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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位于河南豫北山区，这里是山地丘陵地带，人多地少，水利灌溉不便。土地在半山腰下形成梯田，高下错落。 过年回家，看见好多人去村委会领钱，方知是土地流转的费用。 突然发现，家乡虽然人均土地不多，却家家在乎这一亩三分地。事实上，这里早已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产模式。 一、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命根子 最近几年，为了孩子结婚及和小孩上学，家乡已形成年轻人进城买房居住、陪读，老人在家种地的模式。年轻人平时在外打工，也会时时回老家。老人基本住在农村，一是生活成本低，过得更舒适，重要的是农村还有地，自己耕种还可以补贴儿女在县城的日常所需。 大伯今年65岁，大娘67岁，种地有6亩之多，农忙时堂哥会回来忙几天。 对老人而言，种地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只要干得动，都会去种地。村里有几个75岁以上老人也在种地。 有些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把老人接到县城。结果没几天老人就回来了，觉得还是在家活得自在。在进城日益时髦的乡村，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命根子。 二、模式不同的土地流转 就土地调整的角度而言，本地区的土地变化主要有三种类型：I型为自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至今从未调整；II型是自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进行过两到三次土地调整，调整原则是按人均分；III型是每三五年调整一次，按人均分。这三种情况在本地区都存在。 I型从未调整过的问题在于有的农户人去楼空，当时分配承包的土地仍然存在；有的农户则是有人无地，增人不增地，人多地少的问题比较严重。 III型问题在于虽然保证了土地随着人口增加或者减少而增减，但是不能保证土地生产的连续性，有的农户知道自己的土地几年之后不会属于自己，从而不会在土地上长期投资和精耕细作。同时也没法做长期发展，尤其是想种植果木等经济作物。 II型是居中的，不过也由于农业政策的改变产生了新的问题。 本村目前土地流转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土地流转给土地经营承包者。根据合同，每年春节前付清下一年的承包款，如果款项没到，土地自动归农户所有。但是农户不能擅自要回，因为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是果木。村民称之为“霸王条款”，只要流转出去，就不能要。 本村作为土地流转试点，三年之内流转土地每亩补贴1000元，三年之后不再补贴，土地上果木的树苗由国家免费提供。三年期间的承包费用由承包者自己承担，三年后国家验收，验收之后再进行补贴。 目前土地流转给本村的建筑商，其雇佣人看管和收摘，实际上是委托给村委主任。流转土地的农户一类良田每亩补贴650元，二类良田550元，三类良田450元。基本上连片土地的农户都流转了出去。 目前土地主要种植核桃，两年之后开始结果。村民们认为建筑商是为了获取国家补贴才承包的，因为没有补贴，承包者很难获取利润。 村民往往会将土地承包出去，因为比自己种地强太多。至于今后土地不流转了，地上果木归谁所有，并无明确的说法。 这种流转类型高风险，低生产，不灵活，且对国家政策依赖性较强。 还有一种就是将土地流转给亲朋邻里。一般承包费一亩50元，地段不好或者土地较差的往往一亩30元。有的不要钱，将土地直接送亲朋邻里耕种。流转的土地可随时收回，都是口头协议，流转周期不定，或半年或几年不等。 这种流转下，土地往往会精耕细作，不仅能够保持土壤的肥力，而且能够保证土地生产的连续性和灵活性。 三、真正想种地者仍然得不到实惠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土地调整并没有随之调整，没有适应农民快速分化的情况下对土地的不同需求，从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比如，真正想种地者仍然得不到实惠。那些完全走出农村的人，对于土地已经没有了太大的需求，但是目前在农村依然享受着国家的种粮补贴和土地的流转费用。 那些进城不稳定、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对于土地仍然有强烈的需求。 这里还涉及到了土地的调整年限。由于本村2000年之后不再调整土地，有些真正进城者仍然拥有土地。有的农户甚至拥有双份土地，比如，户口转到外地，可能由于转入地区的土地调整，也获得了土地。 如何让土地的真正需求者拥有土地，让真正种地者获得土地收益，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一个问题。(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9期第8版，只代表作者观点） 编后：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民生活生产方式有异，加之民风乡俗等，实在无法做到行动一致。 故在国家大政方针之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各地实际因地制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生产理性，充分尊重和顺应人民意愿，不能搞强迫命令“一刀切”。 天地“农”大，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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