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是现代最有影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于1899年5月8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并于1921年和1923年分别获得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任职于奥地利政府、伦敦大学、芝加哥大学、弗莱堡大学等，学术成就涵盖多个领域。他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政治思想家、法学家、心理学家。 哈耶克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持反对意见。直到现在经济学界仍然分为两大阵营：哈耶克所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和凯恩斯所代表的宏观经济学阵营。 哈耶克于1931年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任教期间，他主要用新古典的框架来讲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让当时的伦敦经济学派感到惊奇。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凯恩斯的《货币论》，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货币和周期理论叫板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也是对哈耶克提出挑战的回应。然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发表后，许多原来信仰哈耶克的经济学家纷纷加入信仰凯恩斯的阵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也在全世界盛行。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出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做法不再有效。滞胀使人们重新提起一个频繁争论的问题：政府干预是否能有效地调控危机和失业？这时，政府和公众将目光转向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身上。 哈耶克的学术成就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货币理论。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主要由中性货币理论和自由货币理论两部分组成。针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哈耶克运用中性货币理论，提出解决办法，即在长期内，让货币接近中性状态，维持货币数量不变，限制中央银行行为的货币政策。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滞胀时，他提出了自由货币理论。1976年，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有化》一书中，以独特视角解释了滞胀产生的原因。哈耶克认为，必须要有健全的货币制度，才能保持通货稳定。只有在通货稳定的条件下，价格才能正确反映市场的实际供求，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在哈耶克看来，由于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就可以肆意利用财政、货币手段干预经济，结果必将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价格不能正确反映市场信息，市场机制发生紊乱，进而资源配置失调，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投资减少会导致经济萧条以及失业的出现。失业的增加会迫使政府对经济实施刺激，这就形成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恶性循环，最终发生“滞胀”。对此,他提出“货币非国家化”的设想,即取消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用私人银行发行的“竞争性货币”来代替国家货币。 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与其新经济自由主义相一致，强调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最优化以及资源有效配置。 经济周期理论。在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的信用周期学说、威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和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基础上，哈耶克基于自己的货币理论和资本理论，形成了著名的经济周期理论。他指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使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背离，从而导致生产过程迂回程度的改变。他认为生产结构的变化是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原因。消费者根据时间偏好而改变货币供给量和人为通过货币扩张而改变货币量会带来不同结果。人们的自愿储蓄行为会为经济带来繁荣，并使经济自动恢复均衡，不会出现经济波动；而货币扩张带来的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会引起生产结构改变，导致经济周期的产生。 哈耶克提出，克服经济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要保证货币维持中性和遵循市场规律自发协调配置，从而必须实行自由货币政策，废除中央银行，取消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 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的道路》一书中提到，只有自由市场制度和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私人企业制度，才能切实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竞争制度才能提供技术进步所需要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而集中的计划管理才真正妨碍了技术的进步。 哈耶克指出，计划经济必然是低效率的。其原因在于：一是计划的控制代替个人的自由选择，意味着基本经济动力的丧失；二是社会需要和劳动分工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变得日益复杂。单一的计划管理不可能收集和处理复杂、分散的信息，而且自由市场制度下的物价调节和平衡体系遭到破坏从而无法反映经济变动，集中决策因无法获得充分信息而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哈耶克在此基础上对计划和市场竞争的某种适度结合进行探讨，但他强调，“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鉴于哈耶克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及对社会经济互动分析方面的突出贡献，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推动了20世纪70、8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欧美的复兴。 哈耶克的主要著作有：《货币理论和贸易周期》（1929）、《价格和生产》（1931）、《利润、利息和投资》（1939）、《资本的纯理论》（1941）、《通向奴役的道路》（1944）、《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1948）、《科学的反革命》（1952）、《感觉秩序：理论心理学基础探究》（1952）、《自由的宪章》（1960）、《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1967）、《法律、立法和自由》（1973-1979）、《货币的非国有化》（1976）、《致命的自负》（1988）、《经济自由》（1991）、《自由主义的命运》（1992）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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