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成长跟德鲁克的维也纳同乡米塞斯一样，德鲁克也经常提到“洞见insight”。这绝非偶然。另外两位德鲁克的维也纳同乡或许更被人熟知：创新和企业家理论的形成者熊彼特、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 但这，仍然并非偶然。 德鲁克没有正式出过自传，但在他半自传性的《旁观者》中，我们能看到这位到90岁还被评为“最年轻的大脑”的永远学习、永远进化的insighter的进化史的一种田园诗式的呈现。 
在维也纳，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德鲁克在一次集体活动中感到，自己并不是那种“集体人”。
这一发觉，似乎也同样不是偶然。 因为那时的维也纳，那时的奥地利，就是这样一个“非集体人”。 普鲁士与奥地利在军事上争夺德语圈领导者地位。在学术上，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认识论学派的争锋，同样旷日持久。 这场德奥学术论战，发端于认识论，鏖战于经济学领域，激战于“计划经济 vs 市场经济”大讨论，给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则是个人视角的人类行动学。 德鲁克接受了维也纳学术圈的个人视角的人类行动学，却没有接受德语世界，乃至整个欧洲大陆所选择的理论主义研究方法：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学应该像数学那样，建立在公理体系上。这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教科书上的经验的、实证的经济学大相径庭。 这或许跟德鲁克游历多国的经历有关。 青年时，德鲁克到德国工作，在那里写下了一篇揭示德国的犹太人政策的本质的一篇论文。因为这篇论文，德鲁克上了德国的黑名单。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一章的开篇箴言中引用了阿克顿勋爵的一句话：“最让人恼羞成怒的，莫过于其思想的根源被揭示。”——让德国恼羞成怒的，或许正是德鲁克的insight对它们的揭示。 英国：新理念在德语圈已经变得气氛紧张之后，德鲁克来到了英国。在那里，德鲁克结识了自己终生的挚爱人生的另一半。还有他思想的另一半：不列颠经验主义。 与欧洲大陆思辨的、推理的、义务论的思维方式不同，由培根等推进，英国发展出了一套经验的、实践的、结果论的思维方式。这已经不用于原始的、朴素的经验主义，它也有自己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但是它更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在这里是仆人，而非主人。 然而英国，虽然有海峡相隔，却也难以对欧洲的危机独善其身。 
此时的德鲁克，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1939年的《经济人的末日：totalitarianism的起源》。与汉娜·阿伦特那本更像论文的同名书不同，德鲁克试图从经济角度解读德国所发生的事情：早期资本主义没有普惠到普罗大众，作为资本主义的修正物的早期社会主义，败给了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旧的世界已经失败，新的世界看不到曙光，在这破而不立之际，人们毫无抵抗力地选择了带来虚幻承诺的魔鬼。这个魔鬼将经济人变成了政治人、兵人，乃至英雄人。如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所展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武器，跟古代大战没有区别。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真正的具有现代性的东西。美国：成熟 带着悲伤，德鲁克离开英国，来到了美国。在这里，维也纳同乡又联系在了一起，熊彼特、米塞斯，偶有往来。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Land of Free and the Home of Brave! 在此次灾难时期全世界最重要的绿洲，美国，德鲁克对欧陆理论主义进行了反思，并在1942年出版了《经济人的末日》的姊妹篇：《工业人的未来》。跟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观点一样，德鲁克将德国发生的事情的思想根源追溯到了卢梭。
以激情著称的卢梭，用极具感染力的文辞，将一个集体性的概念——人民，推上了神坛。卢梭百年之后，他所留下的集体崇拜、激情崇拜，加上欧陆理论主义的连贯性、一致性、逻辑性和义务论性，一种像野蛮人一样亢奋，像圣徒一样虔诚，像机械一样精密的东西，出现在了欧洲大陆。在《工业人的未来》中，德鲁克选择了拒绝集体崇拜，就像他小时做的选择一样。同时，他以拒绝欧陆理论主义的方式，同时也拒绝了激情崇拜。 因为理论主义要追求体系性，从而逻辑性和连贯、一致，是其不可放弃的追求。这样，就跟“欧几里德几何”跟“非欧几里德几何”一样，不同体系之间的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体系，都无法承受接纳一条跟自己既定公理体系不相容的定理——牵一发而动全身，容一蚁穴而溃千里之堤。这种互不相容，互相难以对话，是理论主义的特性所决定的：理论主义下的体系，是一种倒立的金字塔：只依靠逻辑跟世界相连，在世界上的立足点只有逻辑这一个金字塔尖。一旦这个塔尖受到任何攻击，整个倒立的金字塔就会径直落地，摔成碎片。马克思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的金字塔，是指这种情况。卡尔·波普尔说黑格尔的体系无法容纳思考，也是指这种情况。
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主义特征推进至公理化阶段的米塞斯，在一次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会议上称“在坐的各位都是计划经济的赞同者”。这让学会的创建人之一，致力于维护市场经济，并与干预主义的杰出代表凯恩斯有著名论战，同时跟米塞斯亦徒亦友的哈耶克颇为惊讶。其实并不需要惊讶。只要米塞斯将自己的理论构建成了理论主义的公理化体系，那么，跟他的公理推理有丝毫差异的人，都会被视为他的公理的反对者。虽然成长于理论主义气氛浓烈的维也纳，但是从奥地利到德国、英国，再到美国，德鲁克却离欧陆理论主义越来越远，离不列颠经验主义越来越近了。其表现是，在《工业人的未来》中，德鲁克用“第9章保守之路”做了自己思想的明确宣言。德鲁克说，在与欧洲大陆隔水相望的英美，有一种“关于教条的教条”：不要完全投身于某一个教条。 如果采用理论主义分析，这条“关于教条的教条”，因为自己也是一条“教条”，从而由于它的“自指”特性，它将属于“罗素悖论”。 在理论主义下，这只是一条让人无所适从的指令。在不列颠经验主义下，这却是一条简单易行的行动指南：不要走极端，不要走进一个洞穴然后堵上洞口。我们常说东方思维缺乏逻辑、缺乏体系。那是因为我们与之对照的是欧陆理论主义思维。如果我们的对照对象换成不列颠经验主义，《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偏执于一端，是有害的）”，这与德鲁克的“保守之路”，一致性要大于反差性。而人类的一致性，在自然科学中最为牢不可破。因为它的现代形式，是基于实践的。基于实践，通过社会分工和合作，人类得到某些超越个人的、社会性的理性。这，就是科学。然而，这里仍然存在一些疑难：实践如何被确认？分工和合作如何达成协同、共识？ 首先，要确定实践是理论的主人的顺序关系。这是不列颠经验主义的工作。 然后，实践要可被社会化检验。这是波普尔“可被证伪性”的工作。 波普尔意义下的实践，其立足点，不是一次实验，也不是一个人的实验，而是社会性的、互相参考的、互相纠正的实验。与理论主义的“一只脚”的“倒立的金字塔”正好相反，这是一个“百足之虫”的“正立的金字塔”。这样的金字塔，经得起砍掉几只脚，容得下质疑，从而也就容得下互相交流、讨论、改进。同时，“百足之虫”还可以通过一次次个别性地“砍脚”，完成整体性的“换脚”，使得金字塔的立足点们可以得到维护和更新，保持其长久的、可持续的稳固性。德鲁克的思想，就这这样一种“百足之虫”的“正立的金字塔”。永远最年轻的德鲁克：自成一类的思想者德鲁克成长于欧陆理论主义氛围的维也纳，跟德语世界的非霸主奥地利一样是“非集体人”。他接受了奥地利的个人视角的人类行动学，却没有接受“一只脚”的欧陆理论主义。他给个人视角的人类行动学嫁接了“百足之虫”的不列颠经验主义。1943年，入驻访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1946年《公司的概念》问世，1954年，出版《管理的实践》，德鲁克正式进入了管理学领域。然而“百足之虫”，“足”的更新却不会停歇。
在《旁观者》中德鲁克写道，在纽约大学期间，虽然跟同乡故交米塞斯是同事，来往却并没有很多。因为米塞斯认为，德鲁克已经不属于经济学领域了。不停地从不同的领域爬出来，似乎是德鲁克的“百足之虫”乐此不彼的永远热爱的运动。
“百足之虫”在《经济人的末日（1939）》中从经济学走向社会学，在《工业人的未来（1942）》中从社会学指向管理学，在《公司的概念（1946）》中扎根管理学，在《管理的实践（1954）》中长成一棵树。在《美国的下一个20年（1957）》中又再次关注社会学，在《旁观者（1978）》中回顾了过去，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中回应了跟维也纳同乡熊彼特的渊源：在熊彼特病重时，德鲁克跟随父亲去探望熊彼特，而后他被问道：你希望成为熊彼特那样改变世界的人吗？ 德鲁克不仅希望，而且做到了。并且，他不光改变了世界，而且在一直改变自己。这，或许是可以改变世界的秘诀。任何一个企业的任何阶段，营销的关键行为只能有一两个，对它进行轻轻触动，就可能引起翻天覆地的改变。PS：回归价值营销，让经典服务中国企业，老苗的“营销启蒙群电商专群”开启，扫描下方二维码入群，进电商专群验证请说明：“价值电商”，进入普通营销启蒙群请说明“营销按钮”，入群后请看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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