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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杰夫･戴斯特（Jeff Deist，米塞斯研究院主席，以下简称JD） ▲受访者：大卫･戈登（David Gordon，美国自由至上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以下简称DG） ☄ 奥地利学派始于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卡尔·门格尔在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论战中发展了他的方法论观点。☄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找到了他自己的哲学批判目标。逻辑实证主义者活动受到他的演绎法和行为学近乎严苛的审视。 ☄ 德国历史学派否认经济规律，甚至连供需定律这样的基本原理也不承认，他们把经济学看作国家管理的学科。☄ 德国历史学派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不排斥市场，他认为财产和权利参与自由交换是一个良好社会非常重要的成分，但交换的自由只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的支配。 为什么经济学需要哲学 JD：经济学需要哲学吗？一个具有哲学基础的经济学派，这个概念可能会让有些人感到奇怪。为什么经济学家应该关心哲学呢？ DG：嗯，这是个极好的问题。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有种独特方法或门径，他清楚，当时有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此嗤之以鼻。我认为，对米塞斯来说，维护经济理论和回应批评者才是最要紧的。他没有试图建立一套哲学体系。但如果有人批评经济学，说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问题，因为它不依赖于经验验证”，米塞斯就会有所回应。这才是他涉足哲学的真正理由。 JD：对这次访谈的目的而言，逻辑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修辞学？ DG：嗯，很明显逻辑是哲学的分支。所有运用到逻辑的学科都源于它。修辞学是对说服技巧的一般研究。有些哲学家在笔下讨论过修辞学，比如亚里士多德等人，但修辞学比他们的讨论还要宽泛。如果你感兴趣于说服他人了解真理，你会考虑经济学修辞，但人们忽略的一点是，当你阐述一个论证结构时，不一定涉及此种意义上的论证：意图举办一场实际的辩论，有一个你想辩赢的对手。 JD：那么让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吧。我们能沿着一条路线，从他追踪到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米塞斯吗？ DG：我想这是罗斯巴德着重强调的一点。在我所著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哲学起源》这本小册子里，我试图详细阐述这一点。我不敢肯定里面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科学当中，我们是从第一原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的。他在《后分析篇》中这样说。所以，我们从一个基本原理开始。我们以亚里士多德的思考为起点：事物和物质是有本质的，这意味着本质是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属性。比如“什么是人类？”人是一种理性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可以辨别出这些本质，这是你从米塞斯和罗斯巴德那里都会得到的主题，这两位都是以人的行动公理为起点的。 米塞斯没有真正采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但门格尔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门格尔与弗朗茨･布伦塔诺一起研习哲学，布伦塔诺是19世纪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权威之一。所以门格尔从布伦塔诺（这个亚里士多德风格的人物）那里学到了很多方法论见解。且在我看来，罗斯巴德特别地认为，行动学，人的行动科学，可以按亚里士多德的方式，理解为关于本质的知识。这和米塞斯的观点有点不同，但我认为是条非常有价值的路径。 JD：当然，现代经济学从（古典时代过去）很久以后才起步。门格尔直到1871年才发表他的《经济学原理》。谈谈17-18世纪过渡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洛克呢？他对奥地利学派的影响是什么？ DG：洛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知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有些不同。洛克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都认为事物存在本质，但他认为，我们并不真正知道本质是什么。我们和本质之间被断隔开了。所以，我们确实有一些知识。我们可以证明我们存在。我们知道神存在。他认为可以把道德作为某种演绎系统推导出来，我们知道经验背后有些东西，但不能真正知道那是什么。所以这是个颇有怀疑论色彩的观点。但洛克确实对经济学产生了影响。回想一下，在《人的行动》中，米塞斯把行动说成是对不适之感的一种缓解。我认为这来自洛克。这就是他的原话，“感到不适”。但洛克对奥派经济学并无特别大的影响。他有劳动价值论，也有劳动原始取得论，这对经济学影响不大。我想说，他对奥派学者的影响更多是在政治哲学领域，他对于自然法的观点，以及他对于自由主义观点的辩护。在某些方面他几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但他和无政府主义者有着显著差别。 JD：好吧，让我们快进到18世纪。说到德国历史学派，维也纳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它。 DG：奥地利人认为存在着适用于所有人的经济规律。我们有供求定律，无论你身处时间河流的哪一段，它都适用。我们可以在原始社会中应用之，可以在中世纪应用之。无论何时。德国历史学派说，不是这样，历史有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规律，当你研究经济学时，你对这件特定之事感兴趣。一个人应收罗尽可能多的事实，也许能够得到一些适用于特定时期的归纳总结。这不是说你可以根据经验事实推断出事情的真相。例如你可以发现，自由贸易在某些时期对某些经济体有利，在其他时期则不然。 古斯塔夫･施穆勒、阿道夫･华格纳和其他许多人的理论都很重要。施穆勒对于普鲁士历史的研究极有学术影响力。他写了很多关于普鲁士经济的文章。米塞斯的观点十分有趣。他说，历史学派观点的要旨在于他们讨厌经济规律存在这个想法，因为这可能会给国家政策构成限制。例如，假设我们通过应用基本经济原理，知道实施最低工资法会导致失业。所以，你如果不想出现失业，就不能制定最低工资法。你不该这样做，但德国历史学派讨厌这样，他们说这让国家束手束脚。所以，在米塞斯看来，他们试图破坏经济理论来达到其目的。 JD：他们说经济学是一门历史学科，没有普遍规律，也没有独立理论，不能独立于历史和其他领域来研究。门格尔和米塞斯拒绝了这一点。 DG：是的，没错。历史学派不像米塞斯那样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思考我们的行动概念来获得一门科学——试图弄清楚其中涉及的内容——他们说我们必须研究特殊性。他们中一些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但他们不相信经济规律。所以，他们会说，我们必须研究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最终也许会得出一些适用于不同时期的概括，但这些概括不适用于现在。 JD：直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仍然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占据着主导地位。 DG：是的。它们在整个20世纪持续。这个学派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维尔纳･桑巴特，米塞斯的老熟人。两人关系相当好。桑巴特教书教到了1930年，那时他们真正占据着统治地位。奥地利学派之名，全拜德国历史学派所赐，他们造出这个词，意指这个对立学派——“奥地利”被过去所困，德意志（普鲁士）实际上和未来同在。所以，你如果说“奥地利学派”，你其实在说“过时而非进步的反动集团”。他们当然很有影响力，不仅在德国，而且和美国的制度主义者十分相似。甚至还有受历史学派影响的奥派学者。所以，米塞斯在写《人的行动》的时候，就非常关注这些，这是他想要批判的主要团体之一。 JD：当然，我们还需要考虑另外两个德国人，黑格尔和康德。两人都活到了19世纪，但时间并不长。谈谈这两位及其对奥派思想的影响。 DG：康德说，在哲学中，人们并没有就各种哲学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比如说我们如何证明神的存在，或我们如何知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所以，在这些不同的哲学体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他说，哲学家们迄今为止犯了一个基本错误。他们应该研究的是我们的知识，而不是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应该问，“我们用来获取知识的范畴是什么？”通过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哲学问题的答案。对康德而言，我们不能了解这个世界本身。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们通过使用我们的概念来构建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给定元素，那就是直觉。你通过直觉进入空间和时间，我们将概念应用于其中，这就把我们所知道的世界给了我们，他称之为“表象”。那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唯一世界。 JD：难怪安･兰德说他邪恶。构建现实和使用直觉听起来当然非常不符合兰德的观念。 DG：哦，是的，你知道，她把康德称作“心灵的机枪手”。值得一提出的是，这引入了一种以怀疑态度看待事物的观点，但康德并不认为自己是怀疑论者。他认为表象的世界才是我们要处理的世界。所以我们确实知道这一点。 但是对于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即现象世界，和另一个本体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于是认他为这限制了我们的知识。然而，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这一点，因为我们也知道自己是个“伦理存在”。我们可以通过理智认识到我们有某些需求，我们应该做某些事情，只需要思考它们。他认为我们可以，从“应然”这个概念，得到伦理要求这个概念。这就是他著名的“绝对命令”。当他把这一点应用到他政治观点的实践中，在很大程度上，这令人想起古典自由主义。他相信财产权，支持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但必须非常有限。他赞成和平的外交政策。他想要某种共和联邦制。 黑格尔对此反应特别强烈。他认为康德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他说，“瞧，康德错误地认为我们局限于自身的各个概念。我们确实知道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康德犯的错误，是康德假设理智和世界之间存在某种分离。事实上，世界是理性的，世界是自我发展起来的理智，所以两者之间没有分离，我们的心灵实际不过是理智进入了意识。因此，黑格尔认为，随着宇宙的发展，理性也越来越趋于自我觉醒。在伦理学上，在政治哲学上，黑格尔对康德也颇不赞成。他说康德正确地认为有一个自由的领域，但他犯错的地方，是试图提出这些与真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完全分离的抽象规则。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具体的生命表现为国家。他的一篇著作中有句名言：“国家是神在地上的行进。”这并不是一个那么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虽然如此，你如果看一下黑格尔关于政治哲学的主要著作，即《权利哲学》，黑格尔认为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交换。但这并不是充分发展的自由。当你有国家时，自由就会发展得更充分。 黑格尔认为，到当时为止，普鲁士国家，作为一个有限君主政体，是理智的最高发展。他并没有说永远如此，但在那个时代，普鲁士国家是最先进的。黑格尔非常了解经济学。他读过亚当･斯密和詹姆士･斯图亚特），后者是一位早期重商主义作家。但他并没有真正发展出经济理论。 JD：康德还讨论了先验知识的重要性，这反映在米塞斯的行动学中。康德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 DG：是这样的，假设我们得到了供求定律，考虑谁有余、谁不足。但我们知道，最低工资法将导致失业。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先验地搞懂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不会说，“这只是个假设，让我把它应用到现实世界中，也许结果证明，最低工资不会导致失业。”我们有这条经济规律，所以我们能够说，最低工资法总会产生一些效应。也许其他的条件会压倒这种效应，但我们知道这条规律在世间有一定影响。这不是我们必须调查的事情。所以，它应用于经济学的方式是，它使我们有一门不需要受制于进一步（经验）检验的理论学科。我们可能是错的，在我们的演绎推理过程中可能会出错，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出错：我们的推理即使正确，但能否得出真理，还处于未决状态，有待于将来研究。如果我们从真实的前提正确地推理，那么我们得到的就为真，就是这样。很多哲学家不欢迎这一点。 JD：把这个和米塞斯时代的逻辑实证主义做个比较。例如他自己的兄弟、数学家理查德，在方法和逻辑等方面，都非常不同意米塞斯的观点。这让我们了解到米塞斯发展其观点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所面临的反对意见。 DG：有一群逻辑实证主义者，维也纳学派，最初由摩里茲·石里克领导，他是维也纳的一位哲学教授，当时很多顶尖哲学家都参加了这个团体。他们认为有先验知识，但这实在只是俗套的，只是定义或定义之一部分。所以，他们会说的是，假设我说的是这样的话：“我们选择我们最有价值的偏好。”“我们有一个偏好排序表，这个是排名最高的，所以我要选择它。”他们会说：“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是一个赘语（tautology，同义反复）。因为它只是说出你选择了你所选择的。你只是定义了最高价值偏好是你实际上选择的那个。” 对于维也纳圈子来说，如果你想了解世界上什么是真实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调查，通过经验研究。他们可能会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人说：“有多少人将参加下个月的奥派经济学研讨会？”你能找到的方法，就是看看有多少人会出现。我们不能光靠思考它得出结论。我们必须用感官，经验的感官，来找出实际情况。但在奥派学者看来——以米塞斯的观点说——这并不总是正确的。有时候你会意识到，事情必须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考虑。实证主义者说，不是这样，如果它不是经验知识，那么它就是个赘语。它什么也没告诉你。所以，他们说，“如果你想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你只需要观察事物、调查它们。”你得到的将不是必然如此的情况（必然），而是实际就是如此的情况（实然）。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定律”，在这种极强意义上，不是我们在其他类型学科定律（如数学）中所拥有的必然如此的表述。 JD：你认为米塞斯对此的最佳反驳是什么？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在《人的行动》还是在《经济科学的最后基础》中，他在哪里为经济学的方法提出了他最好的哲学理由？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他最富有哲理性的作品？ DG：嗯，我想可能有两处。第一个地方，比如说，《人的行动》第110或第150页。第二个地方，本书题为“人的行动科学的认识论问题”的那一章。 JD：令我惊讶的是，康德没在《人的行动》中被特别提及。米塞斯在《自由主义》中非常简略地提到了他，但如你所指出的，即使米塞斯使用了康德的语言，他的论证中也没有什么内容取决于康德。为我们详细说明一下 DG：假设你不了解国际象棋，从来没听说过，然后你看到人们在棋盘上移动棋子，然后看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移动棋子。你不会明白发生了什么，除非你有象棋的概念，你不可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移动他们的身体，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一旦我们有了米塞斯的行动概念，我们就能理解事物。故在这一方面，这是康德的观点，你必须有一些特定概念，才能理解在各种活动中发生了什么。但米塞斯并不依赖于康德知识论中有争议的观点。他根本没有采用康德的体系，我认为没有，尽管米塞斯是一位在哲学和其他学科领域博览群书的学者。 尽管如此，米塞斯知识涉猎极广，有时令人惊讶。例如，在《人的行动》中，当他谈论量子力学时，他说量子力学对自由意志有些暗示。他引用了量子力学的著作。他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很了解，但他并没有采用某个特定的（哲学）学派。 我还应该说：我在米塞斯研究院谈论《人的行动》多年以来，我看到的一件事是，很多人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以为米塞斯试图解决一些哲学问题，就因为他讨论了哲学话题。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外部有个真实世界？也许我们只是有一些特定经历，你可以想象，笛卡尔式恶魔在欺骗我们，我们怎么知道世界真的存在？这不是他要解决的问题，他不是要解决哲学怀疑论的问题。（…）这会有点怪，如果我们说，“你看，你怎么能解释2008年经济衰退，我们甚至还没证明有个外部世界。”但这样说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认为，他谈论我们生活的世界，他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科学。经济学不是哲学的一部分。他只是认为在科学中有一种特殊方法，一种我们可以使用的先验方法。这是他对卡尔･波普尔的反对意见之一，波普尔也是来自维也纳哲学家，与维也纳圈子有联系，但强烈反对他们。但波普尔认为一个陈述如果能被证伪那么就是科学的。所以他们说，好吧，正如米塞斯承认的，经济学是不可证伪的，如果这些经济学规律是先验真理，那就证明不了它们是假的。米塞斯说的是，如果你想得出什么是科学的，你应该看看涉及的实际学科。你应该这样做，在你试图提出什么是科学陈述的标准时，考虑到这一点。 JD：让我们来谈谈穆瑞･罗斯巴德的哲学。 DG：罗斯巴德是一位系统性很强的思想家。他对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但罗斯巴德在他的哲学观点上，深受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他对经院哲学进行了研究。所以他坚持认为，他研究事物的本质是为了获得它们的知识。他能够迅速地吸收信息，并拥有丰富的书目知识，如果你问他什么，他可以马上给你一份参考书目。他对学术材料非常了解，研究颇为深入。有一段时间，他的小组，被称为“巴斯夏圈子”，参加了安･兰德圈子的会议。兰德本身是一位杰出思想家。虽然她没有非常系统地学过哲学史，但她的观点在许多方面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故两人的某些观点有共同之处。罗斯巴德并没有真正从兰德那里学到什么，但是有些交汇点，因为他在自己的哲学关注中，是个十足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就像兰德一样。罗斯巴德没有真正讨论过形而上学，而是在适用于经济学的程度上阐发认识论，但他深受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伦理学的影响。他以此为基础，发展了自然法思想。 JD：我们知道阿奎那是个哲学家，一名法学家，当然也是一位宗教思想家。大多数人可能认为他更像宗教思想家而不是哲学家本身。 DG：神学与哲学的关系是阿奎那研究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我想说，他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神学家，他的许多著述都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他写了一些关于如何让不接受基督教的人皈依的书，但不预先假设神学是正确的。事实上，对他来说，有些知识是可以通过推理获得的，而有些知识是不能通过推理获得的。后者只有靠信仰，从启示录得来。但对他来说，即使是一些通过推理获得的知识，也能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接受教会的教义。 JD：当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中提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规范理由时，他没有诉诸更高的权力。他依靠世俗道德作为自由公正社会的基础。他在该书中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DG：嗯，我认为在这本书中，他谈到了人是自我的所有者。你会说“为什么我们是自我的所有者呢？”我认为他会依赖亚里士多德的关注点。 JD：也许是我自己的新教成长环境使然，但当我们谈论自我所有权时，听起来和基督教是内在不相容的。如果你是名基督徒，你相信自己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因此你不是全独立的存在。作为神创造的一部分，你不“拥有”自己。 DG：是的。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对意见。如果你看看洛克，洛克确实相信神实际拥有每一个人。他还是为自我所有权原则辩护。 JD：神拥有每一个人？ DG：这里所说的是，神创造了我们，所以神真正拥有我们。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掌控着自己的生活，所以就像是这样的：从实际出发假设，我们掌控着自己的生活，除非神直接试图告诉我们什么。神拥有一切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有人可以到处说，“我是神的代表，所以你必须这样做、那样做。”没人能这种样直接和神沟通，从而证明他强加于别人行为的种种限制是正当的。在现实世界中，神拥有我们的观念，确实对自我所有权概念不利。例如，许多神学家认为自杀对你来说是错的。神拥有你，你无权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与神的所有权是不一致的。你可以说，因为受神最终所有权的支配，你可以获得尘世的财产，你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拓殖土地，至少在一定的条件下。 也许最好称罗斯巴德为“不可知论者”。我认为他晚年的无神论不如早年那么强烈。他后来的立场就像是，就算有神，祂的行为和他的知识会和常人有很大不同，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祂在做什么。这更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因为亚里士多德相信，神并不在意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亚里士多德说，神只考虑他自己的行为，他自己的存在，并不操心人类。 JD：大卫，我们来谈谈安･兰德吧。米塞斯和罗斯巴德都认识她，两人都与她交往过。许多人认为她是个非原创哲学家，她没有表现出多少原创思想。许多人不同意，认为她是位杰出哲学家，自行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原创思想体系。和我们说说她与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关系，三人如何互相影响。 DG：的确，她的一些想法在许多方面确实和亚里士多德相似，但她能够独立获得许多观点。我认为在某些方面，她以不正确的方式偏离了亚里士多德。她无疑是一位重要哲学思想家。我经常不同意她的观点，但她确实值得一读。 我们也知道她对米塞斯的一些想法，她常常边读书边做评注。我们有她关于《人的行动》的评注，其中有个总让我发笑。她说米塞斯老是谈论供给和需求，但有个地方谈论需求和供给，她认为这有点可疑，但没说可疑在什么地方。她认为米塞斯非常擅长于经济理论，但认为他没有正确的知识论。她认为他是康德主义者，但不喜欢这点。他们私下见了几次面，米塞斯喜欢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米塞斯看来，她把商人描绘成英雄，她确实在做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事情，但显然他们相处得并不好。亨利･黑兹利特邀过两人共进晚餐，出现不少争执。两位都有很强的个性。 现在要说罗斯巴德，当他第一次听说兰德时，不怎么喜欢她，觉得她是个独断论色彩重的思想家，如果你不同意她，她会排斥你，罗斯巴德认为她个人处世方式中的倾向，是自己不喜欢的。所以，罗斯巴德对她敬而远之，抱怀疑态度，但当《阿特拉斯耸耸肩》面世时，他真的很喜欢这部作品，很钦佩她的写作，所以有一段时间，两人的圈子有交集，但相处的并不融洽。在穆瑞的想法中，兰德最反对的一件事就是，他相信政府不必要，国家可被相互竞争的安保机构所取代。她对此极力反对，认为这会导致无法律、无秩序，还有其他问题。 JD：在纳撒尼尔･布兰登的《兰德传》中有段著名对话，她问罗斯巴德在无政资状态下如何提供警务和法庭服务。罗斯巴德的回答是“私营的、相互竞争的防卫机构”，兰德惊恐地表示：“你的意思是像内战那样？”我们姑且说，他们各自关于政府的哲学出现了分歧。 DG：还有其他麻烦。其中之一是穆瑞的妻子乔安･罗斯巴德，她也是我的好友，是个虔诚新教徒。所以兰德想让她听听纳撒尼尔･布兰登一些关于神为何不存在的录音，布兰登觉得任何理性的人听了这些录音后都会变成无神论者。所以，穆瑞夫妇听了这些录音后，妻子如果没有改信无神论，穆瑞就该和她离婚。当然，穆瑞根本没有照办的意思。罗斯巴德在作品中采用了布兰登夫人（芭芭拉･布兰登）硕士论文中的论据。当这本书出版时，由于某种原因，一段表示引用来自于布兰登夫人的文字被删除了，兰德和布兰登以及兰德圈子的人对此火冒三丈。他们说，“哦，他抄袭了芭芭拉･布兰登”。事实上，她的观点并不是原创的，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论据。他们非常生气，表示抗议，去找出版商。后来穆瑞写信给米塞斯，米塞斯回信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论据，他们在抱怨什么呢？”但兰德一帮人对此耿耿于怀。 JD：大卫，最后一个问题。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等老的奥派学者都早于20世纪后期后现代哲学的兴起。罗斯巴德谈到后现代主义了吗？你认为后现代主义对今天的经济学有什么影响？ DG：罗斯巴德的确在他的论文《诠释学的入侵》中提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很多种变体，但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者攻击真理永恒不变这个观念。罗斯巴德依靠他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主义观点来反对后现代主义。幸运的是，后现代主义对经济学的影响没像它对人文学科的影响那么大。 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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