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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母亲河,可我们连母亲河源头在哪都不知道,七百年前才弄清

 浩然文史 2020-06-27

奔涌恣肆的黄河

雄伟的黄河是我国北方第一大河,也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自古以来,它就和我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那问题是,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呢?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水真的是从天国倾泻而下的吗?

黄河源的地理标志(笔者实拍)


一、为什么古人认为罗布泊是黄河源头?


《尚书·禹贡》中说:“导河积石”。“积石”位于今天青海省东部的积石山附近。据此推测,最迟不晚于战国时代,我国人民已经知道黄河源在青海省了。但那时对积石山以西的河源情况还不了解。

青海积石山

《山海经·北山经》记道:“敦薨之水(开都河)流入沥泽(罗布泊),出于昆仑之东北,实惟河源。”由于当时对积石山以西的河源情况还不了解,以至于将广大西域的罗布泊作为黄河水系的正源头。

今天的罗布泊(笔者实拍)

由于古人对水系状况与西域地理知之甚少,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汉代之前人们对西域河流不切实际的想象,但是张骞的记载也是错误百出,以至于后来汉武帝刘彻根据张骞的报告,提出“案古图书,河出昆仑”,即把塔里木河发源地葱岭与昆仑山统一起来,张骞认为黄河是发源于昆仑山的,在经过罗布泊后,河流从地下流入了中原地区。

而这种错误认识流传亦久,给后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汉代以前的一些人将河源错误地推远到遥远的西陲,但后人并没有从此就停止对河源的继续探索,并通过多种途径和实践,纠正了这种错误的认识,真正査明了河源。


二、对真正黄河源头的史地探查


唐初,由于唐王朝与吐谷浑(我国的一个古族名,时居今青海省)之间时而发生战争,时而又和睦地交往频繁,从而有人到达了河源区的星宿海,观览了河源。

星宿海

侯君集和李道宗就是其中的两人。他们观览的情况,《新唐书·吐谷浑传》作了这样的记载:贞观九年(635年),“(侯)君集、(李)道宗行空荒之地二千里,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这里的“星宿川”,指的就是星宿海;而“柏海”,指的就是今天青海扎陵湖与鄂陵湖流域。可见,当时对河源的认识,已从积石山上溯到星宿海了。

此外,唐朝由于加强了与西藏的联系,汉藏两族间的交往颇为频繁。当时往来要途经河源区,因此也增加了对河源的认识。譬如,文成公主进藏与西藏首领松赞干布联姻,就路经河源区。松赞干布率其部至柏海,亲迎文成公主于河源。

鄂陵湖

后来,刘元屈在长庆二年(822年)往来西藏。他了解到河源区的水文等特征,他虽未说明“河之上流”的具体河名,但当指扎陵湖和鄂陵湖附近的黄河上游,而“其南三百里……河源其间”,可能就是指黄河正源卡日曲了。

卡日曲

上述数人,由于尊重客观实际,不拘泥于错误旧说,所以在河源认识史上,比前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他们都是就途顺道地观览,并没有作较为详细的考察,所以了解的情况毕竟粗略,并没有给出黄河源精准的位置。

要对河源有进一步的了解,还有待于专门的勘察。在唐至元朝期间,前有五代十国的分裂,后有宋、辽、金对峙。这种局面自然不利于对河源区的开发和深入考察。

但在记载河源的问题上,有见识的作者并不受这种分裂格局的局限。如宋朝的“华夷图”,已经有人将黄河的源头绘制在了今天青海的位置。然而,由于作者没有实地考察,所以难免会有疏漏。

元朝统一全国,结束了祖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在这种条件下,元朝政府为了解黄河上游的水道情况,派都实前往勘察河源。元朝潘昂霄的《河源志》对此记道:元朝皇帝忽必烈“欲极其源(黄河源)之所出,营一城俾蕃贾互市,规置航传,凡贡物水行达京师(大都,在今北京)”。

此事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这说明我国在13世纪就有由政府组织的河源考察了。这次考察的过程和结果,在延祐二年(1315年)由潘昂萧根据都实的弟弟阔阔出的转述,写成了河源专著《河源志》,《河源志》认为黄河的源头应该在今天青海的星宿海附近。后来,《元史》的编著者又把它载入史册到了《元史·地理志》中。

黄河源(笔者实拍)


文史君说


关于黄河源头的位置从先秦时期人们就没停止过争论,直到张骞出使西域后,人们才对黄河的正源有了新的看法,但是张骞的记录本身就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一直影响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元朝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通过实地考察,大概可以知道黄河的正源在今天青海巴颜喀拉山附近,但是没有给出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精确的位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虽然元朝对黄河源头的探查还不是特别精确,但是元代所调查的黄河源距离今天黄河实际的正源——巴颜喀拉山约古宗列曲,不算很远,在测绘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实属不易了。

巴颜喀拉山

参考文献

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王成祖:《中国古代地理学(先秦至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

韩昭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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