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大家都听过，但成为“半边天”的历史，在完整的意义上说，大概是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女性开始的。 （一） 妇女解放始于足下。
三寸金莲是古时候美女的标准，但从其形成与功用来讲，这玩意实在害人不浅。所以，放足、禁止缠足，就成为解放妇女的首要工作。  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利国利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由于千年来的传统的影响，其贯彻落实的阻力还真不小。不仅男人觉得伤风败俗，女人也害怕无法出门。为此，政府不得不运用法律，规定：
当然，也并不完全只靠强制，政府也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说服教育，并让一些先行者现身说法，大力宣扬放足的好处。各县成立了以妇联等群众组织为主的放足突击委员会，组织宣传队、放足突击队，深入到各乡、各村、各户进行宣传鼓动和教给妇女放足的方法。利用漫画、小型宣传品、歌曲、戏剧、板报等来鼓励放足。各级干部、党员带头动员自己的亲属放足，还开展放足工作竞赛活动呢！ 在放足运动中，各级妇女干部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妇女干部在下乡检查放足工作时，她们教给妇女放足的方法，教妇女剪圆头鞋样。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许多妇女懂得了放足的意义，自动放足，穿上平底鞋。  一些父母也开始反对给女儿缠足，通过不缠足运动，她们发现，放了足后自己好像平添了翅膀，能走能跑，上山、赶集都很方便，使越来越多的妇女都自愿放足，逐渐形成了社会风气。 （二） 解放了脚，下一步要解放的就是妇女最深受其害的封建婚姻了。 在当时，边区妇女地位低下，“母猪不敬神，婆姨不是人”，女子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解除婚姻关系时，也只许丈夫“休妻”，妻子则没有发言权。 这实在太过分了，现在终于要结束这一切了！ 首先，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提供依据，保障广大妇女争取婚姻自由平等、摆脱封建婚姻桎梏和落后习俗。然后组织力量在大家熟悉的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大力宣传新的平等、自由的婚姻观念，批判传统婚姻对人性的压抑，揭露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身心的摧残。 在这种大力营造的氛围之下，妇女们开始意识到：妇女婚姻自由；妇女在子女和财产上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特别是在离婚后妇女有抚养子女和分割财产的权利；女方在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几千年后，中国妇女终于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她们开始懂得了婚姻自由在她们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 心动不如行动，觉悟后的行动效率是惊人的，在一项关于边区婚姻问题的调查中显示，1940 年以后，边区的离婚案件呈上升趋势，其中95%以上是妇女提出的。绥德分区1942 年判离婚案23 件，全由女方提出；1944 年，离婚案65 件，其中62 件由女方提出，占95.14 %。 尽管离婚的原因多种多样，但这样的一组数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边区妇女在婚姻问题上比过去自由多了。  （三） 解除了种种不合理的桎梏，妇女们开始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参加社会公共劳动，就是找工作领薪水。 如果能够参加社会劳动，就能够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进而实现在人格上的独立，反之，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妇女，在人格上也无独立性可言。因此，可以说，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可视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和基础。  毛泽东在给中央妇委的信中即指出:
1943年,中共中央又强调指出: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边区积极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使其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也是当时实际生活中非常需要的。 由于大批青壮年男子或上抗日前线，或被征调(如运盐、修路等)，劳动力必须由“半边天”支撑。被组织起来的妇女参加劳动生产，逐渐成为边区农副业生产的重要力量。 1938 年春季，参加开荒的妇女有20600 人，开荒7000 垧(约合21000亩)。1942 年边区在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做了调查，根据调查显示，100 %的妇女做饭做针线；50 %的妇女料理家务；74 %的妇女喂家禽和家畜；89 %的妇女参加地里的生产、种植瓜菜、玉米、摘豆角、割荞麦、抢田、收秋，个别还要砍柴担水等；11 %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如点籽、锄地、背庄稼等。  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此时妇女的劳动已经从“烧锅煮饭，缝衣补烂，养儿刨蛋”不直接产生收益的旧式生活中解放出来，除了正常的家务外，她们已经是农牧业生产的主力军，她们的收入也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如绥德的韩玉英，全家经济收入中的51.12 %来自纺织，48.18 %来自农业，而她既是纺织的主力军，干农活也是“半边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妇女挣的钱多了，说话自然也就有分量了，腰板也更直了。 正如朱德所说:
（四） 身心得到解放的妇女，又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下一步该干什么呢？当然是提升自己。而要提升自己，最根本的途径只能是接受教育，提高自身文化水准。没有文化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没有文化的翻身不是真正的翻身。只有建立这个基础之上，与男人平等相对、维护自己权益才有可能。这样，妇女的文化教育就成为大家的共识，成为和谐社会建立的基石。 进行文化教育，第一步就是要教她们识字。边区许多妇女对识字的意义认识明确，因而识字时非常努力。绥德的薛保莲说:“男人(丈夫)来了信，还得找人看。我要好好认字，学会给他写信。”  抗战时期，边区的许多青年男子或上前线、或在外赶脚，因此许多妇女怀着和薛保莲同样的心情，对识字是很认真的。 这些陕北高原的婆姨们把院里酱盆上的盖子都拿黑色刷出作练字用，院墙上、炕沿上、灶台上尽是画的字。她们在桌上擀面时往面上写，或用木炭在门上、墙上写，随时、随地画。正因为她们这样努力，成就相当斐然。 许多妇女能够会认写自己的名字，有的会记账，有的会写信，有的能读懂报纸。据边区妇联1939 年初的统计，边区有10 %的妇女能识字200 个左右。妇女干部的文化层次更是提高了好几个档次，区级女干部有半数以上能识两三百个字，一般的也能识50 到200 个字。  到了农闲或冬天的夜晚，她们一般就在冬学、夜校、半日校和识字组里接受文化教育。学唱抗日救国的歌曲，接受一些妇女解放、简单的医学知识和看护常识。 这些教育极大地扩展了妇女们的眼界和见识，在她们眼里，延安不再是以前单调乏味的小山沟，而是一个丰富多彩、和谐美好的新天新地！ （五） 识了字，有了文化和见识，参政议政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固有属性。  我们已经知道，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由于妇女以前没有这一权利，所以在普遍说明之后，还得重点强调、鼓励:
在此强力保障之下，妇女参政议政在边区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从边区参议会到各县区参议会都有妇女代表参加，正如延安群众自编的《乡选歌》所唱的: 边区要发展，选举要广泛，选举好人把事办，生活能改善。 人口四万万，妇女占一半，国事家事全要管，事情才好办。 道理说明了，妇女觉悟到，宝娃快把门照好，妈妈当代表。 作为代表，妇女很珍惜自己权利，她们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了参加生产、放足、减租、废除买卖婚姻等要求。正是在广大妇女的推动下，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关于“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提案。  她们的能力、作用也开始被大家所发现、所重视。第二届边区参议会的选举中，边区妇女参选的积极性比上届有了较大的提高，平均30 %的妇女参加了选举，有些县、区达到90 %。而且，许多妇女积极参加竞选，当选为各级参议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据统计，在此次参议会选举中，妇女被选为乡参议员的2005人，县参议会议员的167人，边区参议会议员的17人。 有的妇女还当选为各级政府委员和担任部门或地方行政领导，成为女乡长、女区长、女市长、女科长、女县长等，她们虽然在边区妇女中占极少数，但她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聪明才智，大显身手,深得民心。如边区第一位女县长邵清华1941 年7 月被任命为安塞县县长时年仅25 岁，由于她在安塞工作出色，老百姓有口皆碑。 《解放日报》报道说:“该县县政府在她的主持下，一切均井井有条，成绩斐然，深受该县民众之欢迎。”重庆的《新华日报》也说:“年轻的女县长邵清华女士，到任之后，处理了几个案件，在市镇向群众讲了一两次话，不久就威声大振，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真正的民之父母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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