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

（一）西方经济学概说

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系统的理性思考，也就有了经济学。通览现代西方经济学，最简单化说，始于三个假定，历经两只手一条边，而终于博弈论。经济人假定、资源有限假定，由此推导出追求效益最大化假定，即人性乃恶、资源有限、盈利必然。这三大基石，或说三大准则，是拿捏经济活动及其现象的金科玉律。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理论革命，即斯密革命、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

亚当·斯密（1723－1790），现代“经济学之父”，其《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石。他集以往至产业革命前夕的经济学之大成，提出的经济自由理念，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运行原则。他认为，人类有利己天性，追求自利并非不道德，因而人在放任个人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必然凭着理性判断去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同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会使社会资源分配达到最佳状态，引导私利与公益逐步趋向和谐。斯密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主要任务是国防、司法、公益，某些情况下政府干预必不可少。

19世纪70年代，奥国门格尔（1840－1921）、英国杰文斯（1835－1882）、法国瓦尔拉斯（1834－1910），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他们坚持均衡分析思路，运用高等数学方法，进行研究方法的革命，把经济活动视为整体，强调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定价与资源的稀缺程度相关，反对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不取决劳动量，而取决于人们对其效用的主观评价，消费增多，效用递减，决定商品价值的是最小效用，门格尔的学生维塞尔（1851－1926）称之为“边际效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数学模型从此不可或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立者，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救世主”，其代表作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反对“萨伊定律”需求是供给的函数（供给创造需求），提倡供给是需求的函数（需求创造供给）。他开创了总量分析，提出由于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收益规律、流动偏好规律的作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而引发经济危机，从理论上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和非均衡趋势，倡导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紧密结合，反对“自由放任”，提出国家的调节和干预。国家对于经济的调节和干预作用，被称为“看得见的手”。

西方经济学，还必须提到哈耶克（Fride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他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他认为，稳健的经济增长需要有稳健的货币和稳健的经济基本面，而稳健的经济基本面需要通过促进竞争来维护。他提出知识分工理论，人不可能全知全能，因而必须制止理性的滥用，唯有个人自发决策的市场分工，知识这个最稀缺资源才能充分利用。人类知识有限，而经济活动又是复杂系统，故难以借助数学模型精算，不可按人的理性来设计，需要建立自发秩序的自由市场，并通过价格机制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资本经济只要有法治保障，就可以自动维持稳定。

（二）囚徒困境

西方经济学发展到博弈论，充分彰显了整个人性即人的知性、智性、灵性、理性糅合利己天性的终极之光。何谓博弈？围棋、象棋是两人博弈，麻将是多人博弈，桥牌是双人对弈；棋类游戏多为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掷骰子属运气不在列），牌类游戏多为非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同题智力游戏多为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囚徒困境”是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麻将牌是动态的非合作博弈，桥牌是动态的合作博弈。鬼谷子是谋略博弈祖宗，《孙子兵法》是兵法博弈经典。当然，鬼谷子、孙子等等，不过是中国古典哲学思维“阴阳论”“和合论”等运用于谋略博弈。古典的、传统的博弈，是化变于常态、超脱于定势、拿捏于无形的人际斗智；现代意义的博弈学，则是以数学理论为基础而且完全量化和模式化的斗智。

博弈论，发轫于策梅洛（Zermelo，1871－1953），奠基于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成就于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1928－2015）。德国数学家策梅洛，现代集合论之祖。1883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Georg Ferdinand Philip Cantor，1845－1918）提出任何集合均可良序化的假定。策梅洛1913年发表论文，建立了第一个集合论公理系统，后称为“策梅洛定理”，证明了康托尔假定。这就是：两人有限游戏且资讯完全（不考虑运气）必有胜方的策略。博弈结果一赢一输，就叫“零和博弈”，例如赌博、期货等。

美籍匈牙利数学家诺依曼，被后人称为“博弈论之父”“现代计算机之父”，1928年发表了《集合论的公理化》论文，对集合论进行公理化处理，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宣告了博弈论正式诞生。这个定理用于最基本的两人对策：任何一方如果有多种可能，从而选择“最大损失”为最小的“最优”策略，也就为博弈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提供了可操作性。博弈论的经典例子，就是他的《囚徒的困境》。“囚徒的困境”：两个嫌疑共犯，如果都坦白就判刑一样，一个坦白一个否认就分别减刑、加刑，都否认就释放。

在博弈论发展中，策梅洛是“零和游戏”，诺依曼依然未能走出零和博弈，纳什的伟大贡献就在于让博弈思路走出“零和”。1950～1951年，纳什先后发表《非合作博弈》《N人博弈的均衡点》《非合作博弈》三篇论文，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均衡点的存在，针对诺依曼的“‘最大’最小”原理，找到了普遍化的方法和均衡点，而且阐明了任意人数局中人和任意偏好的通用解概念，这就是著名的“Nash平衡”。纳什平衡确立了博弈的新理念：如果旧的平衡必须被打破，避免两败俱伤，可以寻求到新的平衡。这促使博弈论彻底走出两人零和博弈，为博弈论的一般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后，美国的约翰·海萨尼（1920－2000）、德国的赖因哈德·泽尔滕（1930－）继续贡献，博弈论发展成一门较完善的学科。他仨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博弈论走向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和外交。

现实中的博弈论，很容易陷入赌徒理论，即突破公义和公德的底线。借用曹国正《博弈圣经·人类未知的蓝色档案》的话说：“谁能让现代的博弈行为接近野蛮，谁能让友善与凶残之间的距离大到令人不解，谁就在博弈中取胜。”

美国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维。“零和”，双方或多方在竞争博弈中，收益方的收益是以对方的损失为代价，所以博弈各方的收益与损失的总和是“零”。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利益双方或各方，只有利益关系，“合作”只是相互利用；竞争是有赢家必有输家的博弈。19世纪中期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一句话，“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二战时期因时任首相丘吉尔引用而为举世名言，成了昨日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也成了今天美国总统川普的外交之基。美国走不出“零和”思维，就改变不了“霸权”做派。美国佬应该学学“纳什平衡”，走出“囚徒的困境”。

（三）“两只手”之争

凡事总有物极必反。经济活动如此。西方经济学三准则，可以解释资本自由竞争的任何现象，这就是斯密“看不见的手”之说不朽的原因。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奠基人之一，从理论上发扬了“无形的手”。但是，经济活动是一个过程，放任经济自由，难免出现市场失控，这就产生了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和干预。

旁观“两只手”，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死磕可见一斑。其焦点在于，政府是否需要宏观调控和相机抉择。凯认为，经济萧条源于社会总需求不足，导致周期性就业低迷，因而主张超前消费、扩大赤字，以货币和财政刺激经济。哈则认为，价格机制是解决复杂难题的最有效手段，自由的市场能够逐步实现平衡，用货币、财政刺激经济，扭曲了真实的消费需求，误导资本向上游聚集，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哈对凯说死缠猛怼，1936年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回击，掀起“凯恩斯革命”旋风，1941年哈出版《纯粹资本理论》再战，1944年又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仍不能撼动。哈这一年被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成员，推荐人是凯。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才引发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回归。

《通往奴役之路》发扬了个人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在自由社会下，只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和有用的社会制度，而且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动，而不能是设计结果。超出“适度”的“自发秩序”，政府计划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乱，最后将导致独裁和极权。政府被赋予强大经济控制权力，必然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从而走向奴役之路。该书被认为是“对中央计划的宣战书”。

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的保守派政府时代，哈的理论备受关注。撒切尔夫人1975年夏天造访保守党研究部，打断了演讲者“中间道路”的鼓吹，挥舞着哈的《自由秩序原理》说：“这本书，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哈耶克被认为是“保守主义”，本人显然不同意，《为什么我不是保守派》批评保守主义面对人类不断改变的现实不能提出积极政策，并自称为“老辉格”（历史的方法）。

哈耶克与其说是政治哲学家，不如说是经济政治学家。他从经济学角度反观政治学，为他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对政府提出了很苛严的要求：计划经济的计划者永远不会获取足够的资讯，也就难以正确地分配资源，只能借助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加以维持有效的资源交换和使用。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导致经济和社会制度设计的出错性很高，如果借助自然科学的精密化研究方式，在经济学上将导致不可收拾的灾难性后果。因此，政府主要就在于建立法制，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仅仅限于保护必要的市场和个人运作安全。

他认为，合乎生命、财产等基本权利的“自然法”（即人性的利己、财产的私有），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基于自然法的生命、财产等基本权利绝不可妥协退让，国家立法也就不能违背自然法，而是维持自然法来保护国民自由。国家有暴力、强制的潜能，因而法治的核心也就是“在政府强制与个人自由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集权国家容易滥用计划，而“通往奴役之路”；民主国家易受政客、民粹裹挟，走向福利国家等。他甚至对美国的分权制提出改造意见：除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还应把国会分为“政府议会”和“立法议会”，以防止暴政（“多数暴政”）和暴民。

“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从理论到现实都是悖论。百密一疏，在于忽视了人性的“幽暗面”的巨大潜能：凯忽视了人性对公共权力、哈忽视了人性对自由竞争，具有不可逆的毒化作用。人性的利己天性，以及由此转移的资本盈利天性，导致“两只手”不能游刃有余的拿捏，甚至超出应然。从更大背景来说，在资本社会，尤其在大资本控制社会制度的条件下，由于人的利己天性，整个制度设计及其程序设置，多是基于资本自由，其相互牵制也是基于资本自由。现代资本社会的经济法规和制度，可以窥见这一点。随着商品经济走向垄断，资本社会的话语权必然在大资本阶层手中。于是，公共权力异化，成为商品经济最大的难题。

市场失控，公权力异化，实质是人性的肆意任性。人的感性和智性、知性、灵性、理性在利益诱惑下可以无欲不能、无奇不有。从哈耶克回看亚当·斯密，他看到了商品经济这一悖论，《国富论》之前还有《道德情操论》。读《国富论》而知利己，读《道德情操论》方知利他，“如果我们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学知识，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经济思想”。（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版p145）《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具基础的含义，因为一旦失去道德情操，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从斯密来看哈耶克，更多的是把“道德情操”发展为“法治”，顶格于对民主制度改革、改善。可见，从斯密到哈耶克，都是“两手抓”，不过，另一只手并非经济层面的调控，而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和法制。

【注】节选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