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中指上，常年戴着一枚铜制的顶针，这枚顶针，母亲从未摘下来过，时间长了，金黄的颜色已经泛白，表面上密布的小坑已经磨平，顶针也已经和肉长在了一起，实际上顶针已成为母亲身体的一部分，母亲走的时候，也是戴着这枚顶针一起走的。
那时我们家人口多，我们兄弟姊妹八个，原来的二婶三婶早逝，又丟下两个女儿，一大家子人身上穿的衣服，脚上穿的鞋袜，全是靠母亲戴着这枚顶针在豆油灯下熬夜缝制出来的。
实际上，缝制还只是最后一道工序，从棉到线再到布则是一个更加复杂艰辛漫长的过程。
我的家乡并非棉花适生区，一般地少的人家，为了保住口粮，是不种棉花的，我们家则属于土地比较多的，也是为了一家人的穿衣，就硬着头皮每年种几亩棉花。棉花产量很低，作务又很复杂，遇到日照好的年份尚可，在秋季棉桃开花时若遇到阴雨绵绵的天气，棉花产量则很低，有时几近绝收。
刚摘下来的棉花叫皮棉，皮棉在清理过沾在棉花上的枯棉叶后接着就是轧花，轧花的作用是去掉棉籽。我们家那时竟有一辆轧花车，那时候没有电，轧花车是脚踏的，周围村庄的棉农都到我们家来轧花，轧花是不收钱的，只是留下极少的棉花作为加工费，棉籽当然是不会帶走的，棉籽收集起来可以榨油，名曰花油，油渣则是上好的肥料。
轧好的生花经过弹制后成为松花，接下来便是搓捻子，即把弹松的棉花，放一些在案板上，用一根细高粱杆做芯子，外面再包上些棉花，把它搓成圆条条，搓好后，把高粱杆抽出来就行了。捻子搓好后便是纺线，纺线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印象中妈妈每年的冬天都在没黑没明的纺线，纺出的线穗儿有好几百个。到了来年春天，往往是农村比较闲暇的时候，便开始对纺成的线进行各种加工。先是拐线，用一种叫“月儿”的工具把纺成的各线穗上的线连起来，拐成“管儿”。接着是浆线和晒线，就是把锅烧开，把“管儿”放到锅里，用米汤或面汤煮，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线比较紧也比较结实，织布时不容易断线，煮透后，再拿出锅来晒干。线浆晒好以后就是经线，这里的“经”是动词，就是做经线的意思。
然后是牵线上机，这是所有纺织程序中最复杂最细致的活儿，一丝也不能错，一分也不能差。农村只有那些最聪明的女人才能够学得会。织布机的经线有几百根，上面几百，下面又是几百，然后一机的布，至少有二三十米甚至四五十米长，这些经线，都要一次次全部牵出来，不能有错。因此，这道工序的技术性是比较强的。牵线上机后，最后就是织布了。“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木兰辞》）我记得母亲织布一般都是在春天，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母亲织布的辛苦，只觉得好玩。后来读了《木兰辞》，才弄明白了为什么“当户织”，是因为窑洞光线太暗，织布机放在窑洞靠门的地方采光会好一些。为什么“叹息”，这里的辛劳苦累不言而喻。最后一道程序，染色。染好色以后，再裁剪成衣服。从棉到线，从线到布，从布到衣，其中的艰辛，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很难理解。
中国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以三皇时的有巢氏衣皮为发端，到新石器时代的贯头衣，再到商周的上衣下裳，以至于汉服唐装，清代的长袍马袿，现代的中山装西装，从质地到样式，可以说是变化多端。但唯一不变的是广大农村的棉布袄裤。农村这种上袄下裤的衣服极为简单，但因为是手工缝制，真正做起来也是很费时费力的。一件上衣，从裁剪到缝制，起码需要十天左右，单是衣服上的纽扣，就需要经过许多工序，先要做成布条，再挽成扣结和扣环，再一个一个钉到衣服上，每件上衣最少要五对。实际上，所有针线活中，最费功夫的还是布鞋，制做布鞋之前，先要抹“隔背”，就是将逃汰掉的衣被碎布用浆糊一层一层粘合在一起，晾干了就变成了硬梆梆的“隔背”，然后按照鞋样，裁剪出鞋帮和鞋底。纳鞋底是最吃力的，鞋底有很多层，厚硬的鞋底直接用针是无法穿透的，需先用锥子钻出一个眼，再将针穿过去，用力将绳子拉紧。一只鞋底一般要上千个针结，其难度可想而知。记得母亲做针线活常常要戴着老花镜熬到深夜，我则静静的端坐在母亲身边，等待母亲的召唤。“冬君，掼针。”我熟练的将线穿过针屁股眼，拉好了交给母亲，心里总有些许的宽慰，心想总算能为日夜辛苦的母亲做了一点事。由于长年累月地做针线活，母亲的双手结满了厚厚的茧子，左手大姆指指甲盖上还有一道深陷下去的缺口，那是长期做针线活磨出来的。在我看来，母亲的这双手虽然粗糙甚至变形，但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手，母亲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都是很贫困的，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来不奢望什么，他们唯一的要求是食可果腹，衣可敝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村五十多户人家中，能备齐纺织工具，掌握纺织技术的没有几家，这些家庭都是拿本来就存留不多的粮食或鸡蛋到布坊或邻居家换些大布，衣服极是简单，一般是老虎上山一张皮，冬天的棉衣到了春夏，抽掉里边的棉絮再穿，个别家庭甚至全家一条被子，几个人一条裤子。我们家算是比较好的，起码可以保证每人每年有三身换季衣服，清明换夹衣，端午换夏衣，冬至前后换棉衣，也不象村上大部分人棉衣是直接贴身穿的，黑色的棉衣里边还可以有一身白色的衬衣。特别是每年端午节，全家人吃过粽子油糕，母亲便将我们兄弟姐妹叫在一起，炕上叠叠地堆放着 给我们每个人量身缝制的各种衣物，男孩子是带有黑色条纹的上衣和黑色裤子，女孩子是兰色花格的上衣和红色或绿色裤子，每个人还必然有一双布鞋，一面花格手帕，一条裤帶。每年这天，都是孩子们除过过年以外最高兴的一天。
这时已是夏收之后，麦子收打入库，这也是一年中农村难得的短暂的农闲时间，农村人这时候有走亲戚的习惯，叫“看忙罢”。这时，辛苦了一年的母亲就会端一盆温水，拿一把剃头刀，强行按住我的头，在我声嘶力竭的哭叫声中剃掉已经很长的头发，也不是全剃掉，额颅上方会留出手掌大的一块，农村人把这种头型叫“呼拉盖”，在后脑勺的位置也会留一小撮头发，叫“气死毛”。繁忙的家务使妈妈一年到头极少有出门的机会，只有这时才可以到舅舅家或姨家走走。出门前，母亲会打开衣柜，从包袱里翻腾出已经穿过多年已经洗的有些退色的相对比较干净点的袄裤鞋袜，穿戴好，认真地洗一次头，提着用新麦面做的油塔（花卷）和挂面，拉着我到舅家或姨家“看忙罢”。舅舅舅妈姨姨姨夫们每次见到头发剃的干干净净穿着新衣服新鞋袜甚至脖子上还挂着银项圈的我，总会说一句“娃乖的很”，我听了当然高兴，母亲心里也是乐滋滋的。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这首被无数人呤诵了千百年的《游子吟》就是写给天下所有母亲的赞歌。在我的心中，母亲是一条永不枯竭的河，是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由于积劳成疾，妈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漫天的雪花从银灰色的天幕漂洒下来，伴随着北风的呼啸，孝子们一律白衣白帽，哭号徐行。在儿孙们无尽的思念中，母亲走了，戴着那枚泛白的已经被磨平的顶针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