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塞斯回忆录 作者: [奥地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译者: 黄华侨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9-1 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遭遇比起来，很多自诩“热爱自由之人”的经历微不足道。米塞斯流离失所，目睹国家被纳粹占领，自己的书被焚毁，论文被窃，最后被赶出待了六年的避难所。这本回忆录是1940年米塞斯移居美国时，在旅途中撰写的。 《米塞斯回忆录》描述了米塞斯的生活和学思历程，不仅是一部深刻入迷的个人史，也是所有处于专制时代的自由爱好者们的道德和精神指南。
米塞斯在1940年移民到美国时写成本书，随即封存了手稿。他所曝光的许多政客和知识分子仍在世，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细节从未被公开。他拿定主意要等到去世后再发表。他那时59岁，是政治流亡者，边教学边写作，该杰作即后来的名着《人的行为》。他接到警告，一些人想出卖他，因此不得不另寻新家。在美国，他一无所有，不得不重头开始，用新的语言（英语）表达。他回顾此生，写下了最动人的个人作品，描述了自己作为奥地利官方经济顾问与通货膨胀政策的斗争，试图防止欧洲采取新政似的政策，谈到自己的教学和私人研讨会，批评了腐败的政治家和中央银行行长及所有学术界和媒体中的国家主义代言人。他差不多单枪匹马制止了政变，遏制了奥地利步德国后尘滑向通胀的深渊。他甚至写到一个自己最大的遗憾——过于妥协的精神。
米塞斯的手稿直到他去世后才解密。这本回忆录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他的战斗精神和绝望情绪，心性高远，透出他信赖真理的高贵和睿智。然而，米塞斯又从未屈服，对他来说，自由之路经由正确的思想。
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世界上可能再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那样，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而他的个人生活却一生坎坷而郁郁不得志。
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和领军人物，米塞斯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均有着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贡献，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里仍然有巨大的思想影响。2000年，米塞斯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的世纪人物”，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宁折不弯的一生
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出生于奥匈帝国伦姆堡（现为乌克兰的利沃夫）。1900年，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系。1903年末，他读了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深受震撼，写了几篇驳斥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自此进入经济学。1906年，米塞斯从维也纳大学获法律与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成为维也纳大学庞巴维克研究班的领导成员。1909—1934年，他是维也纳商会的经济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米塞斯曾供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1913—1934年，他曾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无薪讲师（直接报酬来自学生学费）。期间，米塞斯在维也纳主持过一个多年的私人讨论班，后来许多世界着名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弗里茨马克卢普、奥斯卡摩根斯特恩、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理查德冯施特格尔、阿尔弗雷德许茨、菲利克斯考夫曼、埃里克沃格林以及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等，都曾参加过这个讨论班，深受米塞斯思想的影响。
在讨论中，米塞斯就正确预言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维也纳思想界，米塞斯的实际影响甚大，他的朋友曾称他为那个时代“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
因对德国纳粹侵蚀奥地利感到不安，米塞斯1934年移居日内瓦，在1934—1940年间任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教授。1940年，法西斯德国已占领了欧洲，出于安全考虑，他极不情愿地与妻子一起移居美国。
米塞斯初到美国，先是加州伯克利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为期半年的“讲师与研究副教授”的职位，但他并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保证，因而后来移居纽约。期间，他的来自欧洲的朋友和学生都在帮他找合适的职位，但一无所获。
米塞斯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做过短期客座讲席，但最后没有一所知名大学接受他。当时，全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思想与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代。米塞斯极其强烈和鲜明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和主张显然不合主流，故他不能为任何美国的学术组织所聘用。
直到1945年，经Lawrence Fertig & William Volker基金会的推荐，米塞斯进入纽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虚职。但当时的纽约大学也拒绝给他薪水，之后他的薪水一直是由这家基金会提供的。在纽约期间，米塞斯多年坚持在大学里举办讨论班，着书立说，吸引了少量的自由主义青年人，许多参加米塞斯讨论班的人后来都成了美国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
米塞斯到美国时，已经接近60岁了，在艰苦和窘迫的环境中仍然笔耕不辍，撰写了许多着作，包括《全能政府：全权国家与全面战争的兴起》（1944）、《官僚体制》（1944）、《人的行为》（1949）、《理论与历史：对社会与经济演变的解释》（1957）、《反资本主义心态》（1957）、《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论方法问题》（196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背景》（1969）等。
在这些着作中，米塞斯坚持并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并反对当时流行于经济学中的实证方法以及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在理论上，米塞斯坚持最彻底的市场自由放任，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不仅反对中央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而且反对主张国家有限干预经济的芝加哥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经济学确立。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多个国家开始进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制度实验。西方国家里，特别是英国的一些政治家、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都相信中央计划经济可能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当时的世界潮流中，米塞斯更是遭受了严重的排斥。1957年，《经济学人》杂志在针对《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一书的评论中这样评价米塞斯：“米塞斯教授有长于分析的头脑和对于自由令人钦佩的热情，但他身上的‘人性’简直比没有还糟糕，他的‘辩论’才干处于海德公园演说者的水平。”保守派评论员惠特克钱伯斯在《国家评论》发表的一篇类似的负面评论中指责米塞斯的观点“反资本主义的情绪是根植于妒忌心理”，是“无知保守主义（know-nothing conservatism）”中“最无知的（know-nothingest）”。美国学术界和经济学界的冷遇和排斥，从未破坏过米塞斯内心的平静。“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他从更为友善的人士或团体中获得了荣誉，包括几个荣誉学位和来自奥地利政府的金质勋章。”（伊斯雷尔柯兹纳，《米塞斯评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7页）。
1973年10月10日，米塞斯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92岁。米塞斯逝世后，他的妻子玛吉特引用了米塞斯曾引述的美国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的一段话，认为它能最好地描述米塞斯的个性：
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质是宁折不弯的诚实，毫不犹豫的真诚。他从不屈服。他总是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对的东西。如果他曾打算收敛一点或仅仅弱化一点对流行却不负责任的政策的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和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但他从未妥协。
米塞斯逝世后，其思想影响在世界上不断传播。1982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在美国成立，成为研究和推广米塞斯经济社会思想的一个学术机构。现在，这家研究机构每年都有大量出版物，将米塞斯本人和其他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家的着作和论文在网上公开发布，供全世界下载。
贡献不下于五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塞斯一生着述甚丰，写了几十本着作和数百篇文章。他早期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可大概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米塞斯最主要的理论贡献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最早提出，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实行经济计算与合理配置资源是不可能的，从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论证了中央计划经济是一种非可行性（infeasible）的经济制度。1920年春，米塞斯发表了短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计划实行经济计算与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从理论上否定了中央计划经济是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在这篇着名的论文中，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由于在当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机制，因此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是否需要，因而也不能确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
他认为，尽管在当时理想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可以设想利用货币手段来交换消费品，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来计量，因此货币在经济计算中实际上起不了作用。米塞斯还指出，一个静态的社会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一个动态经济体系里，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能凭借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
由此他断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抛弃经济合理性计算。针对当时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计划体制中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指出，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及其价格形成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
在1922年的《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指出，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地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和信息，而随之必然是中央计划体制失灵和经济低效率乃至瓦解。
米塞斯的这一重大理论发现为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就此而论，尽管米塞斯本人到目前仍然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思想界认可和接受，但他这一经济理论和思想贡献应该不小于五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量级。在这本思想回忆录中，米塞斯曾说：“我想做的是改革者，却只是成了记录衰落的历史学家。”（见本书第143页）
第二，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原创性地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理论。之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确实已经对消费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形成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然而，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在其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正如米塞斯在这本思想回忆录第六章里谈到货币和信用理论时所言：“无论是门格尔还是庞巴维克，都隐含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他们发展了直接交换理论，同时认定，无需引入无货币市场交换这个虚构的概念，即可解决所有经济理论问题。”（见本书第69页）。
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米塞斯在经济学方面最主要的一个理论贡献就在于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分析扩展至货币分析。正如米塞斯在这本思想回忆录中指出的：“当时盛行的观念认为，货币理论可以从更为一般的经济问题的整体结构中干净利落地剥离出来——也就是说，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属于经济学的领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自立门户的学科。与此观念相应的是，英美各国的大学为通货和银行学说设立了单独的教授职位。但是，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我的目的就是揭露它的谬误，并把货币理论归还给经济研究。”（本书第64页）
早在1906年，米塞斯就开始关注货币和银行问题了，他研读了大量货币理论着作以及欧洲各国、美国和英属印度的通货历史，并在1912年出版了经济学巨着《货币与信用原理》，原创性地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理论。
在货币理论中，米塞斯把货币及其购买力（常被人错误地称为“价格水平”）经济学分析构建在奥地利学派对个体行动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基础上，提出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对它的需求不是为了它本身，而是为了在交换中购买别的商品。因此，货币必须还原为有价值的非货币商品，而不能通过国家的强制和根据特定的社会契约来进行人为调控。米塞斯还批评了欧文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和“稳定价格水平”的中性货币概念，证明货币相对价格和收入的不可避免的非中性影响。
米塞斯洞悉到，市场经济本身不会导致繁荣与衰退的不断循环，因而，经济周期的根源在市场之外，在于某些外部干预，主要是货币和信用因素。他所创建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建立在三个从前互不关联的思想流派基础上。
一是李嘉图的货币和信用理论，即认为政府和银行系统常见的货币增加和循环信贷扩张，引起通货膨胀，扭曲价格和生产。另一个是庞巴维克对资本和生产结构的分析。第三个来源是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对生产体系的重要性和“自然利率”与受银行贷款影响的实际利率间存在差距的论述。
根据这三个重要而又分散的理论，米塞斯构建了一个杰出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这种周期理论认为，由政府及其中央银行所鼓励、推动的银行信用和银行货币的扩张，将更多货币注入到运行平稳而和谐的市场经济中。随着银行扩张其货币供应（现金或储备），将增发的货币借贷给企业，这些货币推动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或时间偏好水平。由于利率被人为压低，企业获得了新货币，拓展其生产结构，增加资本投资，会使生产过程更加迂回，将更多资金投资于比较“遥远”的生产——投资过多的项目、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等等。这些增发的货币总会抬高工资和其他成本，将资源转移到这些更早或者说“更高阶的”的生产投资中。然后，当工人或其他生产者得到增发货币时，他们的时间偏好仍然保持不变，他们仍然按原来的比例花这些钱。这就意味着，公众不会储蓄足以购买新的高级投资的资金。这种人为低利率下的“虚假信号”所造成的资源错配，迟早会翻转过来——即期消费品不足，迂回生产阶段则过长，资本品的投资不是“过度投资”，而是“不当投资”。这种不当投资的结果，是因为投到“高阶资本品”生产阶段的资本过多，导致产品过剩。最后，这些不当投资企业的产品滞销，经营亏损，无法偿付银行的贷款。这样一来，待到银行贷款需要“清算”时，整个金融系统和生产过程就会突然断裂，大萧条随即到来。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原理》1934年英译本的序言中说：“经济危机之所以循环发生，是由于政府不顾过去经验的教训和经济学家的所有警告而企图以增加信用的方法来刺激经济活动的后果。”（Mises,［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21）米塞斯创建的这一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理论后来被哈耶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使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这两大理论贡献外，米塞斯后来还在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他自己独特的市场交易学（Catallactics）和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做出了许多理论贡献，但目前很大程度上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得到重视。
在中国转型期重读米塞斯的意义
这本自传式的思想回忆录是米塞斯1940年下半年移居到美国后开始撰写的，1940年年底就完成了初稿，后来又花了两年多修改。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完整或正式的自传，而是米塞斯对1940年前自己思想发展历程所作的部分记述和回忆。书中记述的大量事件和动态都是米塞斯本人在前几十年的亲身经历、亲闻目睹，在很大程度上记述了当时整个奥地利经济与社会思想界真实发生的事情，也从中讲述了他自己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形成过程，而基本上没有谈多少他个人的私人生活和成长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这本回忆录正好记述米塞斯本人前期上述两大主要理论贡献的形成和酝酿过程，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思想价值。对学术界研究米塞斯的两部早期学术巨着《社会主义》和《货币与信用原理》，这本思想回忆录无疑将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个人来说，我是2006 年去芝加哥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时从芝大附近的一家旧书店淘到由米塞斯的学生森霍尔茨（Hans F. Sennholz）所翻译的这本回忆录英译本的，那个英译本的出版社为Libertarian Press，出版日期为1978年。该译本的书名为“Ludwig von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这个译本也曾为米塞斯的遗孀玛吉特所认可，她还亲自为之做了序。2006年元月回国后，我一直想找人把这本米塞斯思想回忆录翻译为中文，但后来因为太忙而搁置了下来。承蒙黄华侨博士的多年努力和细心修改润色，这本有着十分重要学术和思想价值的米塞斯思想回忆录终于能与中文读者见面了。而黄博士所翻译的这个译本，是主要根据由Mises Institute在2009年出版的阿琳?奥斯特-纴纳（Arlene Oost-Zinner）的英译本。在翻译过程中，黄博士也参考了汉斯?森霍尔茨（Hans F. Sennholz）英译本，因而可以认为，这个中译本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信和可读的版本。这对国内研究和了解米塞斯本人的经济学理论和社会思想历程，将会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米塞斯这本简短的思想回忆录目前在中文世界出版，说来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经历过近30年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验，米塞斯本人所批判的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非可行性，上了点岁数的国人都已经亲身经历，亲闻目睹。今天，再读米塞斯的思想心路历程，进一步读他的《社会主义》，可能更有利于理解他的伟大理论洞见的时代意义，也有利于理清当下思想观念，看清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另一方面，经过37年的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从整体上来说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然而，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和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后，中国政府在2008年下半年采取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导致银行信贷急遽膨胀和扩张，中国的广义货币也迅速增加，到目前已经超过120万亿元，同时企业的银行负债率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目前加起来也远远超过GDP 的两倍。在目前中国各行各业产能过剩、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是否米塞斯的货币、信用与商业周期理论又在中国要应验？
在此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节口上，读读米塞斯这位20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纪人物”的思想历程，特别是了解他早年的两大经济社会理论贡献以及他是如何形成的，这应该有着切实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笔者真诚地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米塞斯的早年思想回忆录。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奥地利经济学家、哲学家、古典自由主义者，撰写了大量的作品，被视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导人之一。在纳粹占领欧洲的情势下，他于1940年移居美国，并在1949年出版了经济学巨著《人的行为》。他的理论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期兴起的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运动。 译者｜黄华侨，1978年出生，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现象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现为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现象学研究所学术助理，长期从事艺术理论和米塞斯思想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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