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与社会主义(布鲁斯考德威尔)

 

哈耶克与社会主义

作者：布鲁斯·考德威尔  主题类号：D1社会主义研究

【 文献号 】1-286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6 【原刊页号】62～68 【分 类 号】D1 【复印期号】200003 【 标 题 】哈耶克与社会主义 【 作 者 】布鲁斯·考德威尔 【作者简介】［美］布鲁斯·考德威尔 【 译 者 】静虚 【 正 文 】 哈耶克与市场社会主义者 哈耶克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论战始于1935年《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一书的出版。该书由哈耶克编辑，包括四篇译文以及他撰写的引言和结语。 1.问题的由来 该书中最重要的译文原作者是米塞斯，德文原文于1920年发表。一战后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的垮台为倡导依据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方案重组社会的活动敞开了大门。米塞斯是向社会主义者挑战的最佳人选，他在德语国家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辩论。 米塞斯挑战的前提是，在大多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物品”归国家所有，因此不存在生产物品市场。可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特征会造成严重后果。“由于生产物品不是交换对象，就不可能确定其货币价值。货币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起到它在竞争性的社会中所起到的决定生产物品价值的作用。用货币进行计算是不可能的。”即使保留货币，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存在生产要素价格。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理在选择经济上可行的各种可获得的技术时就会不知所措。对相对稀缺的情况不了解，他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如米塞斯所言：“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机制；而没有价格机制就没有经济计算。” 2.哈耶克的最初论点 哈耶克首先对“俄国的实验”进行评论。接着，他谈到迪金森的论点，后者认为米塞斯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的经济计算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鉴于任何经济都可以规范地用瓦尔拉方程体系来表示，迪金森声称，在理论层次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没有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该方程体系通过市场来“解”，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则可以通过计划当局来解。哈耶克在反驳中列举了“数学解决法”的许多困难。如果社会主义当局决定使用迪金森提到的试错法“解”这个方程体系，其他问题就会出现。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一种价格变化机制能够像竞争性自由市场那样对供求变化作出反应，进行自动调节。哈耶克在其结语的后半部分论述了市场社会主义。因为尚无具体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问世，他不得不设想他的论敌可能提出的市场组织形式。一种可能的安排是对垄断行业的管理者进行生产指导，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从而模拟竞争性均衡的结果。哈耶克最富独创性的观点是，在现实世界，难以确知“真正”的边际成本。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中，在同行业内部公司之间进行竞争，一个不同的问题就会出现：在关于资本配置的决定中，中央计划者不得不取代在市场制度中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发挥的作用。哈耶克显然认为这是一 个不利因素，但是没有特别说明问题的性质。最后，他强调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了管理者的激励问题。这些管理人员将拖延困难的决定，并往往在投资决策中不愿冒风险。 3.兰格的反驳 20世纪30年代后期，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发言人是旅美波兰人兰格，他的文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分两部分发表在1936—1937年的《经济学评论》上。 兰格首先反驳米塞斯。他同意米塞斯的价格对于合理的经济计算是必要的。米塞斯的错误在于认为价格必须在市场里才能形成。如果将价格的正确定义理解为“提供其他选择的条件”，并将价格在市场里确定理解为并非必不可少，而只是特定制度安排（资本主义）的特例，米塞斯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会计价格可由中央计委提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可以把它们作为决策的参数。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的经济计算终究并非“不可能”。 兰格接着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获得与真正的竞争性市场制度相同的结果。在其模式中，存在消费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但不存在像资本市场之类非劳动力的生产要素市场。兰格建议中央计委为所有物品和生产要素确定临时“价格”。社会主义公司的经理被要求以这些“给定的”价格为基础选择要素投入组合，使成本最小，产出水平达到利润最大化。负责各产业的计划者同样视情况对这些产业进行扩大或收缩，从而产生与竞争条件下自由进出同样的有益效果。 兰格模式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中央计委不能选择准确反应潜藏着的相对短缺的价格的话，怎么办？兰格建议计划者采用“试错法”。通过试错法，最终会找到“正确的”会计价格。 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激励扭曲问题怎么看？兰格承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两方面作了回答。第一，他否认这样的代理问题是经济学家应该研究的课题：“这个论题的讨论属于社会学而非经济理论领域”。第二，他坚持真正的问题是官僚主义。但他接着说，官僚化是一个困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普遍问题。 4.对兰格的答复——米塞斯论价格与企业家 米塞斯从未直接答复过兰格，但米塞斯的后期著作显然表明他不接受兰格认为价格不过是“提供其他选择的条件”的论点。对米塞斯而言，价格是“参与市场运作的所有个人的评估相互作用产生的”社会现象，反映了成千上万正在行动的个人在特定时刻的计划和评估。鉴于价格源于成千上万人的评估，它总是不停地变化。即便如此，价格仍然是企业家用来计算如何最合理利用稀缺资源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至关重要的是，这种计算总是着眼于未来。生产需要时间，人的计划不断的改变使价格结构不断变化，企业家必须在这样的世界就资源的使用进行决策。在这样的情况下，错误显然难以避免，但不会得不到纠正，因为一个企业家的错误同时又是另一个企业家获利的机会：“追逐利润的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不能容忍保留生产要素的虚假价格”。因此，市场内存在的不断变化的价格结构似乎是瞎摸乱撞结果却成为行之有效的揭示相对稀缺的制度。 5.对兰格的答复——哈耶克论计算与知识 哈耶克在1940年的一篇书评中对兰格作出了最初的回应，后来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详尽阐述并发展了自己的观点。 （1）计算问题与“试错法”——哈耶克早在1935 年就提出了反对“数学解决法”的论据；更重要的是，哈耶克当时就论证了试错法行不通。在1940年的书评中，哈耶克不解兰格何以对其反对试错法的论据置若罔闻，以及为何兰格竟然完全忽视了在其模式中隔多久调一次价这个显然重要的问题。他接着批评兰格的试错法产生于对静态均衡的纯理论问题的过分专注。哈耶克认为，兰格被其使用的均衡模型所误导，以为最终达到某一组均衡的会计价格就会一劳永逸，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2 ）哈耶克的“知识”论据——哈耶克认为兰格的使成本最低的规定提供了一个过分注重静态理论的后果的事例。他问道：计划者怎么知道最低成本是多少呢？哈耶克的基本观点是，只有通过竞争性市场过程，才能发现或创造成本更低的生产方法。标准的均衡理论错误地设想最终状态已经达到，因此成本最低的投入组合业已得知。这可能令人错误地相信，产生知识的过程本身可以舍弃。概括一些来说，完全竞争的静态理论的“出发点是设想稀缺物品的供应是‘给定的’。但哪些物品是稀缺的，或哪些是需求的物品，它们的稀缺或珍贵程度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恰好是竞争必须发现的”。一句话：市场竞争构成了一个发现过程。 兰格还辩称，由于企业家关于市场情况和价格的知识非常有限，中央计委可以使资本配置的决策更合理。 《通往奴役之路》 1.写作背景 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同情社会主义。哈耶克后来回忆，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原始动机是反驳贝弗里奇的议论。但他也抨击当时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自然产物，只有采纳社会主义，才能使尚存的西方民主国家免遭类似的厄运。旅英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是这种观点的理论层次较高的推崇者之一。曼海姆在其1937年出版的著作中论述了法西斯主义的成因。考虑到德国最近的情况，曼海姆的结论是，中欧初生的民主国家完了。他认为英国尚有希望，但只有放弃自由民主制度，实行全面计划体制。曼海姆的著作受到好评。 哈耶克写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政治著作试图证明曼海姆等人的观点完全是颠倒是非。他争辩说，计划不但不是抗衡极权主义的唯一手段，相反，它本身构成了通往极权主义国家之路的重要步骤。为了实行计划体制，计划当局必然将不被认可的详尽的价值标准强加于大众。由于没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即使社会主义制度起初是民主的，专制权力也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扩展。曼海姆错误地认为，只有实行计划体制，民主才能长存。事实正相反：只有将民主与自由市场制度结合起来，才可能存在选择的自由。 2.预言还是警告？ 哈耶克的书颇受大众欢迎，但英美学术界的反应大多是负面的。哈耶克的计划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专制主义的预言成为众矢之的。 哈耶克对此予以反驳，辩称《通往奴役之路》的用意是一个警告，而非历史预言。他强调，为了防止误解，该书在绪论中已作了说明，而哈耶克在其他著作中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有利于他的辩解。历史主义的论点之一是：人类历史由一个接一个的确定的阶段构成。鉴于他明言不存在支配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的永恒不变的规律，他对发现其他人声称他致力于说明这样的趋势的存在感到惊讶。 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预言还是警告”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将哈耶克的言论视为对不可避免的趋势的预言，那么预言的事情显然没有在英国发生。然而，如果将其视为警告，则他后来关于战后工党在英国的统治的负面“心理效应”的言论就不难理解，甚至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3.自由与知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乌托邦 哈耶克的论敌要求哈耶克详细阐述他心目中理想的自由主义社会，而《自由宪章》（1960）就是回答这一要求的精心之作。 哈耶克将“自由”界定为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社会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强制减少到最低必要限度”。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困境，因为避免强制的最佳途径是建立足够强大的强制力来防范它。自由社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规定属于个人活动的私人领域，赋予国家对强制力的垄断权，然后用宪法限制国家的权力以防其滥用。国家的强制行动受法治的约束：保护私人领域的法律必须是可预期的、公之于众的、确定的和一视同仁的。哈耶克将这些与私人领域内寻求特定的结果的法律，如某些再分配方案，作了比较。 在其政治著作中，哈耶克多次声明自己并非自由放任的鼓吹者。他这样说的含义是，市场制度要有效，就必须植根于一整套其他制度之中：民主政体、对个人活动的私人领域的强有力的宪法保护以及受法律保护的可以交换的产权。 哈耶克还将自由同如何利用分散的知识联系起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分散化在加剧，我们对别人拥有的知识的依赖程度也增加了。最成功的社会是那些每个人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他自己的局部知识的社会。《自由宪章》从这个角度描述了促进发现、传播和利用知识，以便使个人能够有最大的机会在追求自己的目标中获得成功的制度和信念。使自由成为可能的主要条件是自由本身。 哈耶克的政治哲学并非没有争议。批评者指出，他把许多不同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揉合在一起；特别是他的康德式的关于普遍适用的伦理思想与休谟式的认识论悲观主义难以协调一致；他所要求的法律的特性不足以保障自由。以是否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哲学的标准衡量，哈耶克也不算成功。然而，哈耶克的思想仍不失为建构一个社会哲学的完整体系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该体系融合了经济学、政治哲学、伦理学、法学和心智史学等诸多领域的深刻见解。哈耶克的基本论点——自由主义秩序比社会主义更有利于充分利用个人知识——是难以否认的。 哈耶克与自发秩序 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的最后一套论据的前提是，市场制度和某些其他社会制度是自组织的复杂现象，是给有幸生活于其中的人带来意外益处的自发秩序。特别在20世纪中期，哈耶克著作的大多数读者会觉得将市场作为自组织系统的范例是很奇怪的。对他们而言，市场更像一部已损坏的机器，如果不是应该被彻底更换的话，起码需要大修。哈耶克将这种反对市场的观点称为“理性结构主义”，认为其渊源是启蒙思想的法国理性主义变种。在哈耶克看来，理性结构主义相信：“人类的制度只有在它们有意地被设计出来，才能为人类的目的服务；通常一种制度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它为某一目的而被建立的证明；我们应该重新设计社会及其制度，以便我们的行动完全由已知的目的来指导。哈耶克最早的批判矛头指向“科学人”的“工程意识”，但他的批判对象后来扩展到包括理性主义、经济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 哈耶克认为自发社会秩序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非人们有意设计。这种制度逐步演进，只有在这种制度产生以后，其优点才被认识到。哈耶克对这种秩序的迷恋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早期著作中，他强调自由调节的市场价格的协调作用。但哈耶克很快就意识到各种惯例、准则、规章和其他形式的制度也有助于社会协调。他因此推断，语言、法律和货币等广义的制度的出现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提高个人追求自己目标的能力；道德也经历了类似的文化演进。 哈耶克运用他对文化和制度演进的解释来批判那种社会能够更合理地重新建构制度和道德规范的观点。知识问题在哈耶克这个论点中占据了突出位置。哈耶克相信，自发形成的惯例、准则和制度不仅使人类更好地利用知识，而且使过去获得的知识得以保存，因为这些知识是许多人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因此，试图急剧地改变或重构这些制度充满危险，我们对此完全没有足够的知识。鉴于我们的无知，只有“理性的虚妄”才使人相信我们能够彻底重构社会。 市场社会主义与信息经济学 1.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历史的新篇章 目前人们重新对市场社会主义感兴趣，随之而来的是对有关辩论的历史进行新的诠释，突出信息经济学的贡献。 直到20世纪7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辩论的通常说法是这样的。辩论是米塞斯挑起的，他宣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迪金森的“数学解决法”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削弱了米塞斯的论点。哈耶克的贡献是通过其“复杂性论据”质疑“数学解决法”的实际可能性。兰格的“试错法”推翻了哈耶克的说法，于是社会主义的实际可能性被视为经验问题。后来超级电脑和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出现意味着复杂性问题很可能获得解决，因此实际建立可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共产主义政权的不良业绩表明，主要问题不是经济计算问题，而是“激励相容”问题。新看法认为瓦尔拉一般均衡模型（或阿罗—德布鲁模型）是罪魁祸首。尽管早期经济学家偶尔也会提到信息问题的特定事例，但阿罗—德布鲁的理论框架是一个障碍，使人们的注意力离开信息问题。 相反，信息经济学为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鉴别与分类的系统方法，同时也就为鉴别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问题提供了一整套有力的工具。根据新的历史诠释，当前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过去模式的基础上大有改进，因为它们包含了对于代理问题的成熟理解。但强调进步的历史诠释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倾向于辉格主义，即认为过去经济学家的工作只不过是目前理论发展的序幕。如斯蒂格里茨援引20世纪30年代的辩论，但多半是粉饰门面。他的著作《社会主义往何处去？》（1994）对信息经济学大唱赞歌，将社会主义的可行性问题作为信息经济学的主要用武之地。 但是这只不过引出一些新问题。考虑到其理论工具的局限，哈耶克怎么会碰巧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如此深刻的见解？考虑到哈耶克对兰格的批评集中于变化的相对价格如何传递知识，为什么他在发展信息经济学上的进展如此微不足道？后一个问题是由马科斯基和奥斯特罗伊尖锐地提出来的。他们强调“机制设计”有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是机制的信息传递要求，二是机制的激励特性。据此他们得出对哈耶克贡献的评价：“他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模糊不清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耶克的主要贡献是指出，在信息分散的稀缺环境中，价格体系是收集与传递信息的低成本机制。后来的理论家将这一深刻见解规范化，在这一过程中显而易见的是，哈耶克（及其论敌）没有抓住第二个问题，即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由于哈耶克（以及奥地利学派）没有看到激励的重要性，以及有必要建立解决与信息不对称相关问题的机制的重要性，他们没有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他们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信息问题既困扰市场制度，又困扰社会主义制度，结果，他们的分析充其量也是不完整的，而且有时是有缺陷的。这些信息问题正是新一代更复杂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能够处理的问题。 2.激励问题 哈耶克在《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的最后一章中多次提到激励问题。他指出，“俄国的经验”是一个具体例子，说明“显然难以使人们忠实执行计划”。他提出了私有产权对于激励企业经济是否必要的问题和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评估经理的决策的问题。哈耶克特别关注投资决策问题和他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经理中普遍存在的“只求保险而不愿冒风险的企业投资倾向”。 米塞斯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1920年的文章中有一节题为《公有企业中的责任与激励问题》，其中写道：“消除私人企业赖以成功的自由进取心和个人负责制的做法，构成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最严重的威胁，这在现在已是举世公认。” 在后期奥地利学派的一些著作中，也隐含着对激励问题的关注。如贝特克辩称，《通往奴役之路》的某些章节就已经提出了后来公共选择理论文献中关于政府失灵的某些观点。此外，某些制度安排（即在私有产权制度下运作的自由市场）激发和奖赏企业家的警觉的概念，表明哈耶克已认识到制度是如何影响经济参与者所面临的激励的。认为奥地利学派忽视了激励问题的结论是不能接受的。 另一方面，很清楚，奥地利学派没有对当今关于信息经济学的大量文献作出持久与系统的贡献。更有趣的是，哈耶克有时甚至在可以使用激励论据时也弃而不用，这同样显而易见。因此，在对兰格的反驳中，哈耶克“出于辩论的需要”，愿意姑且承认社会主义经理“会像一般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有能力和渴望低成本地生产”。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真正的问题是：鉴于哈耶克毫不妥协的反社会主义立场，鉴于他愿意提出政治的甚至进化的论据来反对社会主义，鉴于他显然具有从这个角度抨击社会主义的知识，为什么他没有更激烈地讨论激励问题呢？ 有一些似乎讲得通的解释。哈耶克声称社会主义政权将为激励问题所困扰。请回忆兰格对此的两点答复：第一，唯一真正的代理问题是官僚主义问题，但它普遍存在于大公司与缺乏竞争的环境中；第二，这种“社会学”问题不应包括在经济学的领域之内。 哈耶克从未接受第一个论点，他否认兰格的前提，大公司的出现一定意味着竞争的终止。哈耶克在《竞争的意义》（1946）中辩称，市场竞争是真正竞争的关键，即使完全竞争的条件不能保持，市场竞争也会存在。完全竞争的理论假定误导了像兰格那样的人。静态均衡理论再次模糊了现实的性质。然而，也许哈耶克至少部分接受了兰格的第二个论点。“官僚主义”的问题在传统上确属社会学家的领地。 哈耶克还必须与旧的社会主义信念——产生代理问题的机会主义行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进行斗争。马克思很久以前就认为，人的社会意识决定于人的社会条件，而不是相反。虽然资本主义使人贪婪，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产生乐于为大众利益牺牲个人舒适的社会主义新人。尽管这种乌托邦式的看法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反对者的挑战，但无法证伪。哈耶克知道社会主义面临激励问题，但他不想陷入看来是没有结果的争论，所以他没有继续谈这个问题。他的行为背后的原因是复杂而微妙的，而当前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没有使这些原因清楚地显露出来。 3.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新辩论的看法 某种认识到激励相容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否能生存或繁荣？信息经济学家对此存在分歧。我们可以用斯蒂格里茨和罗默两人的著作作为两种对立观点的代表。 代表主流经济学派的斯蒂格里茨承认，市场经济本身被代理问题所困扰，特别是当它涉及大公司的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传统问题时。信息经济学提供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然而，市场社会主义的前景并不光明。由于缺乏竞争提供的市场纪律和非集中化的市场经济所促进的创新精神，社会主义制度无一例外地不如市场制度成功。 罗默持异议。他相信信息经济学也可以用于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罗默提出了一些大胆的革新主张。例如，鉴于政府存在承诺可信度问题，他不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国有制是必要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在产权关系问题上持折衷主义的态度，也许有许多所有制形式比传统的生产资料国有制更符合社会主义的目标。”他设想用外国的竞争甚至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存在的各个分立的自由市场部门来取代市场经济内部的自然竞争。 并非所有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建议在引进市场机制问题上都像罗默的建议那样“激进”。但它们都试图正视激励问题。新建议的具体方案受到了批判：阿诺德声称，即使罗默的改革付诸实施，监督问题将继续存在。但确实，从理论的观点来看，罗默与巴德汉坚持如果信息经济学能够帮助混合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那么原则上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其被用于改进和改革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对的。然而，由于将阿罗—德布鲁模型而不是成熟的市场社会主义近著作为陪衬，斯蒂格里茨甚至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罗默尖锐地指出，斯蒂格里茨的《社会主义往何处去》应当被视为对传统的一般均衡模型而非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抨击。 如果市场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信息经济学所确认的那种激励问题，那么建构有效率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应该是可能的，这确实看来不无道理。在这个意义上，信息经济学与它之前的理论存在相似之处。在一般均衡模型中，没有区别竞争性自由市场制度与市场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依据。同样，在信息经济学模型内也无法区别自由市场制度与其所有代理问题得到确认并尽可能予以解决的市场社会主义制度。 正是在这一点上，奥地利学派的贡献意义重大。正因为愿意不时出于辩论的需要承认兰格的说法，即激励问题不是经济学家应该关注的，奥地利学派将其论据集中在与信息经济学家所强调的不同的领域，集中于“模型之外”的问题。他们提出以下问题： （1）知识不同于信息。对哈耶克而言，知识是分散的； 某些知识，特别是在特定的本地市场通过日常接触产生的知识，还是隐密的。隐密的知识不能直接传递。将“信息”视为某种装在小袋里可以通过适当的机制获取之物的理论误解了这个基本事实——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获取隐密的知识。而且，隐密的知识是重要的：它影响并贯穿于企业家的决策，最终反映在竞争性价格体系里出现的价格上。在市场社会主义者所建议的企业家决策被取消或被管理方法所取代的经济制度中，这种知识就会消失。这种经济制度中仍然存在“价格”，但它们所含的“信息”却要少些。 主流经济学家常常将注意力集中于市场怎样“传递信息”。尽管哈耶克认为市场的这个作用很重要，但他同样还关注知识的创造、发现与保存。此外，奥地利学派的“发现”概念迥异于新古典学派的“搜寻”。像斯蒂格里茨那样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可以问：“获取信息的费用是太少、太多还是刚好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必须能够比较进一步搜寻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试将其与柯兹纳所描述的企业家的发现过程相比较：“依据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不完全信息包括根本不能纳入新古典模型的一个因素，即‘完全’无知……减少完全无知的发现必定伴随着惊异……人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自己的无知。企业家的发现过程被视为逐步而有条不紊地迫使完全无知的边界后退……” （2）主流经济学的竞争理论未能正确地把握市场过程。 哈耶克像现代信息经济学家一样相信，他的时代的理论工具对于理解社会主义的局限是不够的，并将不现实地对待知识确认其最主要的缺陷。可是他对此的反应不是从信息的角度对新古典模型进行更加精致的解释，而是反对“给定”数据和完全竞争的观念，代之以动态市场过程的观念。 奥地利学派对市场过程的分析不是乌托邦，协调是没有保证的。但这种分析确实坚持，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自由调节以反映相对短缺的制度，是一种参与者的计划相互协调最不可能受阻的制度。竞争是市场制度中关键的制度性特征。需要用竞争来提供激励。但是“市场的纪律”也有助于发现过程：发现错误、发现新的生产方法和新产品、发现知识本身。竞争从来不是“完全的”，也不必如此。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两个观点——极为分散化的竞争对于市场制度的运转是必要的，而这种竞争业已消失——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完全竞争不是制定政策的合适的基准。在其接受的有效率的福利准则的范围内，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是制度的动态适应效率而非静态配置效率。 在现实世界，错误随时都在发生。主流经济学家通常将错误作为不均衡现象来对待，因此他们的模型很少直接包含现实中这一普遍存在的方面。但在非均衡情况下的企业家活动构成了奥地利学派对市场过程的描述的一个基本方面。正如在现实世界中一样，奥地利学派所描述的企业家决策者也随时犯错误。这些错误带来了获利的机会，而对赢利的追求使不同的预期显露或消失。主流经济学家对均衡状态的强调使事实模糊不清。用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高估均衡价格的信息含量，而低估非均衡价格的信息含量。 （3）拒绝接受经济人的假设。 虽然经济人是新古典学派分析中一个关键性假设，但哈耶克怀疑其用处，有时甚至对其进行嘲讽。他试图在其心理学著作中为感知、并最终为知识的形成提供心理学基础，而不愿继续使用这个概念。在《感知的秩序》中描述的个人的头脑是一个复杂的、具有适应性的自组织神经秩序，而这使人们的感知和信念不同，使我们具有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使我们可能增长知识。这是与经济人迥然不同的概念。 在标准的新古典分析中，出发点是理性的经济参与者，据设想，他们使所有相关利润最大化。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主要的目标是设计获取信息或提供激励以防止无效率的社会后果的机制。如果世界真的充满了类似经济人的参与者，这种方法也许言之成理。然而，对哈耶克来说，世界可不像这样。人是有目的而不完善的造物，他们知识有限，会犯错误，而存在的知识都是分散的，零碎的，往往难以传递。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许多事情，应该是某些制度安排的结果，而不是用于分析的假设。奥地利学派问道：什么样的制度组合才能最有效地帮助不完美的个人更好地决策及更好地利用其知识？标准的新古典分析从理性的参与者入手，正好把事情弄颠倒了。 （4）制度的作用。哈耶克没有研究另外的资源配置机制的设计，而是建议我们考察各种制度在帮助创造、发现、利用、传递和保存知识中的作用。这使他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正是对知识的集中关注使哈耶克支持在自由民主政体的框架内运作的自由市场制度，这种制度有被确认的、受法律保障的、可交换的产权，一切都得到强有力的宪法的保护。 尽管提出过建议，哈耶克也认识到，有意识地建构社会制度或强制推行社会制度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许多社会制度是长期演进过程的产物，它们自身就是复杂的自组织适应秩序的范例，它们有自己的历史，局外的观察者不甚了解其功能。它们的产生当然并非不可避免，其继续也非必然。这促使哈耶克去探索为什么某些制度延续下来，即使它们也许与我们的本能或理性均不相符。但他也看到那些碰巧出现自由主义制度的正确组合的社会既繁荣又允许享有相当大的个人自由。 改变这种制度的企图，不管是采取零敲碎打的方法，还是通过彻底更新的社会工程，常常会产生事与愿违的、预想不到的、不受欢迎的结果。“机制设计”也许在面临市场竞争考验的公司内部是可行的。成功地模拟整个市场或重新设计全社会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一般来说，那些希望重新设计制度的人对于他们能够获得的知识量过于乐观。正是由于知识不是唾手可得，在制度设计方面演进的过程通常比我们的理性更有效。 最后，哈耶克得出结论，许多制度，从我们的道德规范到市场制度，都是复杂的适应性现象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哈耶克也许同信息经济学家一样反对静态均衡模型，但哈耶克的基本看法更符合复杂理论和进化生物学的最新观点，而不那么符合新古典理论后来的发展。 结论 哈耶克并不反对理论，相反他常常反驳理论的历史主义抵毁者。但他也懂得理论的局限。半个世纪以前，一些好心的社会主义者用简单化的数学模型来说明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模拟竞争性市场制度的运作并消除其缺陷。今天，为矫正有信息问题的制度，已经有了更精致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60多年前，哈耶克对“过分专注于静态均衡的假设”的危险发出过警告。今天，认为他也许会对过分专注于信息问题发出警告，并不为过。 （原载《经济学文献杂志》1997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