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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派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人，主要表现为奥派大师，尤其是哈耶克和米塞斯对斯密思想的接续和发展上。斯密的结论往往都很精彩，但他的论证却是不充分的，原因是他缺乏一个足够完善的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哈耶克和米塞斯刚好给予了弥补。 在《国富论》中，斯密说“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在这句包含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话语中，斯密认为公共利益是个体追逐自身利益的“非意图”结果。对经济学而言，“非意图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思想。 哈耶克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有意图的行为产生非意图的结果”的学问。如何实现有意图的结果的问题，即实现目标给定的计划，比如修一条路，找一座桥，不是经济学要考察的，虽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有关如何实现给定目标的一套学说。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有关给定目标的研究属于管理学，而不是经济学。比如奥派会指出，把资源配置在某个给定的目标上未必是最优的，以及为了实现给定的目标会产生看不见的影响。 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在经济社会中，政府的政策会带来“非意图的结果”，是非常常见的。在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带来坏的“非意图的结果”的例子是大搞公社食堂导致饥荒，这个结果不是当时的决策者所欲求的，他们的意图是大步快进实现计划经济。还有一个例子涉及一战。今年是一战一百周年，有篇文章说，假如战争的发动者预料到会造成这么多人的伤亡，那么他们或许不会发动战争。这两个都是“坏”的非意图结果的例子。“好”的非意图结果的例子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其实是没有整体设计的，不存在一个“设计师”。改革开放最初是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但是也没有以发展市场经济作为目标，后来才确定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谁会想到四十年后，中国会有如今的发展水平，比如会想到深圳的经济总量竟然超过了香港。实际上，甚至社会作为一个相互合作者的群体，最初就是人的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我们遇到什么人，在网上看了什么文章等等往往都是“非意图的”，这正是哈耶克说的“自发秩序”。 如上述例子所表明的，自利所产生的非意图结果既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坏”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好”的结果呢？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正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斯密把道德情操视为产生“好”的结果的重要条件。在这方面，哈耶克在法律、自发秩序和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正是对斯密的补充和发展，他把斯密的“道德情操”扩展到“演化的规则”，强调产生“好”的非意图结果需要良好的规则为支撑，比如哈耶克说“具备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的秩序既不可能作为整体被设计出来，也不可能通过不顾其它地打造每个部分制造出来，而只能通过持之以恒地坚守一些原则通过演化过程实现。” “非意图的结果”其实包含了这样一种智慧：演化产生的规则比任何一个个体都更聪明，既然如此，那就让它扮演主角，让它带给我们好运吧。“非意图的结果”意味着未来是开放的，非决定的，实际上也只有这样才是自由的。 米塞斯宏伟的“行动学”理论大厦为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他对斯密思想的发展是多方面的，比如把斯密的分工理论扩展到“协作原理”，把“自利的人”假设扩展为“行动人”假设等等。另外，从具体来看，米塞斯在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利息理论、商业周期理论，反对重商主义、以及关税理论等等方面都对斯密的经济学都作了补充，也使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更有说服力。 如前所述，斯密的结论支持古典自由主义，但他的经济理论还有缺陷，使得他的理论不足以充分地支持他自己的结论，实际上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他的理论缺陷继承了下来，在政策上也变成支持“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这当然是违背斯密初衷的。相比之下，奥派完善了、夯实了斯密的理论，从而也更坚实地贯彻了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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