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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布赖恩·卡普兰 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1971-）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代表作有《理性选民的神话》等。 编者按：奥地利学派可能是现代经济学中最著名的“非主流”派别。在昨天的一篇推送中，我们给出了米塞斯介绍奥地利学派的一篇论文，其中当然对奥派给出了很多溢美之词。但是，本着兼听则明的态度，我们也同时给出一篇“黑”奥派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奥派的“叛徒”，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他对奥派的观点知根知底，所以批判也可谓十分有力。当然，这些批判有没有道理，还要各位自己判别！如果您对此文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和我们联系！ 我第一次接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上高中的时候，那时我十分享受米塞斯与罗斯巴德的作品。1989年，在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大学修业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参加了米塞斯研究院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夏季讲座。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穆瑞·罗斯巴德还有其他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八年时光匆匆而过；如今，我已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将在这个夏天加入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我想，从我的职业角度出发，仔细地讲讲自己为何不再把自己当成奥地利经济学家是十分自然的事。毕竟八年以前，我曾把自己视为其中一分子。  我绝非否认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学发展做过重大的贡献，但是，正如在后文中将提到的，我认为： a、想要另辟门路，通过本质上不同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新基础重建经济学的努力是失败的。 b、奥地利经济学家经常误解新古典经济学，这导致他们过分夸大了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 c、很多最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的论断都是不正确的，或至少言过其实。 d、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而对于这些进展，大部分奥地利经济学家根本没有领会。 综上所述，我认为，尽管那些自我标榜（self-labeled）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确实对经济学的发展有过一定贡献，但是他们所持的观点与立场，并不足以维持一个独立思想流派存在。想要发展一种“奥地利范式”的努力受到严重挫折，尽管奥地利经济学家们在元经济学（meta-economics）领域（哲学、方法论、思想史）四面出击，却很少收获实质性成果。不管奥地利经济学家们有怎样有价值的成就，它们都必须经受广义上的经济学专业的检验。在这个领域里，人们渴望着原创、正确并有实质内容的思想。 毋须多言，很多朋友比起我来更为欣赏奥地利学派。我希望这篇小文能激起有趣的讨论，同时不影响任何私人关系。 由于对什么是“奥地利学派”这一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我最好还是在一开始就给出明确定义。我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穆瑞·罗斯巴德以及其他学者在他们的基础上获得的后续成果。如果说曾有哪两个人真的属于同一个“奥地利学派”，那么非罗斯巴德与米塞斯莫属。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但大致上他们的观点可以看作完全相同。因此，对他们中一人的反驳，也就是对另一人的反驳。之所以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下文中我将大量的引用罗斯巴德对米塞斯的辩护，其数量超过米塞斯对自己辩护的数量。在大多数情况下，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观点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同时引用两个人的文本来说明问题显得多余。 我把奥地利学派与米塞斯与罗斯巴德而不是F·A·哈耶克划等号肯定会引起争议。理由十分简单：1、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明确的反对很多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要素，而哈耶克并不如此。如果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是正确的，那新古典经济学就是错误的；相反，如果哈耶克是正确的，那主流经济学仅仅需要转换一下关注焦点即可。2、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把他们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了经济学，而哈耶克在1930年代之后就几乎完全转向了对哲学、法律以及观念史的研究。因此如果谈论经济学的话，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显然是比哈耶克更好的研究对象。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大厦立基于一些关键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之上。其中最有名的包括：效用函数、无差异曲线，以及福利经济学的卡尔多-希克斯分析（或被称作“成本-收益分析”、“潜在帕累托改进”）。米塞斯与罗斯巴德完全拒绝这三个理论，并把他们的经济学建立在不同基础上。这显然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奥地利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米塞斯和罗斯巴德过于轻率的否定了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他们自己用以替代它的理论也并不自洽。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习惯用“效用函数”这一术语来描述个体的偏好。比方说，他们可能会这么来形容某人的效用水平：U=a×ln（苹果的数量） （1-a）×ln（橙子的数量）.罗斯巴德则更喜欢讨论个体的“评价序列”是怎样的。比方说，某人的评价序列可以是这个形式：{第一个苹果，第二个苹果，第一个橙子，第三个苹果，……}两种进路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清楚到底什么叫“效用最大化”：对于新古典主义来说，个体决策总是试图使U的值达到可能的最大，而对于罗斯巴德来说，个体通过选择评价序列中排列最高的可能选项来获得满足。 两种路径看起来大同小异，事实上，新古典主义者也许会说他们就是同一回事。不过罗斯巴德指出了它们之间存在的一些潜在不同，并且认为“评价序列”的途径才是正确的方法。为什么呢？罗斯巴德认为，主流经济学的进路轻率地使用了基数效用，而只有序数效用才经得起考验。正如罗斯巴德坚持的那样，“每一个体的评价序列完完全全是以排序的方式存在的，对于处于序列不同位置的两样物品，无论如何无法衡量他们‘距离’如何，所以，任何讨论‘距离’的理论肯定是虚假的理论。” 一开始，罗斯巴德似乎仅仅把他的批评局限在那些“想要徒劳地计量从交换中获得的心理满足的作者”身上。这些作者想通过“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来达到目的。不过很快的，罗斯巴德就转而明确反对整个“效用函数”进路，并将其指斥为逻辑不一的：“主要的错误在于，把效用想象成具体的量，一个与商品相关的具体函数……效用并非量，而是排序”。似乎是为了强调他对主流效用理论的反对是多么有力，罗斯巴德进一步抛弃了主流的中级微观理论：“至于在均衡下不同货物的边际效用之比等同于其价格之比这种说法，不用仔细考察得出这一结论的那些人用了什么方法，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到其荒谬所在。因为效用根本不是一个量，所以并不可分。“在一开始显得仅仅是轻微的修辞问题的区别，导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尽管罗斯巴德的批评貌似有理，但他的确没搞清楚他到底在攻击什么。效用函数进路和罗斯巴德的方法同样坚实的奠基于序数效用论之上。那些发展了效用函数理论的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比如阿罗和德布鲁，成功的避开基数效用的使用。假如某个新古典经济学家说：”第一束商品带来8单位效用，第二束商品带来7单位效用”，罗斯巴德会认为他采取了基数效用论。但这里使用的语言仅仅是技术性的；你必须回到背后定义上去才能真正明白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假如你做到了，就能明白“第一束商品带来8单位效用，第二束商品带来7单位效用”和“第一束商品相较第二束商品更被偏好”两种说法完全等价。效用函数仅仅是对某位代表性个体序数偏好的不完全总结而已。并不是说它发现了一种叫“效用”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新古典理论认为某一效用函数是被某一单调变换所唯一定义的。你可以依你所好随意调整效用函数的符号，只要你对其进行的是单调变换。 那关于罗斯巴德反对的另一理论又如何呢？亦即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使得每件商品的边际效用除以其价格后相等。难道这不正说明新古典经济学信奉基数效用论么？不，并非如此。用内行黑话进行的技术性陈述在不了解其背后定义的情况下每每显得荒谬。效用函数仅仅使用数字去概括序数排列，它并不导致我们去信奉基数效用。从这个函数里导出的私人财货之边际效用并没给我们带来任何额外的东西。 罗斯巴德对效用函数方法的拒斥导致他在其他地方的写作中做出一些奇异的例外假设。运用其价值排序方法，罗斯巴德得以推论出供需定律作为原理。但是在随后讨论劳动与土地的章节中，他又十分奇怪地承认“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不止如此，在他对税收经济学进行讨论时，还提到在理论上确实可以通过对劳动所得征收更高额的所得税以提高劳动供给——他甚至提到了“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而这在其最初的效用与需求理论中是不置一词的。有趣的是，从罗斯巴德的价值排序理论本身无法推出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相反，他从标准的效用函数中“借”来了这个分析，该分析表明价格变化可以在两个不同方面引致需求量的变化。因此，罗斯巴德不仅仅没有不恰当的抛弃新古典的效用理论，而且还深信这一分析的有用性并把将其以额外的假设的形式引进了自己的体系。 总而言之，罗斯巴德错误地指责新古典效用理论使用了基数效用。罗斯巴德的价值排序理论并没什么确实的错误，但这部分是因为新古典的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比罗斯巴德的要放松一些。新古典理论得出了价格变化包含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方面作用的重要结论，但这些结论从罗斯巴德的假设中是无法推出的，他只是不加解释的承认了这一切。 效用函数方法有一个被罗斯巴德所拒绝的终极假设。回想一下，在标准新古典定义中，U(a)>U(b)单纯意味着给定a和b两个选择，a将被选择，或者当U（a），b将被选择。但是若U(a)=U(b)时，——换句话说，代表性个体在两个选择中是无差异的——又将如何呢？罗斯巴德在米塞斯的根本上反对这种可能性（因为它是逻辑不自洽的），并反对无差异曲线这一现代经济学基石之一的使用。 无差异曲线的根本缺陷在于在现实行动中“无差异性”无法被观察。行动表现出偏好，而不是无差异性。罗斯巴德因此批评到“根本的谬误在于无差异性根本无法作为行动的基础。如果某人在两个选项中真的是无差异的，那么他将不可能在两者间做出选择，因此在行动中就将观察不到选择。 罗斯巴德与米塞斯共同分享一个假设：不能在行动中被揭示的偏好是不可能存在的。但为什么做如此假设呢？这难道不是嫁接在某种经济学思想中的行为主义观念么？而这种经济学思想据说严格的反对行为主义。 米塞斯喜欢在课堂上用如下例子展示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法之间区别何在。假设有两个学生在观察上下班高峰时中央车站来往者的行为。”客观主义“或者”忠于科学“的行为主义者将会观察经验事件：人们来来往往，在被预测的时间点上无目的的窜来窜去，这就是他所能知道的一切。但真心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生将首先强调这个事实：人的每种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他将观察到人们离家出门赶火车以为了在早上工作，或者在晚上赶火车回家，等等。很显然，哪种方法将更好的有助于理解人的行为就不消说了。哪位学生将成为真正“优秀的科学家”也十分明了。 正如在我的行动中包含了比行为更多的东西一样，在我的偏好中也包含了比行动更多的东西。我可以拥有各种没有也不能在行动者展示出来的偏好。例如，我昨天对冰淇淋的偏好就永远不会被显露出来，因为昨天我并没有冰淇淋，而我当下对冰淇淋有关的行动仅仅揭示了我当下对冰淇淋的偏好，而不是昨天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拥有对于自己的冰淇淋偏好的内在知识。相应的，除了在市场价格之外，我根本无法显现出我的偏好，但我自己对自己怎样可是清楚的很。 同样确实地是，我能够知道一些对我自身来说是无差异的事例。我经常在衣服的颜色之间表现的无差异；尽管我最终会选择其中一个颜色，但我知道当价格不同的时候我将选择另一种。行为主义这或许会否认我精神状态的实在性，但是这确实不是米塞斯或者罗斯巴德想要采取的研究路径。确实，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在其他文本中运用了“推定偏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互动使得我们仅仅能观察到一个点：均衡下的价格与成交数量，尽管如此罗斯巴德仍然画出了需求曲线以展示在所有可能价格上相应的需求量是多少。同样的，尽管别人仅仅能观察到我选了一件绿色毛衣，但这不能否定我可能在绿色毛衣和蓝色毛衣之间实际上是无差异的这一可能性。 米塞斯与罗斯巴德还有另一项对标准新古典效用理论的根本拒绝：连续性假设。罗斯巴德说“人们行动基于那些对他们的行动有重要性的事物之上。人类无法看到无限可分的极小变化；因此对他来说这根本毫无意义，对其行动而言也毫无关系。” 这个假设比他初看上去的要来的影响更为重大。正如数学家会告诉你的，如果某个函数是不连续的，那么你将无法对它进行微分。这意味着，如果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是正确的，目前在经济学中的数学使用将全部报废。 这里有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偏好是不连续的，那么很可能供给和需求将永远不会相等，假如你画了连续的供给/需求曲线，他们几乎一定会相交。但假如你把他们画成离散的点，供给与需求一般地来说将不会必然相交。因此，基于对连续性的否定而反对数学计算的主张，其实也反对了对简单的几何方法的使用——比如交叉的供给/需求曲线——但这些图形充斥了罗斯巴德的著作。 当然，有人会说连续性的虚拟性质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罗斯巴德考虑过这个回应，并对此表示否定：“很多经济学者认为这个假设是无害但却大有用处的虚构，并指出其在物理学领域的成功应用……但根本的区别在于，物理学处理的是无生命的对象，它们运动却并不行动。” 罗斯巴德就此陷入了严重的矛盾境地。如果连续性假设不是无害的虚构，那他就必须义无反顾的拿走所有其著作中的所有相交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并指出供给等于需求仅仅是在极端条件下才得以成立（而且既然没有连续的价格，那么单单供给与需求相交也毫无意义）。这样的立场是明晰的（不过米塞斯不使用图表，所以对他来说影响相对小一些），但更是古怪的。罗斯巴德应该承认对连续性的假设很少真正改变什么结论，并像接受供给与需求相交那样承认数学计算之于经济学乃是一种合格的方法。 尽管罗斯巴德与米塞斯对主流效用理论的拒斥是相似的，罗斯巴德则更进一步以奥地利方式“重塑了”福利经济学。他的主要结论非常简单朴素：每一桩市场交换都造福于所有的参与者，而每一桩政府干预都以一部分人为代价造福其他人。罗斯巴德因此作出了看似更强的主张：“如果我们允许使用诸如”社会“之类的词来描述所有个人交换的模式，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自由市场”最大化“了社会效用，因为每个人都获得了效用的净收益。” 这一主张可以简单的被表达为每一桩资源交换都有利于所有的参与者，而自由市场允许所有可欲的自愿交换付诸实施。 汉斯-赫尔曼·霍普坚持罗斯巴德的理论，并做出了更强并更精巧的表述：帕累托最优不仅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因而也就是显示偏好，相容；该判准也是通向（奥地利）福利经济学的钥匙。它证明了以如上方式所运作的自由市场，总是，并且必然是增加了社会福利，而每一点儿对其的偏离都降低了社会福利。 严格来说，罗斯巴德只能宣称政府干预的福利效应对于“社会效用”来讲是模糊的。也就是说，既然受害者有所失而干预者有所得，那么在不进行不合法的效用人际间比较的前提下，就无从判断政府对社会效用到底有何影响。这是一个重点，因为它表明罗斯巴德的福利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的辩护比通常所想象的要脆弱的多。具体来讲，罗斯巴德自身的理论剥夺了其以“不效率”的名义反对政府干预的能力。在否认以“效率”的名义为政府行为背书的同时，罗斯巴德也隐含地否认了以“效率”名义否定政府的可能性。在罗斯巴德的理论中并无逻辑缺陷（尽管在霍普版本的罗斯巴德福利中确实有缺陷），但其政治含义则与通常所想象的大有不同：罗斯巴德的福利判准通向了对国家主义可能好处的不可知论，而非明确的否定。 尽管如此，罗斯巴德的福利经济学仍然存在一个更严重的逻辑漏洞，这个漏洞再次来源于其行为主义的观点：只有显示出来的行动才是真实的。因此，罗斯巴德反对第三方的嫉妒可以损害“自愿交换增加社会效用”的原则，他说：“我们无法处理脱离了实际行动的推定效用。我们作为人类行动学家，仅仅能够处理从人类真实行动中能推出的效用。某人的‘嫉妒’，假如不体现为具体行为的话，在人类行动学的视角来看就只是浮云而已……他对其他人的交换是什么感受无法被显示出来，除非其采取侵犯性行为。就算他出版了诋毁这一交换的小册子，我们也没有铁证来证明这不是一个笑话或者精心策划的谎言。” 确实，罗斯巴德还能把这个原则推的再远一点儿。当两个人签订一份合同，他们真的是在表达他们对合同规定的条款的偏好么？也许他们仅仅是显示了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名字面对面的签在纸上而已呢。没有任何“铁证”说明把名字签在纸上的行为不是一个笑话，或者不是为了练习书法！ 罗斯巴德对不可观察的偏好的否定，甚至连B.F.斯金纳都会感到震惊。我们凭什么认为没被表现成具体行为的偏好就是“浮云”呢？在每一给定时刻，通过内省，我们都会对没有显示在行为中的偏好有清楚的了解。搞明白别人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当然更为困难，但这并不能说其他人的精神状态就不存在。国家主义者可以轻易的颠倒罗斯巴德的反驳，并声称，既然没有任何“铁证”说明第三方并不反对别人的自愿交换，那么也就不可能说明白该交换是否真的增加了社会效用。因此，罗斯巴德的福利经济学终于不可知论，不但不能对国家干预下判断，甚至不能对自愿交换的好处下判断 纵观其整个职业生涯，罗斯巴德激烈的批评现代新古典方法的福利经济学，这种方法认为再分配只要是符合“潜在帕累托更优”的标准，就可以认为是“有效率”的。尽管效率的公正性仍远未得到证明，但是这一标准仍然有很多优于罗斯巴德标准之处。具体来讲，它至少允许人们对真实世界的效率进行判断——比如共产主义是没效率的，租金控制是没效率的，侵犯著作权是没效率的，等等。这并不能表明“潜在帕累托更优”这一福利标准是正确的，但却实实在在的提供了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的最初开端。 无数的奥地利文献与书籍都使用标题里所说的“主观主义”一次。这给了人们一个印象，那就是其它经济学家都无法认同主观主义——这是个错误印象。有哪个新古典经济学家声称财货的价值取决于其包含的劳动量，“内在的善”，或者其他个人偏好之外的标准么？确实很多专业论文对偏好的异质性进行了抽象，但这仅仅是个简单化的假设而已。例如，假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对数形式的效用函数就和假设世界上只有鲁宾逊和星期五两个人是一样的。这并不是对真实世界所下的判断，而仅仅是为了关注特定问题而采取的方法而已。 新古典经济学家喜欢对各种状况下“不效率”的判断或许显得他们破坏了主观主义原则。（或者说，做了效用的人际间比较）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这是因为“效率”一词的用法有着与日常讨论中多少不同的技术性定义。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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