父程珦卒于西京国子监公舍，享年八十五岁。程颐以丁太中公忧去官。 四月十日，程颐葬父于伊川先坟。撰写《先公太中家传》，称“公孝于奉亲，顺于事长，慈于抚幼，宽于治民”，虽官至四品，奉养如寒士，缣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终身非宴会不重肉”。《传》引程珦自述说：“吾历官十二任，享禄60年，但知廉慎宽和，孜孜夙夜，无勋劳可以报国，无异政可以及民。” 十二月，御史中丞苏辙奏言：昔熙宁之初，臣与子韶同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时王安石、吕惠卿方欲变乱法度，子韶与程颢阴赞其事，朝夕谄事王、吕，惟恐不及。及吕公著为御史中丞，并荐二人以为属官。公著既言新法不便，程颢革面从之，而子韶脂韦其间，阴助安石，既为同列所鄙，复为先帝所照，御批降黜，天下莫不称快……” 尹焞始登门求学。 焞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门，被教诱谆谆，尝得朱公挠所编杂说呈，先生问此书可观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请曰：前日所呈杂说如何？先生曰：颐在何必观此，若不得颐心，只是记得他意，焞自是不敢复续。并见《涪陵记善录》
元祐六年（1091年）
是年，程颐五十九岁。 程颐到陕西醴泉，将先祖程羽改迁伊川先坟。 春正月丙戌，左朝散郎、集贤殿修撰、知亳州朱光庭为给事中。御史中丞苏辙言：“窃见新除给事中朱光庭，智昏才短，心很胆薄，不学无术，□贤害能。本事程颐，听颐驱使，方为谏官，颐之所恶，光庭明为击之。颐既以狂妄得罪，光庭本合随罢，而因缘侥幸，会河朔灾伤，遣之按视。时本路监司、州县并以依条发廪拯给，不至饥殍。光庭既至，复令呼召上等人户，强以积粟与之，多者至十数石，所费凡数十万，沿边储蓄为之一空，经今积年，犹有匮乏之患。寻为御史所劾，朝廷曲加庇覆，竟免于戾。继蒙擢用，常在言职，每月章疏，文理猥谬，士人无不掩口。光庭亦自知人品凡下，专务雠疾胜己。如杨畏以母老，屡乞闲官，至今侍养不阙，而光庭诬其贪冒官宠，遂致母亡。秦观以文学知名，朝廷擢为太常博士，而光庭加以暗昧之过，欲遂废弃。朝廷知其诬罔，奖用二人有加于旧，而光庭事任如故，深以为怪。昨者台谏论邓温伯事，言既不从，刘安世、贾易之徒皆章疏络绎继上，而光庭畏缩惴栗，殆不能言。及朝廷例皆迁补，诸人皆投劾引去，而光庭晏然就职，□无愧耻。据其人物鄙下，实污流品，况给事中专掌封驳，国论所寄，今朝廷以私光庭，上则污辱国体，下则伤害善类。伏乞追寝成命，别付闲局，以厌公议。” 五月丁丑，龙图阁直学士、前知杭州苏轼言：“臣近奉诏书及圣旨札子，不允臣辞免翰林学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于第三次奏乞除臣扬、越、陈、蔡一郡去讫，窃恐区区之诚，未能遽回天意，须至尽露本心，重干圣听，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于治平中，自凤翔职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骤用臣。当时宰相韩琦以臣年少资浅，未经试用，故且与馆职。亦会臣丁父忧去官，服阕入觐，便蒙神宗皇帝召对，面赐奖激，许臣职外言事。自惟羁旅之臣，未应得此，岂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邪？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所为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然未测圣意待臣深浅，因上元有旨买灯四千曂，有司无状，亏减市价，臣即上书论奏。先帝大喜，实时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圣明，能受尽言，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后复因考试进士，拟对御试策进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虽不听从，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谴问。而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臣，御史知杂谢景温首出死力，弹奏臣丁忧归乡日，舟中曾贩私盐，遂下诸路体量，追捕当时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证，但以实无其事，故锻炼不成而止。臣缘此惧祸乞出，连三任外补。而先帝眷臣不衰，时因贺谢表章，即对左右称道。党人疑臣复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诬造飞语，酝酿百端，必欲致臣于死。先帝初亦不听，而此三人执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狱。定等选差悍吏皇甫遵，将带吏卒，就湖州追摄，如捕盗贼。臣即与妻子诀别，留书与弟辙处置后事，自儙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监守不果。到狱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狱有所约束，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臣亦觉知先帝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得至今日。及窜责黄州，每有表疏，先帝复对左右称道，哀怜奖激，意欲复用，而左右固争以为不可。臣虽在远，亦具闻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积羽沈舟。’言寡不胜众也。以先帝知臣特达如此，而臣终不免于患难者，以左右疾臣者觽也。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始缘衙前差雇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因亦与司马光异论。光初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自朝廷废黜大奸数人，而其余党犹居要近，阴为之地，特未发尔。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尝试朝廷。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议，必有阴主其事者，是以上书逆折其奸锋，乞重赐行遣，以破小人之谋，因此党人尤加忿疾。其后，又于经筵极论黄河不可回夺利害，且上疏争之，遂大失执政意。积此数事，恐别致祸患，又缘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补外。 窃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间，台谏言臣者数四。方因发策草麻，罗织语言，以为谤讪。本无疑似，白加诬执，其间暧昧谮愬，陛下察其无实，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几何矣！若非二圣仁明，洞照肝膈，则臣为党人所倾，首领不保，岂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间法外配刺颜章、颜益二人，盖攻积弊，事不获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论奏不已，其意岂为颜章等哉？以此知党人之意，未尝一日不在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圣恩召还擢用，又除臣弟辙为执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窃计党人必大猜忌，磨厉以须，势必如此。闻命悸恐，以福为灾，即日上章辞免乞郡。行至中路，果闻弟辙为台谏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见情状，方获保全。臣之刚褊【一三】，觽所共知，党人嫌忌，甚于弟辙，岂敢以衰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 窃谓人主之待臣子，不过公道以相知，党人之报怨嫌，必为巧发而阴中。臣岂敢恃二圣公道之知，而傲党人阴中之祸？所以不避烦渎，陈入仕以来进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觽怒者，所从来远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难，危险如此。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俛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髃小侧目，亦无安理。虽蒙二圣深知，亦恐终不胜觽，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髃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伏望圣慈察臣至诚，特赐指挥执政，检会累奏，只作亲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来奏状，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胜大愿。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惟不愿居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也。干犯天威，谨俟斧锧。”贴黄称：“臣受圣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尽言无隐，必致当途怨怒，愈为身灾。君臣不密，周易所戒，故亲书奏状。眼昏字大，又涉不恭，进退惟咎。伏惟圣慈□赦。” 庚辰，翰林学士承旨苏轼兼侍读，左朝请郎、左司郎中叶伸为河北路转运副使。 秋七月癸亥，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言：“臣闻朝廷以安静为福，人臣以和睦为忠。若喜怒爱憎，互相攻击，其初为朋党之患，而其末乃治乱之机，甚可惧也。臣自被命入觐，屡以血恳，频干一郡，非独顾衰命为保全之计，实深为朝廷求安静之理，而事有难尽言者。臣与贾易本无嫌怨，只因臣素病程颐之奸，形于言色，此臣刚褊之罪也。而贾易，颐之死党，专欲与颐报怨，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既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于谢表中诬臣弟辙漏泄密命，缘此再贬知广德军，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难早衰，无心进取，岂复有意记忆小怨，而易志在必报，未尝一日忘臣。其后召为台官，又论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颜章等。以此见易于臣，不报不已。今既擢贰风宪，付以雄权，升沉进退，在其口吻，臣之绵劣，岂劳排击。观其意趣，不久必须言臣并及弟辙。辙既备位执政，进退之间，事关国体，则易必须扇结党与，再三论奏，烦□圣听。朝廷无由安静，皆臣愚昧，不早回避所致。若不早赐施行，使臣终不免被人言而去，则臣虽自顾无罪，中无所愧，而于二圣眷待奖与之意，则似不终。窃惟天地父母之爱，亦必悔之。伏乞检会前奏，速除一郡，此疏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贴黄称：“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状，亦乞更赐详览施行。”又贴黄称：“臣从来进用不缘他人，中外明知独受圣眷，乞赐保全，令得以理进退。若不早与一郡，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谓臣因蒙圣知，故遭破坏，所损不细矣。”又贴黄称：“臣未请杭州以前，言官数人造作谤议，皆言屡有章疏言臣，二圣曲庇，不肯降出。臣寻有状乞赐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罗织，以无为有，只如经筵进朱云故事，云是离间大臣之类，中外传笑，以谓圣世乃有此风。今臣若更少留，必须韑拾似此等事，虽圣明洞照有无，而党与既觽，执奏不已，则朝廷终难违其意，纵未责降，亦须出臣。势必如此，何如今日因臣亲嫌之请，便与一郡，以全二圣始终之恩。若圣慈于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则又须腾谤以为二圣私臣，曲行庇盖。臣既未能补报万一，而使浮议上及圣明，死有余罪矣。伏乞痛赐悯察，早降一郡。”
元祐七年（1092年）
是年，程颐六十岁。 三月，程颐守丧期满，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注：协助管理的官员），程颐再辞，极论儒者进退之道，上《辞免服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状》。而监察御史董敦逸奏，以为有怨望轻躁语。 颐初表言：“臣昨被责命，出为外官，夙夜靡皇，惟是内省。始蒙招致之礼，旋为黜逐之人，将胡颜以立朝，当自劾而引去。至于五请而未听，岂可力辨而求伸，遂且从容，以须替罢。未至任满，遽丁家艰，思无忝于所生，惟坚持于素节。未终丧制，已降除书，上体眷恩，内深愧惧。伏念臣志存守道，识昧随时，俗所忌憎，动招谤毁。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为朝廷羞矣；今复授以职任，适足重为朝廷羞，无所益于明时，徒取笑于后世。伏望圣慈矜察愚诚，追寝恩命。臣昨因丁忧，既已去官，今来所下告命，不敢祗受，已于河南府寄纳。伏乞朝廷检会臣前来五次奏陈，特降指挥，许回田里。”诏不许。 颐又言：“伏念臣力学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养以求志，不希闻达以干时。陛下诏起臣于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讲说之职。臣窃思之，得以讲学侍人主，苟能致人主以尧、舜、禹、汤之道，则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时，孰过于此？臣于是幡然有许国之心。在职岁余，凡夙夜毕精竭虑，盖非徒为辨辞解释文义，惟欲积其诚意，感通圣心。傒交发意之孚，方进沃心之论。实觊不传之学，复明于今日；作圣之效，远继于先王。自二年春后，每当臣进说，陛下尝首肯应臣。臣知陛下圣资乐学，诚自以为千年之遇也。不思道大则难容，迹孤者易踬。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名高毁甚，史册之明言。如臣至愚，岂免众口？不能取信于上，而欲为继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难也。臣何狂简，敢尔觊幸，宜其获罪明时，见羞公论。志既乖于仕道，义当致于为臣，屡恳请而未从，俄遭忧而罢去。衔恤既终于丧制，退休合遂于初心，岂舍王哉！忠恋之诚虽至，不得已也。去就之义当然。自惟衰迈之躯，得就安闲之地，闿今传后，更有望于残年；行道致君，甘息心于圣世？岂期矜贷，尚俾甄升；恩虽甚隆，义则难处。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劝学人主，不用则亦已矣，若复无耻以苟禄位，孟子所谓是为垄断也。儒者进退当如是乎？臣非敢自重，实惧上累圣明，使天下后世谓朝廷特起之士，乃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尚羞之，况朝廷乎！臣无可受之理，敢冒万死，上还恩命。伏乞检会臣前后累奏，特赐指挥。」既有崇福之命，颐即承领敕牒，但称疾不拜，假满百日，亟寻医，讫不就职。” 三月丁亥，三省进呈程颐服阕，欲除馆职，判登闻检院。太皇太后不许，乃以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颐竟罢去。及进呈除目，苏辙遽曰：“颐入朝，恐不肯静。”太皇太后纳其言，故颐不得复召。（此据王岩叟日录，当考。岩叟云颐竟为蜀党所挤，盖非平实语，今改之。五月四日颐寻医。此三月二十二日□立礼言，四月十四日又言，五月四日董敦逸言。宋史全文讲议常谓自古朋党多矣，未有若元佑之党为难辨也。盖以小人而攻君子，此其党易辨也；以君子而攻小人，此其党亦易辨也；惟以君子而攻君子，则辨之也难。且我朝寇、丁之党，为寇者皆君子，为丁者皆小人；吕、范之党，为范者皆君子，为吕者皆小人。其在一时虽未易辨也，详观而熟察之，亦不难辨也。而元佑之所谓党者何人哉？程曰洛党，苏曰蜀党，而刘曰朔党。彼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轧，此小人得以有辞于君子也。程明道谓新法之行，吾党有过；愚谓绍圣之祸，吾党亦有过。然熙宁君子之过小，元佑君子之过大。熙宁之争新法，犹出于公；元佑之自为党，皆出于私也。） 三月乙巳，殿中侍御史□立礼言：“臣窃见丁忧服阕人前通直郎程颐除授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进职无名，颇骇士论。按颐当元佑初，用大臣论荐，方除幕职官，充西京教授。意卑小官，初乃固辞，及朝廷再以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召之，即欣然受命。盖其志在躁进，故辞卑居尊，速冀显达。方其起自布衣，劝讲帷幄，简拔进用，可谓不次矣。不能安命循理，图报厚恩，而怙势要权，日走执政、谏官、御史之门，以游说为事业，肆其喜怒，妄以进退人物为己任。盖其言伪而辨，学非而博，足以鼓动搢绅，欺惑当世，备位经筵辄敢以师臣自处，欲求坐讲。是时谏官孔文仲上章斥其狂妄，果不能逃陛下知人之明，即行显黜。前谪居西京，欲使之退思自省，今既免丧除服，还其元任足矣，一旦宠擢无名，优进儒馆之职，将何以惩戒妄人，耸劝多士？况更直秘阁，先朝故事必宿儒旧德处之，使颐冒居此，众论所以不平也。伏望天听，察其狂妄无补圣世，罢去职名，以厌公议。” 夏四月己卯，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又奏：“臣伏见元佑之初，陛下召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虽真宗之待种放亦不过此也。孔子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夫举一人而天下莫不归心者，何哉？为善于幽隐者，知其必不废也。陛下用颐，实为希阔之美事，纔及岁余，即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谊，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着与颐相知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二人者，非为欺罔以误圣听也。颐在经筵，切望皇帝陛下进学，故其讲说，语常繁多。颐，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迂簄则固有之；而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也。盖当时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皆素推服颐之经行，故不知者指为颐党。颐，匹夫也，有何权势动人，而能倾大臣，役台谏？自古处士入朝，无不被谤毁。盖处士本不求仕进，能轻富贵，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无不称重，将谓处士入朝，必有过人之能，致太平之术，故其责望常重，至于不贤者则直以处士为矫诈，为沽激，为钓名。又处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疾常多。夫以贤者责望之重，不贤者憎嫉之多，是以处士入朝，未尝无谤毁也。陛下谨择经筵之官，如颐之贤，乃足以辅导圣学，至如臣辈叨辅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欲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决，累使颐受诬罔之谤于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无恨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时祖禹屡请知梓州，执政拟从其请，进龙图阁待制。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为皇帝留之。”执政谕旨，祖禹乃不敢复请。 五月甲申，监察御史董敦逸言：“窃见左通直郎、直秘阁程颐辞免职名表辞云‘不用则已，获罪明时，不能取信于上’，又有‘道大难容，名高毁甚’之语。怨躁轻狂，不可缕数。臣按颐起自草泽，劝讲经筵，狂浅迂簄，妄自尊大。当时有所建白，人皆以为笑谈，而又奔走权门，动摇言路。幸陛下圣明，察其簄缪，止令罢职，示朝廷之□恩也。颐近因丧服除，朝廷以职名加之，舆议沸腾，皆云虚授。今颐犹不自揆，肆为狂言，至引孔、孟、伊尹以为比，又自谓得儒者进退之义。惑众慢上，无甚于此。伏乞朝廷追寝新命，以协公论。” 五月，太皇太后手札赐吕大防曰：“见任执政官阙员稍多，今欲先除右仆射一员，若以见任人递迁除授，又虑中外人情不与，必致议论纷纭。今思之，不若且于旧人中图任。欲除范纯仁作右仆射，不知如何？或得稳当，且先遣一御药院官赍诏书召赴阙，然后降麻。”大防奏：“进用大臣，非臣所敢僭预，如所宣示，实允髃议。”己未，遣勾当御药院李倬赍诏书赐观文殿大学士、大中大夫、知颍昌府范纯仁，令乘驿赴阙。……监察御史来之邵又言：“纯仁师事程颐，闇狠不才，于国无补。”及纯仁至，畏又言：“纯仁自颍昌府被召，未入见而张盖过内门，为不恭。”太皇太后皆不听。
五月，诏程颐许辞免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差管勾崇福宫。程颐上《谢管勾崇福宫状》，谢恩就职。 殿帅苗履见先生于陵下，时先生方辞西监之命，履问曰：朝廷处先生如何则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专处，虽永安尉可也。
元祐八年（1093年）
是年，程颐六十一岁。 五月，杨时、游酢以师礼见程颐于洛。《程氏外书》卷十二记载：“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雪深一尺。”
绍圣元年（1094年） 是年，程颐六十二岁。 春，亲保守派的高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恢复程颐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官职。程颐再辞不受，上《辞免再除直秘阁判监状》、《再辞免状》，提出：“恭以皇帝陛下亲政之初，未及二月而念及劝学旧臣，收录于退藏之中。兹见陛下圣明，崇儒重道，事无不察，足以耸动天下。然而处得其道，用当其人，乃允公论，为盛美之事；不然则四方传议，反累朝政。臣所以辞者，盖守古义，非出私意。” 三月，朱光庭卒，程颐撰《祭朱公掞文》：“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则不求，不求则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学之初，众方惊异，君时甚少，独信不疑。非夫豪杰特立之士，能如是乎？” 同月，尹淳参加科举考试，见试题是诋毁元祐之政，恢复王安石新法，叹息：“怎么可以为了仕禄而屈节！”便罢考而出。他对程颐说：“我永远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了！”程颐说：“你不为母亲考虑吗？”他回去将想法禀告其母，其母说：“吾只知用善来养你，不知用利禄来养你”。程颐闻之，感叹说：“贤哉母也！”尹淳，宜阳人。
绍圣三年（1096）
是年，程颐六十四岁。 往颖川造访好友韩持国。
伊川与韩持国善，约候韩年八十一往见之。是岁元日因子弟贺正，乃曰：颐今年有一债未还，春中当暂往颖昌见韩持国乃往。造焉，久留颖川，韩早晚伴食体貌加敬。一日韩密谓其子彬叔曰：先生远来无以为意，我有黄金药禾木世一，重三十两，似可为先生寿，未敢遽言之。我当以他事使汝侍食，从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试启之。先生曰：颐与乃翁道义交，故不远而来，奚以此为诘？朝遂归。持国谓其子曰：我不敢言正为此耳。再三谢过而别。见《祁宽录尹和靖语》。 杨时在湖南浏阳任职，与程颐写信讨论张载之《西铭》。程颐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说：“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之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功同。”
绍圣四年（1097）
是年，程颐六十五岁。 二月，朝廷欲恢复新法，对死去之司马光、吕公著等予以贬惩，程颐等31人被株连，程颐所著文字被毁，被放归田里。 二月二十八日，昭：通直郎程颐追毁出身文字，放归田里；并钱勰、杨畏，并依绍圣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指挥，永不叙复。 六月，叔父程琉卒，程颐作《叔父朝奉墓志铭》。程琉，曾任修武县主薄、泽州端氏县令、河中府龙门、汝州襄城县事，官至大理寺丞、朝奉郎。 十一月，朝廷贬程颐四川涪州（今涪陵）。 十一月，送涪州编管。门人谢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孙与邢恕之为尔。”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谢某曾问涪州之行，知其由来，乃族子与故人耳。族子谓程公孙。故人，谓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系之天，安用尤臧氏？因问邢七虽为恶，然必不到更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书到某，云屡于权宰处言之，不知身为言官，却说此话，未知倾与不倾，只合救与不救，便在其间。又问邢七久从先生，都无知识，后来极狼狈，先生曰：谓之全无知则不可，只是义理不能胜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见《永乐大典残卷》） 十一月丁丑，诏放归田里人程颐送涪州编管。坐与司马光同恶相济也。先是，上与辅臣语及元佑政事，曰：“王岩叟、朱光庭辈凶慝自肆，无忌惮，如光庭尽散河北斛斗，先帝经营储蓄，一日而尽。岩叟尤凶肆，所言皆可怪，至谓‘曾肇为奸臣之弟’。”又曰：“程颐妄自尊大，至欲于延和讲说，令太母同听。在经筵多不逊，虽已放归田里，可与编管。”辅臣因历数元佑言者议论过当，而上怒颐为甚。又曰：“便与编管。”章惇曰：“合羁管。”上曰：“只与编管。”再对，又及之，后一日，遂有涪州之命。颐素与邢恕善，而恕雅不乐林希，谋与谏官共攻之。颐编管，鴜希力。希意恕必救颐，则因以倾恕，恕语人曰：“便斩颐万段，恕亦不救。”闻者笑之。（恕不救颐，布录在明年正月丁卯。建宁朱熹年谱云：“谢良佐曰：‘是行乃颐族子公孙与邢恕为之。’颐曰：‘族子至愚，不为足责，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程颐贬涪州，亦是林希与章惇以为恕素师事颐，故遂于哲宗前陷成颐罪。未从贬颐，乃于执政大臣聚会处见诋云：“师既如此，为弟子者当如何？”恕寻闻其说，亦曾对哲宗皇帝开陈云：“程颐之贬，臣不知以何罪。臣于颐，昔者实以师友之间处之，但自元丰三年，颐曾到京师与之相见后，至今二十年不曾相会。元佑间与颐又不同进退。然则惇虽罪颐，焉能中臣？但惇缘希故，挟情用刑，则天下安得心服？理当奏知。”哲宗云：“会得。” 昔贬涪州，渡汉江中流船几覆，舟中人皆号哭，伊川独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问曰：当船危时，君独无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诚敬耳。老父曰：心存诚敬固善，然不若无心。先生欲与之言，老父径去不顾。
绍圣五年（1098）
是年，程颐六十六岁。 1098年，11月，程颢之子端本，进士，时任陕西醴泉县令，因庸医致死，程颐写《祭四十一郎文》，四十一郎即端本。并写《上谢帅师直书》，要求惩治庸医。
元符元年（1099）
是年，程颐六十七岁。 春正月壬申，陕西路转运判官孙贲提点永兴军等路刑狱，提点永兴军等路刑狱刘何移秦凤路。先是，曾布独奏事，因言：“闻林希近留身，以不为言者所悦，深不自安。”上曰：“邢恕不相得，云元丰末因除起居舍人，遂相失。”布曰：“然。臣当时见恕深毁希，臣与希虽亲戚，然当时与之迹不熟，希却不曾于臣前毁恕。”上曰：“希亦毁恕，云恕曾有文字，云太母临政，天下晏然，如此是诋訾先朝明矣。”布曰：“当时鲜有无此语者。”上曰：“亦是罗织也。”布曰：“近日程颐编管，恕以为谋出于希，盖谓恕本颐门人，冀其来救，因以倾之。”上曰：“此是众论，非独出于希，然希亦曾云编管却不妨。”布曰：“恕乃颐门人固不可掩，有程颐明道先生传，后题‘门人邢恕曰’、‘门人朱光庭曰’，有刊印文字。”上曰：“不曾见。希亦曾纳恕文字来。”又云：“林旦在元佑中有诋毁先朝文字，独不曾行遣，以希故也。”布曰：“旦章疏在三省，臣所不见。”
元符二年（1100）
是年，程颐六十八岁。 正月，《易传》成而叙之。《二程集》有易传序，全文如下：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子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辞、以动者尙其变。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着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巳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颐正叔序。 先生自涪陵归《易传》已成，未尝示人，门弟子请益有及易书者，方命小奴取书箧以出，身自发之以示门弟子，非所请不敢多阅，门弟子请问《易传》事，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命之，盖其潜心甚久。未尝容易下一字。见吕坚中所录《尹和靖语》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覆纟由绎，六十以后著书，著书不得已。见《遗书》
元符三年（1101）
是年，程颐六十九岁。 正月，哲宗病死，徽宗赵佶即位。 二月二十六，昭涪州编管程颐移峡州。 伊川先生自涪州顺流而归。峡江峻急，风作浪涌，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动。岸傍有问者云：达后如此，舍后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远矣。 伊川先生自涪州归过襄州杨畏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余，安敢当此。畏曰：今时事已变。先生曰：时事虽变，某安敢变？ 四月，以赦复宣德郎，任便居住，还洛。邵雍之子邵康记述说：“先生因党祸被编官涪州，注周易，与弟子讲学，不以为忧；遇赦得归，不以为喜”。 程颐自涪陵归，《易传》已成，未尝示人。有门人及弟子向程颐请益涉及《周易》书时，方命人将书取出，自己亲自分发给弟子。非所请从不多发。尹淳从先生学，取书回家伏读几天后，先生问有何感受？尹淳说：“我有问题要问先生，可又不敢问。”先生说：“何事？”尹淳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似太露天机。”先生赞叹说：“近日学者何尝有你这样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已只好这样说得明显。” 程颐前往颖昌（今许昌）拜见韩持国（注：韩维，字持国）。韩持国“早晚伴食，体貌有加”。一日，韩持国对其儿子说：“先生远道来，我无意表达，有黄金药堞一盒，重20两，欲献给先生作为寿礼。我素知先生为人，当面给他如不受，甚为难堪。我有事外出，你找个机会把我的心意说出来。”第二天吃饭时，其子向程颐说了其父赠金的事，程颐拒不接受，说：“我与乃翁道义交，故不远而来。他怎么能这样作呢？”韩持国知道后，感慨地说：“我不敢当面说，正怕他拒绝。正叔安贫乐道，家中并不富裕，想帮忙也帮不了啊。” 南方学者罗从彦从杨时学，杨时在讲周易至“《乾》九四爻”时说：“伊川先生讲解最善”。罗从彦就卖了田地一路走到洛阳，拜见程颐，程颐反复向他讲解周易。后罗从彦返回南方，讲学于舍云寺，传播洛学。 十月，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先生既受命，即谒告，欲迁延为寻医计。既而供职。门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日：“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则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盖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后唯吾所欲尔。” 程颐上《谢复官表》：“窃念臣天资愚暗，自致投放；既仰荷于宽恩，如安居于乐土；忽遇非常之宥，继蒙牵复之恩。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无不照；念先帝经筵之旧，推至仁爱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励精所学，期有传于后世，以上报于深恩!”
崇宁元年（1102）
是年，程颐七十岁。 六月四日，昭：奉议郎程颐追所复官，依旧致仕。 九月，蔡京执政，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22人、苏轼等35人、秦观、程颐等48人列为奸党，徽宗书党人名单，刻石立于端礼门。 杨遵道录程颐语：“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皆是理。” 冬，程颐暂居伊川，谋欲定居伊川。“自去冬来，多在伊川。见谋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见二年答杨时书）。
崇宁二年（1103）
是年，程颐七十一岁，迁居嵩县。 二月，程颐作《印铭》：“我祖乔伯，始封于程。及其后世，以国为姓。惟我皇考，卜居近程。复爵为伯，子孙是称。” 三月六日，写《答杨时书》：“颐启，相别多年，常深渴望。前日自伊川归，得十一月三日南康（注：崇宁元年壬午十一月，杨时离家赴任荆州教授途中，经江西南康，寄书老师）发来书，知赴新任，体况安佳，甚慰远怀。颐如常，自去冬来，多在伊川。见谋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朝廷设教官，盖欲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职，‘则不素餐兮’，孰大于是？赴省试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喻及也。名迪者好学质美，当成远器，应未有北来期。两小子（大者项城尉，小者鄢陵尉）承问，故及之。此独与诸孙处，岁计捻则自余，无足道。春暄。惟进学自爱，不宣。颐启杨君教授。” 四月，程颐作《春秋传序》。 蔡京书写奸党碑，勒令诸州据以刊刻。禁党人到畿县。 四月，言者论程颐本因奸党论荐得官，虽尝明正罪罚，而叙复过优。今复著书，非毁朝政。于是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先生于是迁居龙门之南耙耧山下（今之嵩县田湖程 村，此时间见乾隆版《嵩县志》卷二十二），止四方学者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 崇宁初，范致虚言：“程颐以邪说詖行，惑乱众听。尹焞、张绎为之羽翼。”遂下河南府体究。学者往别，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复也。有贤君作，能致小康，则有之。”（二程集414P） 九月庚寅，诏禁元祐党人子弟居京、王午诏：“宗室下得与元祐奸党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并改正。”程颐子端彦，因在鄢陵任县尉，属于京城、府界任职，被免官（注：当时规定，受责降人子弟不得在京及府界任职）。 马伸（时举）及门求见，先生辞之。伸欲先弃官而来，先生曰：“近日尽逐学徒，恐非公仕进所利，公能弃官，则官不必弃也。”建炎间，伸为御史论事，公论异之。（二程集415P）
崇宁三年（1104）
是年，程颐七十二岁。 二月三日，中书省、尚书省送到门下中书后省、左右司状：“承朝旨看详孙固等共一百五十六人出籍，并今来看详到王古等外，所有其余系籍人并承朝旨不出籍人姓名一本，合取自朝廷指挥。”诏赵君锡、孔平仲、周遵道、张恕、胡良、程颐并出籍。 六月，合定元祐、元符党人名单，共309人，程颐仍名列其中，“先生于余官，为第二等第二十人”。由徽宗书而刊之，置文德殿门之东壁。诏：“元符末奸党并通入元佑籍，更不分三等，应系籍奸党已责降人，并各依旧，除今来入籍人数外，馀并出籍，今后臣僚更不得弹劾奏陈。” 尹淳、张绎仍从程颐学。 先生谓张绎曰：吾受气（注：禀受自然之气）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后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于盛年无损也。绎因请曰：先生岂以受气之薄而厚为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为深耻。
崇宁五年（1106） 是年，程颐七十四岁。 正月乙巳，以星变毁党碑。庚戍，刘忠肃以下二百有七人叙复有差，而先生复承务郎，依旧致仕。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尹焞、张绎。 三月戊戍，蔡京罢相，朝廷下诏允许党人到畿县，程颐以通直郎致仕。（通直郎，文散官名。宋从六品。元丰改制用以代太子中允、赞善大夫、太子洗马）。
大观元年（1107） 是年，程颐七十五岁。 程颐得风痹疾，服大承气汤则小愈。九月，服之辄利，医者语家人曰：“侍讲病不比常时。”十六日尹焞入视（时氏），先生以白夹被被体，坐竹床，举手相揖。焞喜，以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气复者安候也，颐愈觉羸劣。”焞既还，十七日有叩门者，报先生倾殂。（417P） 九月庚午（十七日），卒于家，年七十有五。於疾革，门人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中华书局2004年版《二程集上》345P） 先生之葬，洛人畏人党，无敢送者。送葬弟子惟张绎、范域、孟厚、尹焞。乙夜（二更），有素衣白马至者，视之，邵溥（邵康节子也）也。盖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后。（中华书局2004年版《二程集上》347-348P）
评 价
初，明道先生尝谓先生曰：“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先生既没，昔之门人高弟，多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尝谓张绎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 参考、摘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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