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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夏天，希特勒的军队进驻法国，即将完成对瑞士的包围。最后的逃亡行动堪比好莱坞大片。 行李早已经收拾停当，处于随时待命状态。7月3日，星期三的下午，米塞斯和妻子玛吉特终于得到通知，一辆美国的运通巴士即将于次日6点出发。其时，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已经控制了所有的空中交通，但是尚未占领瑞士和西班牙之间的全部法国领土，他们尚有一线生机从西班牙边境逃走。 汽车在法国隐蔽的乡间小道上疾驶。巴士司机经验丰富，为人谨慎，他不停地停下来与当地居民交谈，询问前方的道路，以避开一些主要的军方检查站。米塞斯和玛吉特透过车窗，看到一些妇女排队领取面包，据说，黄油已经没有了，肉类也少得可怜。 他们还是被阻在了毗邻西班牙边境的法国小镇上。边境已经关闭一周了，只有英国和美国公民循外交途径方可通行。米塞斯和玛吉特只得订了个便宜旅馆先安顿下来。此时已是周六，纳粹军队随时可能开到小镇上，米塞斯必须行动。 米塞斯通过私人关系获得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签证，7月8日上午，他们终于通过了西班牙边境，几个小时后抵达巴塞罗那，在那里，他们预定了飞往里斯本的下一趟航班。但是预定的轮船已经离开了。新的轮船要到三周后才能开航。 他们在帕克酒店租了房间，只打开了一只箱子，其他行李原封未动，以便随时可以离开。1940年7月25日，他们终于接到电话，一艘有空余的客舱几小时后就要离开。他们得快一点。 当天，米塞斯和玛吉特登上一艘名为“欧罗巴号”的邮轮，离开了欧洲赶赴美国。 早在两年前，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率领的小分队突袭了维也纳，试图逮捕希特勒的主要敌人。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对者，米塞斯知道他在纳粹军队的黑名单上，并且位置非常靠前。幸运的是，1938年3月10日或是11日早上他离开了。 事实证明这不算太早。3月底，盖世太保搜查了米塞斯的寓所，带走了二十一箱米塞斯的私人物品，并且查封了这所房子。秋天，盖世太保又来了一次，取走了剩下的东西，他们洗劫一空，包括米塞斯几十年来积累的藏书、私人信件、画作、银器、私人档案和政府文件等，甚至还有换洗衣服。 米塞斯再未看到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它们的下落。直到1991年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些档案，那时候米塞斯已经去世十八年了。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红军在一列波西米亚的火车上截获了这批私人文件，他们把这批文件送往莫斯科的秘密档案室。 长久以来，米塞斯非常注重自己的公共形象：米塞斯教授，他很小心地销毁了可能被反对者利用的证据，从收据到情书。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讲述他生命中的一些秘密插曲，完全有赖于1991年人们在莫斯科秘密档案中发现的这批文件。 如今它们成了研究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塞斯最为珍贵的资料。 米塞斯全名路德维希·海因里希·埃德勒·冯·米塞斯，出生于1881年9月29日。他是整个米塞斯家族首位生来就是贵族的成员。就在5个月前，奥地利皇帝刚刚册封他的祖父迈尔·拉赫米尔·米塞斯贵族爵位，这位奥地利皇帝就是那位娶了茜茜公主的费兰茨·约瑟夫。他是一位有雄心的君主，但却并无大略，不过在那个时代，他是欧洲最有权势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嫡系传人，统治着欧洲第二大帝国。17世纪末以前，哈布斯堡甚至拥有西班牙和遍布世界的海外殖民地。就在米塞斯出生前不久，它还管辖着北意大利、比利时和德意志的黑森林地区。到1881年，帝国虽然失去了上述领土，仍然拥有十二个主要民族和六个庞大宗教团体。年轻的米塞斯就成长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浸淫于丰富多元的文化和民族之中。
米塞斯出生在伦贝格，昔日“加里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的首府，数百年来，加里西亚一直是波兰的领土，直到1772年波兰的大片领土被强邻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加里西亚才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犹太人在哈布斯堡几乎所有领地都是少数族裔，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东加里西亚，犹太人却是名副其实的多数民族。这与五百年来波兰的天主教统治者对于犹太人的宽容是分不开的。以至于到了18世纪末，波兰境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犹太国家，这片国土成了全世界犹太人的乐园，他们把它当成新的圣地。很多的研究者可能忽略的事实是，年轻的米塞斯受到波兰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这种思想和制度秉持共和主义的贵族理念。在欧洲历史上，自由主义运动恰恰就是由贵族阶层推动的。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反对中央集权的压迫和控制，这才奠定了后来分权制衡的共和主义理想。我们知道，在英格兰有《大宪章》运动，在匈牙利有《金皮诏书》，在阿拉贡有不屈不挠的大人物党，在法国则有投石党运动。而在波兰，早在1572年就实行了选举君主制，并自称共和国。 19世纪末的维也纳毫无疑问是欧洲的科学文化中心。维也纳像一个文化温室，培育了20世纪文明之中诸多最有价值的部分。这里是想象学、医学、精神分析学、锡安运动、新艺术运动的发源地。它是分析哲学的摇篮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诞生地和根据地，这正是米塞斯将要领导和加以改造的。在维也纳大街上，少年的米塞斯一定常常遇到歌剧演员、戏剧演员，还有皇室成员。当那些帝国最有名望和最有权势的人物从身旁经过，人们会不约而同地鼓掌致意；若某位歌剧或戏剧明星去世，则会降半旗致哀。就算是费兰茨·约瑟夫皇帝本人，也常常乘着马车从城里的皇家剧院驶向维也纳近郊的美泉宫。任何人都可以靠近他的马车，脱帽向这位白发苍苍的皇帝致敬。正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描绘的那样，咖啡馆是文学、科学、艺术的中心，人们在那里谈天说地，阅读期刊，学习科学和艺术。少年的米塞斯一定对此流连忘返。当时整个的城市氛围几乎逼着维也纳人广泛涉猎科学、美学和艺术，思考和讨论已经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专利，它们成了维也纳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世纪末的欧洲，正是科学与艺术大幅度跃进的年代。自由主义政府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进行了四十多年，街道和建筑都纷纷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每样东西都是新的，每样东西都散发着时代的气息。年轻的米塞斯见证了电灯取代煤气灯、汽车取代马车，见证了电话线路布满整个城市，甚至看到飞机在维也纳起降。与米塞斯同时代的茨威格写到，这一进程也体现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比如说，选举权的普及和劳工权利的立法等。世纪之交的1900年5月，这位有着蓝色眼睛，身材颀长的英俊年轻人通过了学术中学考试，当年秋季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律与政府科学系。 数百年来，维也纳大学一直保持着中世纪大学的特征，比如，政治和法律上的自治，以及警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不得进入大学的习惯。 不过在1900年代，历史主义甚嚣尘上，人们把历史方法视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大多数德意志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理论抱有轻蔑态度，他们认为所谓的经济学，就一门科学而言，其实属于历史学科。许多成员都有强烈的干预主义倾向，他们公开呼吁实行更多的政府干预，有些人甚至鼓吹完全废除私有产权。 维也纳大学是后来名扬天下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大本营。1903年9月30日，当米塞斯服完一年兵役重新回到维也纳大学的时候，情况已经悄悄产生了变化。卡尔·门格尔创立的经济学派已经逐渐传播开来。其时，距离门格尔出版的专著《国民经济学原理》也已经有了一些年头。很可能在10月26日，米塞斯听过奥地利学派另一导师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接替门格尔职位的就职演说，这次演说促使米塞斯深入了解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两个月后，米塞斯认真读了这本书。 与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的邂逅永久地改变了他对科学和世界的看法。 米塞斯后来强调这本书“把我变成了一名经济学家”。米塞斯理解的经济学家必须明白政府的局限，政府不是万能的，她所宣称的所有事情，并非都能做到。经济科学的本质是实践性的，也即以下洞见：自由企业和个人的自愿联合体优于国家强制推行的方案。这一理解对接了伟大的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总之，在1904年的维也纳，米塞斯独自一人走向了这条道路。阅读门格尔的著作，使他远离了他的同学和教授，还有后来他的同事。这是他的宿命，终其一生，米塞斯都在孤军奋战。 即使在奥地利学派内部，米塞斯得到的支持也非常有限。我们设想，如果门格尔晚一点退休，也许那个服完兵役的志愿兵在那个秋天回来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的怙恃。不过幸运的是，在米塞斯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1905年夏季学期，米塞斯与另一位大师邂逅了。 那一年夏季，欧根·里特尔·冯·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开设了研讨班。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研讨班，研讨班里群星毕至，任何一个名字都可以进入20世纪社会科学名人录：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约瑟夫·熊彼特、里夏德·冯·施特里格尔、费朗茨·魏新、尼古拉·布哈林……对！你没有看错，这最后一个名字就是列宁的战友、共产主义者，后来又被斯大林秘密枪决了的那个布哈林！ 正是在庞巴维克研讨班，米塞斯得到了完整的奥地利经济学的训练，并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庞巴维克式的学术标杆，且终身不渝。 “现代”经济思想的根基是门格尔等人提出的主观价值学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承关系，一般认为，门格尔是祖师，从门格尔分出来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是第二代，米塞斯和熊彼特算是第三代，哈耶克是第四代，米塞斯和哈耶克又有师承关系。 1911年12月中旬，米塞斯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货币与信用原理》，米塞斯延续了门格尔的传统，就是把自己的学术声誉建立在货币分析的基础上，不仅如此，米塞斯独特的贡献在于把货币与信贷理论整合到门格尔的价值和价格理论框架中去。 米塞斯的这一著作对于后世的影响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直到九十年后，此书还在不断重印，至今仍是货币理论家的灵感来源。马克斯·韦伯称它是“处理实质货币问题最为可取的理论”，熊彼特称赞它的“有力和原创”。不过，最大的认可来自庞巴维克，他在研讨班上花了整整两个学期讨论米塞斯的这一著作。 米塞斯将这本书交给了维也纳大学，1913年春天，他因此获得了大学任教的资格。那是多么辉煌的岁月！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不过，奥地利学派的全明星阵营仅仅维持了三个星期，1914年8月，庞巴维克去世，米塞斯则被派往前线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在前线两次出生入死的经历，和臀部的伤痕，启发了米塞斯对于帝国战争的反思。他准备构思一部学术著作《帝国主义》。在这部后来被命名为《民族、国家与经济》著作中，米塞斯发现古典自由主义高估了大众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 以德国为例，1910年代，德国主流的政治思想是独裁主义，他们崇拜实力，他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就是让国家主宰一切，因为一个强大的政府是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 为什么偏偏是德意志人拥抱了帝国主义，而不像西方其他民族那样崇尚个人自由、私有制和民族自决的古典主义情怀呢？这种现象的发生，一是基于德意志的国情，二是基于当时的国际关系。 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少数民族，所以在他们的意识中，一直是少数统治多数，而非被多数统治。日耳曼民族中弥漫着国家主义情绪。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的确曾经遭遇不公，但是，米塞斯也警告，如果未来的情绪被复仇的思想主宰，将是德意志民族和人类的不幸，这一预言被后来的二战历史所证明。 德国基于全能政府缔造的战争社会主义未能拯救德国的战事，反而成为惨败的灾难性失误之一。米塞斯论证说，政治权力不但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改善一个民族的处境。要在政治上解决民族主义问题，唯一的理性方法是遵循古典自由主义箴言：减小政府规模，在自由迁徙的基础上与各民族和平竞争。 1919年，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席卷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舞台。他们借着选举的东风一步登天，开始发号施令。对此深怀忧虑的米塞斯考虑撰写一部专著，而迫于形势的需要，率先发表某些核心章节是适宜的，他希冀立刻对于奥地利的政策产生影响。 这些核心章节就是关于经济计算的理论。米塞斯试图证明，纯粹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他的论证涉及一个过去完全没有引起经济学家注意的问题。 米塞斯强调经济计算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关键作用，而过去的人们只把经济计算视为反映资本家个人利益的“盈利计算”，忘记了它是经济事务中理性的化身。在这个所有准则都有可能遭到质疑的世界，代数和算术是唯一可靠的工具。 经济计算代表着经济理性，因此，计划经济本质上是非理性的。纯粹的计划经济缺乏理性分配任何资源的衡量标准，没有这些衡量标准，即使最伟大的领袖和无法有效组织生产。 米塞斯经济计算理论的核心是，基于货币价格的经济计算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家行动的必要思想工具，但是，依据“价值”的经济计算却是无法实现的。没有所谓定量的价值，正如一部电话不能与一首钢琴协奏曲相加，显然，电话和钢琴协奏曲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但由于其不具备延展性，无法度量，所以也无法量化其价值。 经济计算，总是价格的计算，而不是价值的计算。 1921年12月的一天，一个叫弗里德里希·奥古斯丁·冯·哈耶克的年轻人走进了理赔局，那时候他刚刚获得了博士学位。米塞斯主持了这次面试。在随身携带的推荐信中，维塞尔称赞哈耶克是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微笑着说，他从未在课堂上见过哈耶克，但因为维塞尔的推荐信，拒绝这个年轻人显得有些无礼，米塞斯录用了他。战后，所有的战争赔款统统加诸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根据条约，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也必须改为“奥地利共和国”。为处理对于外国政府和国民损失的赔偿事务，奥地利政府成立了官方的理赔局。尽管哈耶克将米塞斯和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相提并论，并称米塞斯是他终身不渝的老师。但是米塞斯其实很少私授弟子，他始终是一个孤独的战士，这一境况造成的另一后果就是在奥地利的米塞斯远不如后来他在美国那样出名，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还没有享有最高的学术声望。但是在1925年，米塞斯还是迎来了他人生的一次重大突破，他遇到了将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鉴于档案文件的缺少，这位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玛吉特的回忆就成为了解米塞斯生平的唯一的一手证言。尽管研究者认为玛吉特的陈述多有虚假成分，比如她修改了她的年龄，以及对于他们首次见面的描述有夸大成分。但是有一些基本事实大概还是成立的。让玛吉特印象深刻的是米塞斯美丽清澈的蓝眼睛，在那次晚宴上，米塞斯整晚都在讨论他的经济学，这双眼睛总是关注着同他谈话的人，从不移开。她还观察到，他的鬓角稍稍发灰，黑头发梳到两边，一丝不苟。她喜欢他的双手，和他修长的手指。他的衣着平静高雅，定做的黑色礼服和丝质领带和谐相称，他挺拔的身躯表明了他的军官身份。他们饭后交谈，并且去了一家舞厅。米塞斯是蹩脚的舞者，不过他用聊天掩饰了尴尬的局面。玛吉特是一位来自汉堡中产阶级家庭的演员，有着褐色头发和灰蓝色的眼睛，战争期间，她曾在维也纳的德国国家剧院演出，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已经三十五岁，是两个孩子的富有魅力的寡妇。1923年丈夫去世时，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但在通货膨胀期间损失了大部分价值。 但是，阻碍他们浪漫关系更根本的障碍可能是米塞斯母亲的态度，毫无疑问，他的母亲对玛吉特怀有深深的成见，那个时代，多数上流社会的人认为女演员是高级的应召女郎。另外一个障碍来自米塞斯自身，他的哲学观点可能使他完全弃绝婚姻。他在一本书里说，婚姻的纽带变成了天才无法忍受的束缚……必须挣脱婚姻…… 1929年，整个西方都笼罩在大萧条的阴影之下。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一样，米塞斯认为大萧条的多个原因中，每一个都与政府干预有关。价格管制的上限造成了消费品的短缺，而价格下限则产生了无益于任何人的产品滞销。经济危机加剧了意识形态的对抗，最终在1933年导致了国家主义的全面胜利，1月30日他们的思想后裔阿道夫·希特勒出任了德意志帝国首相。 就个人来说，他们的关系反反复复持续了大约十年之久，玛吉特一直在等待米塞斯的求婚。直到1937年圣诞节，在母亲去世八个月之后，米塞斯终于准备好了，他抛开所有的甜言蜜语，就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用直白的语言说：“不能继续这样，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亲爱的，我们结婚吧！”1938年2月，米塞斯和玛吉特走完了婚姻程序。但是此时，纳粹的脚步也离他们越来越近，米塞斯预感到了危险，3月10日周四或11日周五的早上，他离开了。就在11日周五那天，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带领的先遣队突击了米塞斯的寓所。不过玛吉特和她的女儿此时仍然滞留在维也纳，幸运的是没有人知道她们和米塞斯的关系。直到几周后，她们终于办好了出国手续，米塞斯手捧鲜花在苏黎世火车站热情地迎接了她们。1938年7月6日，米塞斯和玛吉特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姻是一剂特效的安慰剂，婚后的数月，米塞斯沉浸在安静与幸福的气氛中。不过很快，纳粹的长臂就开始惊扰他们的生活。在一次远足中，一辆黑色轿车拦住了他们，车上下来一个穿黑色大衣的人，要和米塞斯谈谈。幸亏一位国联高官朋友帮他们解了围，米塞斯意识到，他们刚刚躲过了一次未遂绑架。1940年8月3日，当米塞斯和玛吉特搭乘的邮轮抵达纽约市码头的时候，米塞斯发现，他在这个国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这片辽阔的土地曾经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摇篮，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当年建立起来的原则，到了1940年代已经名存实亡。罗斯福新政期间，报刊和各种讲坛上所宣扬的政治福音更进一步转向了左翼。此时，基于反法西斯主义的实际需要，苏联的国际声誉达到了顶点，计划经济方案得到严肃的讨论，市场经济反倒成了落后的经济秩序和返祖现象。在美国国内，凯恩斯的干预主义大行其道，以至于当米塞斯向哈耶克吐露自己的绝望情绪的时候，哈耶克向他的老师保证“不用担心我会转向凯恩斯主义”。直到1949年9月，《人的行为》的出版才彻底扭转了这一趋势。似乎在一夜之间，米塞斯走到了美国知识分子舞台的中央。或许只有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面世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现在米塞斯不仅以功成名就的学者出现在公众面前，他还被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伟大思想家之一。然而在当时，米塞斯和他的朋友们没有预料到这本书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不到三个月，该书销量已经突破4000本，并且正在计划第三次加印。一本900页的科学巨著成为公众的畅销书，简直就是一项奇迹。 一场运动正在酝酿之中。现在好了，《人的行为》为这场运动赋予了思想内核。正如耶稣之于上帝、柏拉图之于苏格拉底，布兰登之于安·兰德，米塞斯主义运动也需要一位布道者。米塞斯的朋友康努埃尔和沃尔克基金会的人曾经认为，米塞斯的理论大厦过于精密，一般美国公众可能难以理解。他们需要物色一个合适人选，将米塞斯的理论通俗化。康努埃尔认为自己找到了合适的人选，那就是默里·罗斯巴德。早在1948年夏，罗斯巴德第一次在基金会举办的讲座上见到了米塞斯，那时罗斯巴德已经取得了数学和经济学学位，但对奥地利经济学几乎一无所知。罗斯巴德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读到《人的行为》时的感觉，他说：“我有一种明确的、天生的感觉或洞察力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它使我意识到：所有经济学派的理论都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后来，当我读了《人的行为》，所有环节就都合理了。因为一切都说得通了！”罗斯巴德参加了米塞斯的研讨班，他与米塞斯讨论了编写一本米塞斯主义经济教科书的计划，一份“面向聪明外行的指南”。米塞斯同意了这个计划。1949年11月，罗斯巴德写信给康努埃尔，表示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并且开始试写第一章：自由市场中的货币与银行。陆续有更多的青年才俊参加进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家园。罗斯巴德当然是他们之首，此后十五年，乔治·雷希、保罗·埃托、莱斯曼等这些极具天赋的年轻人也聚集在米塞斯周围，作为奖励，他们甚至被邀请出入米塞斯的公寓里。 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真是个英雄辈出、观念纷呈的光荣岁月。思想在激荡中成长。安·兰德和其门徒兼情人布兰登创立的客观主义哲学团体，一定给了罗斯巴德小组诸多启发。1957年，安·兰德出版了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当年秋天，罗斯巴德和莱斯曼读到了这部小说，并且不停地讨论此书。后来莱斯曼对奥地利经济学和兰德主义进行了伟大的综合，并最终在晚年完成了巨著《资本主义》。不过这是后话，在当时，骄傲的公主安·兰德也不得不承认受到了《人的行为》的影响，她后来的一系列著作都打上了《人的行为》的烙印，比如《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自私的美德》，这些著作的标题直接宣告了个人主义的正当性。 罗斯巴德在理性主义上走得更远，认为存在一种“基于人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对于善的判断的理性伦理科学”，他甚至抛弃了马克斯·韦伯的伦理立场，而这一点正是米塞斯所珍视的。分歧不仅仅体现在老师和学生之间，也产生在兰德主义团体和罗斯巴德小组中。本来《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之后，米塞斯对此书评价不低，但是兰德主义者的极端立场却让两个团体分道扬镳。兰德主义团体珍视的信条之一就是无神论，而罗斯巴德的妻子乔是一位新教徒，为此，兰德团体要求罗斯巴德抛弃他的有神论妻子，罗斯巴德拒绝了。罗斯巴德开始毫不留情地称兰德团体为安·兰德邪教。后来他在电话中与布兰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兰德主义者只信奉理性，任何在兰德教派看来不支持理性的人都是愚蠢、邪恶，或是耳背的。教主之间也发生了争吵。那是1961年秋，米塞斯和兰德在一场聚会上相遇，餐后，他们的讨论演变成关于哲学原理的争论，据说米塞斯把安·兰德称为“一个愚蠢的犹太女孩”。尽管双方当事人此后都进行了否认，但大多数人相信这一场面的发生。这正像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总是给消费者端出可资消费的营养大餐。总之，米塞斯和他的同道者仅仅用15年的时间，就根本扭转了干预主义的狂飙突进，改变了历史的前进方向。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几年，米塞斯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他的功成名就了。尽管身体日益虚弱，耳聋妨碍了交流的发生，但是他的声誉日隆。他成了一尊活着的自由偶像。1967年4月，一位即将奔赴越南战争前线的好莱坞人把经济教育基金会登记为自己的保险受益人，“在我死后，我希望这笔钱仅用于以下事项：为任何愿意接受的图书馆购置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的行为》。”还有一个插曲说明米塞斯的偶像地位，一场聚会之后，为了反对左派人士携带马尔库塞画像举行的五一示威游行，右派人士写信索要米塞斯的照片，用于一场针锋相对的反抗活动。1969年，米塞斯当选美国经济学会的杰出学者，这次当选可能还有一个特殊目的，即对诺贝尔委员会施加影响，因为同年秋天，诺贝尔委员会将授予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而米塞斯是有力的竞争者之一。那年的经济学家颁给了两位不知名的经济学者，米塞斯是永远也不会得诺贝尔奖了，不过在他去世后一年，他的得意门生哈耶克赢得了这一荣誉。在米塞斯90岁生日那一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谱系》专门做了一档他的节目，主持人把米塞斯称为“现代经济学的托克维尔”。米塞斯开玩笑说：“身为一个九十多岁老人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在活着的时候读到自己的讣闻。”“米塞斯的著作宏大、艰深而又毫不妥协。……他们遇到的将是一个天才头脑与温和友善的人格的完美结合。……他始终岿然不动，成为我们灵感的源泉、永恒的明星。”在米塞斯漫长的一生中，1940迁居美国可能是他个人生活的不幸，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或许是他事业的一个分水岭，前半生他是一位德国或奥地利经济学家，他用德语写作；后半生他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他用英语写作。 1940年的逃美事件更像一个隐喻，伟大的欧洲文明衰落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此起彼伏的国家主义运动，欧洲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自由主义的家园了。“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茨威格选择用自杀的方式与“昨日的世界”告别，而米塞斯则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兴运动，一个完整的“米塞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了，这场运动逐渐超出美国，远及西班牙、法国、捷克、阿根廷、罗马尼亚、意大利等，最终，它像一个正向回路一样回馈到米塞斯的母国德国和奥地利，直到今天依然彰显着思想的巨大力量，所有这些能给我们的最终启示就是：只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 设若说曾有一个人孤身抵抗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潮流，那就非米塞斯莫属。米塞斯被誉为“欧洲文明的守灵人”。他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在市场的残垣断壁上重树市场的信心。 1949年米塞斯用英语写就的《人的行为》是新时代经济理论的宣言，这部皇皇巨著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富论》，正如亚当·斯密的著作是建立在十八世纪人类对于经济知识全面了解的基础上，《人的行为》则描述了现代经济的语法，它是新时代经济学的《圣经》。 米塞斯开创了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的统一，打通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任督二脉；他独特的经济计算理论是各种计划经济和干预主义的大敌。他的核心思想就是：经济理性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上都是偶然的，他强调说，基于货币价格的经济计算不仅是经济计算的一种形式，问题在于，它是唯一可能的经济计算类型；他晚年对于经济科学先验基础的研究更是成为米塞斯主义独一无二的标签。 米塞斯是那种体系思想家，他创立了经济理论的综合体系，也强调经济科学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他甚至号召人人都来学习经济学。相较于他之前的那些经济学家，米塞斯更清晰地表达了经济学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经济学不只是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全面政治方案的基础，还是那种和平、合作与宽容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整个世界观的基石。 作为二十世纪某种奥威尔式思想实验的半成品，我在读到米塞斯完成于1920年代的那些著作时，常常惊为天人。那些闪耀着光芒的真知灼见在照亮我们思想夜空的同时，也在灼痛我们的内心。米塞斯用经济计算理论早已经证明了计划经济虚妄的事实，没有明晰的私有产权，就不可能产生价格。而基于货币价格的经济计算是企业家行动的必要思想工具，但是，依据“价值”的经济计算是无法实现的。 交换的前提是至少存在两个所有者，而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全部生产资料都由社会统一管理。这些生产资料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实体：社会、“人民”、共同体或国家——总之是个集体概念。关键在于，从经济角度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生产要素都只有一个所有者，因此，生产要素无法交换，也就无法产生货币价格。 意识形态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而米塞斯认为，通常所谓的价值问题本质上仍然是认知问题。价值无争辩，而认知有对错。他的学术研究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消除这一错觉。 米塞斯用功效主义替代价值判断，他是我们时代的先知，他像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很多看似纷繁复杂的理论问题，经他轻轻一拨，立即呈现泾渭分明的两极，对与错，生存还是毁灭，都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原文载于《书屋》杂志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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