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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牛逼成不了大气候(三)

 新用户06868399 2020-06-24

读史随笔●真文人难成大气候(三)

/王成海

历史就是这样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到汉末由于宦官和外戚的专权,更主要是由于皇室子孙的逐渐蜕化,皇帝渐渐成为了有名无实的傀儡。那时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天下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于是地方拥兵自重的军阀又有了可乘之机,经过多年的混战,渐渐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无论在军阀混战还是在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后,可以说那绝对是一个风云激荡,英雄辈出的时代,可那些孤傲清高、口若利剑、不知变通的文人照样招来的是人生不幸。

孔融这个因载入《三字经》而被多少代中国人熟知的大文人,生值汉室之乱,历经桓、灵、少、献四朝,一生“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东汉末年,时局动荡,社会思潮渐趋解放,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了。孔融虽然身为圣裔,自幼习儒,但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再加上他耿介豪纵的性格,其言论行为常有出格之处。他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便装出行。在他心中,所谓孝道也是不足守的,他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谁能想到竟然出自他这位孔圣人的子孙之口呢?我们再联系到当时汉代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什么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无稽之谈不断见诸正史,那么,我们不得不佩服孔融的胆识了。

孔融是当时比较正直的士族代表人物之一,他刚直耿介,一生傲岸。早年刚刚踏入仕途,他就初露锋芒,纠举贪官,“陈对罪恶,言无阿挠。”董卓操纵朝廷废立时,他又每每忤卓之旨,结果由虎贲中郎将左迁为议郎。后来在许昌,孔融又常常发议论或写文章攻击嘲讽曹操的一些措施。太尉杨彪因与袁术有姻亲,曹操迁怒于彪,打算杀他。孔融知道后,顾不得穿朝服就急忙去见曹操,劝说他不要横杀无辜,以免失去天下人心。并且声称:“你如果杀了杨彪,我孔融明天就撩起衣服回家,再也不做官了。”(《三国志·崔琰传》注引《续汉书》)由于孔融的据理争辩,杨彪才得免一死。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其子曹丕纳袁绍儿媳甄氏为妻,孔融知道后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姐己赐周公。”曹操不明白这是对他们父子的讥刺,还问此事出何经典,孔融回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当时连年用兵,又加上灾荒,军粮十分短缺,曹操为此下令禁酒,孔融又一连作书加以反对。对于孔融的一再与自己作梗,曹操是早怀嫉恨的,只因当时北方形势还不稳定,而孔融的名声又太大,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开始对孔融下手了。他授意丞相军谋祭酒路粹诬告孔融“欲规(谋划)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罪状就是孔融以前发表的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那段言论。这样,在建安十三年八月,孔融被弃市,妻子儿女同时遇害。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与孔融、杨修关系甚密。少年时代就表现出过人的才气,记忆力非常好,过目不忘,善写文章,长于辩论。但是,他“性格刚毅傲慢,好侮慢权贵”。坏脾气似乎是天生的,急躁、傲慢、怪诞,动不动就开口骂人,因而得罪了不少人。这么一个人物,又生活在天下动乱、军阀割据专权的东汉末年,所以他的悲剧命运也就注定了。后来因拒绝曹操召见,操怀忿,因其有才名,不欲杀之,罚作鼓吏,祢衡则当众裸身击鼓,反辱曹操。曹操怒,欲借人手杀之,因遣送与荆州牧刘表。仍不合,又被刘表转送与江夏太守黄祖。后因冒犯黄祖,终被杀。

杨修,这个天才般的人物,随了曹操很久,但最终因自己的争强好胜,聪明反被聪明误,也死于曹操之手。

到了两晋中国历史更进入了最为黑暗的时代,孤高耿介的文人更没有了说话的余地,喝酒、清谈就是他们保命的方式。

“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可以说是老庄的嫡传弟子,据《晋书》记载:“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 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同样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喜欢一个人驾着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前行。泥路高低不平,木车颠簸着,酒坛摇晃着,他的双手则哆哆嗦嗦的握着缰绳。突然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尽头了,真的没路了?他哑着嗓子自问,眼泪已夺眶而出。终于,声声抽泣变成嚎啕大哭,哭够了,持缰驱车向后转,另外找路。另外那条路走着走着也到尽头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也没有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

“竹林七贤”领袖嵇康在思想和人格上,要比阮籍他们更高出一筹。嵇康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那些乌烟瘴气、尔谀我诈的官场仕途。他为人耿直,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不为谋生,只是随从自己的意愿。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最终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

再就是那时社会盛行“清谈”之风。“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亦谓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是,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因此,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被称为“清言”。这种“清言”在当时很流行,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更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成为风靡一时的时尚。

上面这些基本能概括晋朝文人生活的大概,一向喜欢功名,爱管国事,把国家大事视为自己生命的文人到了不敢言国事,不敢挨官府,只记得喝酒、胡说的地步,文人还能成什么气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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