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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请求兴办学校，准备变更科举制度，在科举考试中罢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苏轼借助历史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的“独断专行”。  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在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并拘捕相关人员审问。虽然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但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苏轼自知已无法再在朝中待下去，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虽然苏轼辞职离开了朝廷，但朝中反对变法之声仍不减。不久，王安石在遭逢诬陷之冤与丧子之痛后罢相辞官，回到江宁老家。两人一先一后离开了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终有机会冰释前嫌。  元丰初年，王安石的“朋党”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向神宗皇帝上奏，说苏轼“谤讪朝廷”。神宗震怒，传旨将苏轼逮捕入狱。不久，苏轼被定罪候斩。除他的弟弟苏辙外，满朝文武无人敢为他求情。此时王安石身在江宁，当他得知这场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时，苏轼罪名已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而苏轼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呈给神宗皇帝。信中说道，目前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切不能因为苏轼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错杀良才。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敬重有加，看过信后也觉得颇有道理，于是下旨释放苏轼，将他贬到黄州。元丰三年，苏轼奉命从黄州移居汝州。  途径江宁，想起隐居于此的王安石，深为过去王安石不计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动不已，于是趁此机会专程拜访，以消除多年的隔阂。王安石听说苏轼来到江宁，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着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与苏轼相会。两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此后两人同游数日，畅谈甚欢。  事实上，两位集文学底蕴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流人物，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政见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仅仅在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二人的初衷都是为国为民，绝不存在对错之分、忠奸之别。王安石与苏轼，于文学中相互钦佩，于政治上彼此宽容，多年的官场恩怨最终烟消云散，成为中国历史上“文人相亲”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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