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因：哈耶克与奥地利学派

哈耶克属于第四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这是漂泊的一代，他们离开了维也纳到像伦敦和芝加哥、普林斯顿以及剑桥、马萨诸塞州等地方，所以“奥地利的”这一形容词现在只具有纯粹的历史意义。虽然如此，在他迁往英国和美国的整个过程中，哈耶克已经保留了许多这个由卡尔·门格尔创立的学派的方法。

自创立以来，奥地利学派一直以其对于经济秩序有独特的和原创性的理解而闻名，其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纳入到主流经济学思想中，而其他的则被扔在一边并被遗忘。其中前者包括在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中提出的曾经具有革命性的价值和交换理论，该书在1871年的出版标志着该学派的创立；后者则包括由哈耶克的老同事和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计算之可行性的攻击，这一理论构成了现代奥地利学派将市场理解为一个学习和发现的过程，而不是事件的均衡状态的基础。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米塞斯很久之前就已经被“市场社会主义”的兰格和泰勒模型驳倒，对中央计划的可行性已几乎无话可说。但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而言并不是这样。哈耶克关于市场是什么，以及市场过程如何运行的理解，已经使他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致命的自负”。而且，基于这一认识，他建立了他对自由秩序的辩护。

作为建立在自由市场、法治下的有限政府以及个人自由的首要地位之上的社会秩序，哈耶克是在其古典的、欧洲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主义”一词的。正如他在他经典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第一个（1956年）平装版的“前言”中解释道：

我完全是在其最初的、十九世纪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主义”一词，这一用法目前在英国仍然盛行，但在美国往往意味着与之相反的含义。它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左派运动的一个伪装，这一运动得到很多头脑混乱但真的相信自由的人支持，这样，“自由”的含义就变成了为政府的几乎每一种控制辩护。我仍然不理解为什么那些在美国的真正信仰自由的人，他们不仅允许左派挪用这一几乎不可或缺的术语，甚至他们自己在一开始就将它作为一个贬义的词来使用，从而助长了这一倾向。

这里我们将接受这些责难，并继续使用“自由主义”而不是没那么优雅的“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Iibertarian），这个词在美国现在已经成为标准的用法。

哈耶克19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来到维也纳大学，当时这里是世界上学习经济学最好的三个地方之一（另外两个是斯德哥尔摩和英国剑桥）。虽然他以一名法律系学生的身份被录取，但他的主要兴趣是经济学和心理学，后者是由于马赫的感觉理论对维塞尔以及维塞尔的同事奥特马·斯潘（Othmar Spann）的影响，前者则源于费边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理想的影响，费边社会主义在哈耶克那一代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思潮。像许多那时和之后的经济学系学生一样，哈耶克选择该科目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因为他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战后维也纳的贫困每天都在提醒他存在这一需要。社会主义似乎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然后在1922年，米塞斯（虽然他只是维也纳大学的不付薪教师，但却是那里的经济学团体的中心人物）出版了他的著作《合作经济》（DieGemeinwirtschaft），随后被翻译成英文版的《社会主义》（Socialism）。“我们年轻人中没有谁在这本书出现时读了它之后”，哈耶克回忆道，“还认为世界是它原来的样子”。《社会主义》是米塞斯两年前那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的详细阐述，认为经济计算需要一个生产资料的市场；没有这样的市场则没办法确立这些手段的价值，结果，也就没有办法确定它们在生产中的恰当用途。米塞斯在一个临时的政府办公室里是哈耶克短暂的上司，并且他的私人研讨班哈耶克经常参加，从米塞斯那里，哈耶克逐渐相信了市场秩序的优越性。

米塞斯做了关于货币和银行理论的早期研究，成功地把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原则运用于货币的价值，然后基于英国货币学派的学说和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的思想勾勒出了产业波动理论。哈耶克以后者为起点，进行他自己关于波动的研究，并根据银行的信贷扩张来解释商业周期。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为他赢得了一次邀请他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演讲的机会，1931年他接受邀请并在那担任图克（Tooke）经济学和统计学讲座教席。在那里，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充满活力和令人兴奋的群体中，他们包括莱昂内尔·罗宾斯（后来的罗宾斯勋爵）、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T.E.格雷戈里（T. E. Gregory）、丹尼斯·罗伯特森（Dennis Robertson）、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和年轻的阿巴·勒纳（Abba Lerner），这只是举了其中的几位。哈耶克带来了他的（对他们来说）不熟悉的观点，逐渐地，“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开始成名并被接受。

然而，在短短的几年间，奥地利学派的命运遭受了戏剧性的逆转。首先，作为商业周期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开始遭到来自意大利的剑桥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和美国的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攻击，而周期理论本身在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的热情中被淡忘。其次，从哈耶克来到伦敦开始，一直持续到40年代初，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出于个人原因和政治原因纷纷离开了维也纳，以至于这个学派本身在那里已不再存在。米塞斯1943年离开维也纳去了日内瓦，之后到了纽约，在那里他孤身一人继续他的研究；哈耶克一直留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直到1950年，他加入了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与哈耶克同一代的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开始在美国崭露头角——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在哈佛，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与奥斯卡·摩根斯坦恩（OskarMorgenstern）在普林斯顿，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在麻省理工学院——但是他们的研究似乎不再有任何门格尔传统的痕迹。

在芝加哥哈耶克再次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耀眼的群体当中：“由奈特、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后来的乔治·斯蒂格勒所领导的经济学系，是最好的地方之一；亚伦·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在法学院很快成立了第一个法与经济学项目；国际知名学者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是活跃的讲师。但是经济理论，特别是其推理的方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保罗·萨缪尔森的《基础》已经在1949年出版，确立了将物理学作为经济学模仿的科学，弗里德曼1953年关于“实证经济学”的论文为经济学方法设立了新标准。此外，哈耶克已经停止了关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专注于心理学、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休眠期。在这段期间，许多沿着奥地利学派传统的重要研究是由两个在纽约大学师从米塞斯的年轻人来做的：穆瑞·罗斯巴德，他在1962年出版了他的《人、经济与国家》，以及伊斯雷尔·柯兹纳，他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于1973年出版。但绝大部分的奥地利传统被搁置了。

然后在1974年，一些很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这个奖项的威望，人们对奥地利学派的兴趣被重新点燃；巧合的是，在同一年，一些在奥地利学派传统内孤立地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聚集到一起，在佛蒙特州的南罗约敦举办了一次值得纪念的会议。

此后，“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开始持续蔓延，书籍、杂志，甚至是专门研究门格尔传统的研究生项目以递增的速度出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慢慢开始引起这个职业中其他人士的注意。现代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也开始在一些领域发挥影响力，包括银行理论、广告及其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重新解释；此外，在过去的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产生的关于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的文献，也可以视作是哈耶克关于分散知识和作为信号的价格的研究的副产品，虽然这一贡献往往被遗忘。

当代经济学家之所以对哈耶克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今天，关于市场福利性质的分析往往被概括为双边的辩论：自由市场的捍卫者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依赖于具有“理性预期”的超级理性人（hyper-rational human agents）和瞬时市场出清假设；怀疑论者通常带有某种“凯恩斯主义”的标签，认为预期是很成问题的，价格也是缓慢调整的。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是，哈耶克对市场的辩护不是基于人的理性，而是人的无知！“关于自由的全部论证，或者有关自由的大部份论证，是建立在我们无知的事实，而不是建立在我们有知的事实之上的。”哈耶克笔下的行为主体是规则遵循者，对演化过程——自发秩序，而不是系统的有意选择——筛选出来的系统内的价格信号做出反应；然而他们的行动给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而这种收益是理性无法事先预见的。这对于现代经济学家而言非常奇怪。因为对他们来说，演化和自发性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另一方面，哈耶克的研究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它更加广泛，将经济理论融入到宽泛的社会哲学，涵盖了社会秩序的政治、法律和道德方面。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家是纯粹的理论家，并没有吸引普通大众的追随。伦纳德·莱平（Leonard Rapping），本身是第一批“理性预期”经济学家之一，指出：“许多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被自由和正义，而不是效率和丰富这些概念所吸引。除了他们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外，弗里德曼和哈耶克通过写作强有力地捍卫了作为一种促进自由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制度的资本主义，他们的观点吸引了许多经济学领域之外的信徒，新古典经济学则没有这样的议题。”的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学者往往有广泛的兴趣，奥地利学派喜好跨学科的传统确实有助于解释其吸引力。

很显然，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哈耶克。但哈耶克的著作真的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个分离的和可识别的传统的一部分吗？或者相反，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原创的、深刻的个人贡献？一些观察者指责哈耶克后来的研究，特别是他离开技术经济学之后的研究，表明他的朋友卡尔·波普尔爵士比门格尔或米塞斯对他的影响更大：有一位批评者区分了“哈耶克I”和“哈耶克II”，而另一位则写到了“哈耶克的转型”。

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一个贴标签的问题，但它牵涉到一些实质性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在一门学科内区分不同的思想流派是否有用。哈耶克本人对此的看法并不是一贯的。他是如此描述他那一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

但是，假如从思考的风格和兴趣来看，第四代仍然具有明显的维也纳传统的特征，然而从代表一种特定的学说这个意义上讲，它却不能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当一个学派，由于其主要思想已经成为一般性的主流学说的一部分而不再作为一个学派而存在时，这个学派就取得了其最大的成功。维也纳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享有这样的成功。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哈耶克似乎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认为奥地利学派有她独特的特征，即她主要是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的方向上努力，这一点一直持续存在到今天。现如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这点上也有分歧：有些人高度重视其奥地利学派遗产，以自称奥地利学派为荣，而其他人则避免任何标签，坚持“不存在奥地利学派，只有好的和坏的经济学”的格言。很难说明这些究竟是根深蒂固的信仰问题，还是只是与说服大部分专业人士重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有关。

哈耶克确信有必要建立国际性的自由主义学术组织，并为此在1947年筹办了一次会议（后来成为朝圣山学社）。他的这一关切部分来自于经济学界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这是职业经济学家第一次加入政府计划局的行列来参与价格控制，比如美国的价格管理办公室是由利昂·亨德森（Leon Henderson）和后来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领导；又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研究小组，它参与了军事采购的研究（后来以“运筹学”而闻名）；经济学家还提供各种咨询服务。这完全是史无前例的，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哈耶克虽然加入了英国国籍，但由于出生在奥地利的事实而不能参与英国政府的各种活动。）

这一时期，路德维希·艾哈德部长决定在新建立的西德放开价格和工资，经济学家对此做出了反应，它所产生的学术气氛也为经济学家所注意。加尔布雷思在1948年向他的同事保证说：“通过在整体上废除控制和管制来实现德国的复苏不存在一点儿可能性。”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也就是后来约翰·F·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会长，在两年后补充道：“可以肯定的是，（我所支持的）积极使用财政和货币手段，与西德联邦共和国现政府所信奉的正统的自由市场政策是不相容的。”哈耶克回忆了艾哈德本人当时的反应：“他（艾哈德）本人曾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如何在一个特殊的星期天，关于放开所有价格的著名法令伴随着新德国马克的引进被公布，美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克莱上将（General Clay），打电话给他并在电话里告诉他：'艾哈德教授，我的顾问告诉我你正在犯一个极大的错误’，于是乎，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艾哈德回答道：'我的顾问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针对这一切，哈耶克聚集了一大群自由主义者来参加第一次朝圣山会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此前是在孤立的状态中做研究的。该群体的成员包括经济学、历史学、政治科学和哲学的国际知名学者（有四位经济学家后来已经获得诺贝尔奖）；另外两位参与者，沃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和威廉·洛普克（Wilhelm Röpke），是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现奇迹般复苏的总设计师之一。哈耶克的目的是促进自由主义学术的繁荣，并希望公众舆论会跟随。“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他指出，“很多人有这样的错觉，即自由可以自上而下强加，而不是通过创造前提条件以使人们拥有塑造自己命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