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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们所讨论的奥地利学派对资本和货币计算如何驱动市场过程的描述，构成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辩论之一的前沿和中心。从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开始，许多思想家发展了支持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优越性的观点。到20世纪初，这些观点与对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强烈信仰结合在了一起，再加上许多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集权所得的经验，创造了一种社会主义构想，即用有意的、科学的经济管理取代较为混乱无章的资本主义学习过程。社会主义将比资本主义更受欢迎，不仅因为它更公正——它消灭了剥削的资产阶级，而且因为它更合理更高效——它以事前的经济计划，取代了充满浪费的资本主义事后学习方式（这是资本主义盈亏系统的特征）。社会主义者认为，经济计划人员可以收集必要的信息，以决定需要生产什么，以及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生产，而无需用到货币、市场或价格。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样做的话，计划人员就可以避免依靠竞争来筛选出各种企业家计划是好是坏所带来的浪费。奥地利学派，尤其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踏进了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高涨的大潮之中。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论文“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济计算”，并随后于1922年出版了《社会主义》一书。[1] 1920年那篇论文的中心主张，也是后来这本书的核心，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不可能，因为这些计划者绝不可能知道任何可能的资源配置方案是否比其他方案更有效，他们绝不可能制定任何合理的计划。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不可能超过资本主义。米塞斯的论点是，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以某种方式来比较替代性的生产过程及其产出。基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者可能用以生产商品的劳动，米塞斯考虑了各种方法，并一一排除掉，这主要是因为劳动不能简化为某种抽象的单位。然后，米塞斯认为，只有市场价格才能充分满足这一目的。这样的价格可能并没有完美地反映价值，但它们已足够进行相关比较，比任何替代方案都好。然而，米塞斯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还认为，要让价格发挥作用，它们必须是由货币交换商品而出现的实际市场价格。以货币计价的交换，意味着每一种商品都在与同一种商品(货币)进行比较，正是由此产生了一种通用的记账单位，让人们能够进行经济计算。但商品要与货币进行交易，就必须有市场交换。米塞斯接着说，市场交换要求有私有财产。米塞斯的观点是，如果想要得到有意义的价格，足以用来进行所需的价值比较，那么必须是在市场过程中，以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来进行私有财产交换所产生的价格才有可能。米塞斯强调，资本品尤其如此。即使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经济体，其中个人消费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或者计划者可以确切地知道人们想要什么种类的消费品，但如何以最佳方式生产这些商品的问题仍然存在。前面的章节讨论过，任何经济体系中的问题都是如何确定怎样使用可作为多个生产过程投入要素的商品，以及在生产某种特定商品存在许多技术上可行的方案时，确定哪一种方案是经济上最有效率的。米塞斯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所指出的是，不管市场价格有多少不足，但如果不利用市场价格，就绝无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假定人们像早期社会主义者那样关心资源的合理分配的话）。这包含了对资本品市场价格的要求。而如果市场价格只能通过私有财产与货币的交换而产生，那么，资本品公有的世界（如社会主义者的倡议）就将是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的世界。一个以高度社会合作为其特征的先进、复杂和繁荣的经济体，必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因为它必须实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社会主义者们宣称其制度比资本主义更具生产力、效率更高，米塞斯则声言，他的论证对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是致命一击。此外，社会主义计划的不可能也排除了社会主义更为公正的任何主张。米塞斯对社会主义者的挑战是上一章所提出的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应用。奥地利学派对资本和货币计算的理解不仅描述了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而且还描述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行不通。通过价格和盈亏信号，市场让人们能够利用他人的知识，如米塞斯在1920年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方式有其不完美之处，但给定与资本品具有多种用途的相关复杂性，如果脱离价格所提供的“思维帮助”（aids to the mind），我们就根本无法决策。[2]从事后回看，市场竞争确实涉及浪费，但浪费是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它产生于帮助我们进行正确资源配置（如我们常常所做的那样）的同一过程。于事后通过盈亏信号来学习，这是得知我们是否创造了价值的唯一途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盈亏信号存在的基础，因此，我们承担不了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方式来废除这些信号。米塞斯认为，不管我们多么渴望在从事生产之前就确切地知道我们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是这非人类的能力范围之所及。他相信，这一论证是对社会主义下理性经济计算可能性的决定性驳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些社会主义者和主流经济学家对米塞斯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其中最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1936年，兰格提出，正统的经济理论没有理由认为，资本的国家所有制不能产生同一理论所认为的市场能够产生的最优结果。[3]具体而言，像兰格这样一些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者”（market socialists）提出了各种版本的论点，认为“中央计划委员会”(Central Planning Board ，CPB)可以运用试错法来确定资本品的最优配置。米塞斯认为，必须是私有财产与货币交换产生的价格才有用，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CPB可以指定一个价格，观察投入要素的生产者的需求和供给情况，如果过剩，CPB就降低价格，如果短缺则提高价格。兰格和其他人相信，这一过程连续进行几轮，就可以产生投入要素的均衡价格，即确保资源有效分配所必需的价格。在他们看来，CPB不过是扮演了”市场”的角色，在生产者的计算中提供价格作为既定的信息。兰格论证道，计划者所需要的知识，与经济学家使用均衡理论来解释市场如何运作时，所假设为“给定”的知识相同。如果是这样，加上试错法（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在模仿市场）能够奏效的话，那么在理论层面上就没有理由认为计划及生产资料公有制不能产生合理的资源配置。哈耶克选择了奥地利学派一方的观点，他认为兰格和其他人误解了市场的本质，特别是误解了市场是怎样通过货币计算和价格体系让我们能够利用彼此的知识，从而创造出非计划的秩序。[4] 哈耶克提出，经济学太过沉迷于均衡结果的抽象建模，这种模型以假设消除了知识的关键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以存在市场和货币为必要。这些均衡模型给予了经济学家们错误的信念——他们可以计划不可计划之事。而哈耶克对经济有着不同的看法，经济中的价格体系让个人能够分享知识，否则这些知识将是未知的且不可利用的——因此，经济学家或计划者不可能获得这些知识，并在大规模经济计划中加以利用。哈耶克回到了门格尔的自发秩序主题，缘于价格在社会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替代品角色的新理解，这一主题得到了深化。[5] (第8章对此有更多阐述)时间过去了超过七十五年，回首这场辩论，我们知道奥地利学派一直都是正确的：社会主义计划不可能。人类知识的本质和资本配置的复杂性，使我们无法自上而下地管理经济，而只能依赖于由价格和利润信号驱动的分散决策过程。试图实行中央计划的政府很快发现，无法实现他们所渴望的繁荣和经济更为平等的目标。在一个又一个国家，socialist和communist政府不肯承认失败，而是进一步加强权力，公民变得贫穷，而政治领导则增大了个人影响力和物质财富。20世纪末，几乎所有名义上的socialist regimes都垮台了，这证明米塞斯、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是正确的。然而，20世纪40年代的结论却并非如此。当时，经济学界普遍站在兰格和市场社会主义者一边，至少经济学家们都赞同，在理论上没有理由更喜欢市场而不是计划。他们认为，兰格表明，理论上二者都可行，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逐案做出判断。米塞斯和哈耶克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辩论中的主张——社会主义计划不可能，遭到了拒绝。人们一直认为这场争论已经平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唐·拉沃伊(Don Lavoie)出版了他的《竞争与中央计划》(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一书，重新点燃了辩论之火，并强化了奥地利学派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的理由。[6] 拉沃伊回顾了这场辩论，重点在哈耶克和兰格之间的交流。他认为，兰格以及后来支持他的经济学家们误解了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因为兰格没有完全理解奥地利学派动态的竞争观和他们对均衡理论的怀疑。拉沃伊得以更清楚地阐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这要归功于奥地利学派在辩论之后几十年中坚持其传统的研究成果，他证明了米塞斯和哈耶克提出的论点不同于批评者的理解，并且比批评者所认为的更为有力。拉沃伊重提这场辩论恰逢其时，因为到了1985年，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所以奥地利学派反对计划经济的理由与经验证据相吻合。他的著作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计划的理由，并从更广泛的角度重新考虑反对奥地利学派的论点。甚至著名的经济思想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最终也承认“米塞斯是对的”。认为奥地利学派输掉了“经济计算之争”，这一观点的某种讽刺意味在于，它与认为哈耶克输掉了与凯恩斯辩论的类似观点（见第7章）一起，促使哈耶克重新思考他支持市场的论点，并试图弄清楚为什么他不能为人所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管是米塞斯，还是哈耶克，都不认为他们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学的理解与新兴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有太大不同。普遍的观念是，奥地利学派传统中最重要的东西已被纳入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思想。哈耶克原本认为，经济学家们普遍共享这样的理解，但当他看到他们开始站在兰格（以及凯恩斯）一边时，他肯定不仅感到失望，而且困惑不解。为什么所有这些人——哈耶克以为他们看待经济学与自己相似，突然就接受了对方的观点？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早期，哈耶克的大部分工作都可以被视为他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将在第8章中进行一些探讨。兰格在他关于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主要著作中，曾开玩笑说，市场社会主义者应该在计划委员会的大厅里建一座米塞斯的雕像，以感谢米塞斯迫使他们弄清楚为什么米塞斯是错误的而为什么计划经济能够行得通。但事实证明，最终恰恰是兰格为奥地利学派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迫使哈耶克和其他人重新思考并加深了他们对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解，并弄清楚为什么他们的观点如此难以被经济学界其他人所理解。兰格的工作促使奥地利学派澄清了其观点的独特性，以及它为什么确实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结束以来的75年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这种反思过程。[1] Ludwig von Mises,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ed. F. A. Hayek (Clifton, NJ: Augustus M. Kelley, 1975), pp. 87–130; 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Press, 1981).
[2] Mises,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p. 102.
[3] Oskar Lange,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in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ed. Benjamin Lippincott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4] See Hayek’s three articles on economic calculation, all of which can be found in his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Problem,”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Debate,” and “The Competitive Solution.”
[5] See, in particular, F. A. Hayek’s most famous essay,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4):519–30; the 1945 essay was reprinted in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6] Don Lavoie,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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