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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四大强国晋齐楚秦中，有个很有趣的现象，传承久远、根正苗红的晋齐两国在战国初期都被国内卿族权臣篡位，晋国更是被一分为三，而被他们视为蛮夷的楚秦两国却都始终如一地延续到了最后。纵观中原诸侯，国君受制于臣的现象相当普遍，郑、鲁、宋等老牌诸侯都没能逃脱这个怪圈，楚秦两国是如何保障王权不被以下克上的呢？而更有意思的是，秦楚两国从制度设计到发展轨迹全然不同，他们又是如何殊途同归的呢？
众所周知，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周天子册封诸侯统御各地，而各地的诸侯也要依赖下一级的士大夫管理自己的封地，所以会继续向下分封。在多级分封制下，这些直接管理土地的士大夫实力不容小觑，成为诸侯国内重要力量。
所以在诸侯国中，大多都是国君和士大夫所属的卿族共治之局面。卿族的的来源主要是公族，即没有继承君位的公子公孙，但他们在法理上也拥有着对君位的继承权。所以国君必须对自己的臣子保持一定的防范，然而又不能不重用。雪藏公族一是不符合历史传统，容易被家族孤立；二是公族子弟大多接受了良好教育，素质相对较高，值得重用；三是大家都懂的道理，锅里的肉即使烂掉了也是在自己锅里，这样即使被篡权也不至于让国家改姓，总比被外姓人占了便宜好。
晋齐两国由于历史上深受公族专权之苦，都有意压制公族势力。晋国早期就发生了著名的曲沃代翼事件，封邑在曲沃的公族支脉取代了在翼城的主脉，所以以支脉身份起家的晋国历代国君格外关注自己亲族的动态，有意压制他们的权力。晋文公始建六卿时，虽然过半数卿士都出自晋国公族，但关系都很疏远，甚至都已经改了氏，法理上早没了继承权。而齐国情况类似，齐桓公即位前就要和自家兄弟竞争，死后诸子也闹个没完，所以齐国后来的国君也都时时提防那些血缘关系很近的公室成员，朝内掌权的卿士都是公族远支或者异姓大夫。但正是对公室的压制，晋齐两国的异姓卿族势力得以壮大，并持续打压公族，经过数代发展，国君日益势单力薄，异姓卿族最终各自取代了本国的公室。
秦国国君对待公族的态度本与两国类似，注意启用异姓人才，平衡国内各方势力，但也有很多自己的特色。秦穆公时期秦国最重要的五位大夫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和公孙支，除了公孙支外，另外四人都是异姓，且多是来自他国。异姓势力对秦国有着重要影响，制衡公族，甚至能发动政变更立国君。但这些人的影响力大多局限在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罕有能继续保持影响者，可见官职世袭在秦国并不是普遍现象，至少子辈不能完全继承父辈的爵位或官职，这无疑限制了世家大族的形成。秦国之所以能精确控制卿族的规模，和殉葬制度有一定关系。在秦武公和秦穆公去世后，秦国都有大批士人殉葬，其中不乏良吏名士。《国风·秦风·黄鸟》便由此而作，“彼苍者天，歼我良人！”现在读来还是不寒而栗。
限制家族世袭影响力的现象同样出现在秦国的公族身上，这一点和晋国形成鲜明对照，晋国存在大量远支异姓公族，如郤氏、韩氏，而秦国则很少。秦国历史上出镜率高的公族人大多是在世国君的子嗣和叔伯，血缘关系疏远的基本很难在仕途上受到照顾，也就形成不了晋国那样庞大的卿族世家。所以秦国历史上公室子弟争位虽不罕见，但属于典型的肉烂在自己锅里，继位的仍然是自家人，不影响嬴姓在秦国的统治。
楚国对公族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和秦国完全相反，公族出身的人几乎垄断了楚国官场。楚国的传承和齐国一样久远，故国内存在大量公族后裔，繁衍出了数支大家族。楚国设置令尹协助国君处理国政，类似于后世的宰相，楚国史上共计46位有名可查的令尹，里面39位出自公族，而其中一多半是异姓公族远支，剩下的是在世国君的叔伯兄弟之类的近亲。楚国的公族势力庞大，但那是对整体而言，具体来看并没有能够长期延续的世家，两三代间往往就会被其他家族取代，这与历代楚王的主动制衡过强的老公族密切相关，公族之间也存在激烈竞争，不能齐心应付国君的压制，新公族也乐见其成，协助新君腾出新位。当然楚国也存在很多宫廷内斗，但和秦国类似，都属于烂在了自己锅里，楚王一系始终对异姓公族保持着绝对优势。
在对待公族问题上，齐晋的方法一致，大量启用异姓卿族，经过数百年的酝酿，终成外重内轻的局面。秦国则刻意压制家族力量，制约了世家卿族的形成，秦国的卿士大夫没有足够的力量持续压制王权。楚国相对秦齐晋来说，就有点儿破罐子破摔的味儿了，公族在楚国始终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即使臣子或公子篡权也跑不出自家的范畴，反保熊氏家族延续近千年。秦楚两国公室始终屹立不倒，和其高高在上的君权分不开。在人事官制制度设计上，两国有很大不同，但都保证了君权的绝对权威。
晋齐两国在君位继承上深受周室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简单来说继任国君须是正妻的长子。表面上看保障了君位的有序传承，但也限制了国君在继承人上面的选择权。当晋献公、齐釐公等人试图突破这一限制的时候，坚守周礼的卿族士大夫就有了同国君对抗的法理依据，结果往往会导致延续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混乱。最后继位的新国君自然会倚重曾支持自己的卿族，卿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君权就这样逐步被压缩。
秦国则没有受到这方面的严格限制，国君在选择继承人时范围很广。从历史上看秦国有册立长君的传统，秦国有记录的幼君只有秦出子，五岁继位，最后被权臣弑杀。秦国国君去世前若无成年子嗣，往往会从兄弟中选一个贤能者当继任者。
秦穆公就是以君弟的身份继承的王位，而他的前任秦成公同样是继承的哥哥秦宣公的位子，秦穆公的父亲秦德公走的也是同样路子，而且过程相对平和，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宫斗的记载。秦国的长君策略极大的保障了君权的稳定，限制了潜在的卿权的发展。楚国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但也有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情况，却要比秦国血腥的多。比如楚武王就是杀死侄子夺得王位，楚成王则是直接杀死哥哥即位的。秦楚两国虽然形式各有特色，但殊途同归，国君始终是成年人，限制了臣子坐大的可能，君权在两国得以持续强势。
在秦楚的历次对外征战中，经常能见到国君的身影，比如楚成王、楚庄王、秦穆公、秦桓公都曾带兵出征。而晋齐历史上，则很难见到这种景象。这至少说明秦楚两国国君对掌控军权的意愿和能力上都比齐晋要强。除了军权，秦楚两国国君还始终掌控者朝堂人事大权。楚国设有统揽朝政的令尹，和晋国的正卿类似，但令尹并不是终身制，任免完全由楚王说了算。楚成王时期的令尹子上被诬告收受晋军贿赂，便被成王下令诛杀，楚共王时期的令尹子辛因外交失利被处死，楚悼王还一度摒弃公族，启用卫人吴起为令尹，推行变法。楚王一直掌握着令尹的任免，那令尹之下的群臣自然也就在掌握之中，故楚国鲜有傀儡国君出现。
秦国在春秋官制方面的史料较少，出镜率最高的官职是（大）庶长，权力类似于古老的长老会，他们的数量并不固定，统管所属部民的刑罚、纳税、兵役等一切大权，此职是秦君之下最重要的官职，自主权很大，甚至至少策动过两次政变。整个春秋时期，秦君对管控庶长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这也是秦国在春秋后期衰落的主要原因。秦国这段时期多次发生以臣弑君事件，几乎和晋齐被取代的过程同步，这是公族势力偏弱的必然结果。但秦国的卿士远没有晋齐两国的同行底蕴深厚，甚至很多都没留下具体的名字，所以秦国公室才能摆脱晋齐的命运走向复兴。秦国经历献公孝公两代贤君，大大加强了国君的权力，削弱庶长的职权，取消了终身制，最后经商鞅变法将它弱化为爵位名称。秦国后效法关东诸国设置相邦，但其职权被大大限制，类似于现代美国的国务卿，更多从事外交工作，在国内的影响力远远在国君之下，再行废立已很难想象。
楚国的官僚制度相对健全，保证了君令得到贯彻，有力地维护了君权的权威。而秦国的模式相对混沌，君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晋齐还要危险，卿权时有僭越，但秦国卿族的先天不足令他们难成气候，君权得以保全。晋楚齐秦四大国在春秋时期都经历了灭人国家扩充领土的过程，面对不断增加的新领土，各国都需要解决谁来统御新领土的问题。晋国参照了周室的做法，实行分封制，将新领地直接赐给领军将领，册立新大夫，并鼓励他们向外自主扩张，赵国和魏国都是这样发家的。这种做法无疑极大刺激了底下臣子建军功的热情，对提升国家实力和名望作用甚大，晋国也正是靠这一招维持了百余年的霸权。但副作用也很明显，新领土各自为政，对国君的命令阳奉阴违，加速了国家的分裂和君权的衰落。
楚国的政策和晋国不同，一般在新领地设县，由中央另派人管辖。楚国是最早设县的国家，一县之长称县尹，虽多由公族出任，但任期并不固定，更不世袭，且经常进行调换，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掌控。秦国对地方的掌控则没有楚国那样有系统性，但同样没有推行晋国模式，而是将相对落后的国野制和县制并行。这和秦国的特殊国情有关，早期的疆域远没有楚国辽阔，核心领土局限在关中渭河一线，亦不如晋齐人烟稠密，而且秦国人口集中在国都附近。所以秦国以一都制全国的模式并不落伍，秦国中央对地方的掌控远强于晋齐。
楚秦两国通过不同的策略都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力掌控，而这正是晋齐两国最欠缺的地方之一，无限度的推行分封，最后也落得周室的下场。只要看一眼春秋时期的地图，就很容易发现晋齐楚秦四国分别位于中原北东南西四个方位，当时都是周人与戎夷的交界地带。事实上周室交给晋齐秦的任务正是防备四遭未服王化的野蛮部落，楚人本是周室的防备目标，结果反噬了申、随等一系列周室诸侯，并融入了周室大家庭。
危险和机遇总是同时到来，边疆国家国防压力大，任务重，但也留给了他们极大的扩展空间。春秋小霸郑国深处中原之中，四周都是同族人，无论是扩充军力还是向外扩张势力范围就要承受很大的道义包袱，所以兴盛难以延续，秦晋齐等国则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周王朝自建立始，军事行动主要针对齐国附近的东夷，后来才转向北狄和西戎。春秋时期齐国的外部压力已经很小，而在北方战线周室设置了燕、邢、卫、晋等一系列诸侯国，晋国毫不孤单，还能趁机扩充势力。齐桓公就靠着“尊王攘夷”的口号当上霸主，晋文公也以保护周天子的名义联合诸侯抵御楚国北上。但在西方，秦国面临的形势和地近中原的晋齐两国有所不同。关中本是周人祖地，但西北诸戎势力强盛，西周末年，多次联合内陆诸侯掳掠关中，最后酿成幽王之乱。周人不堪其扰，周平王这才动迁，将烂摊子留给了以秦为代表的的一群小诸侯国。周王朝的中央军尚且应付不了戎人部落，秦国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秦穆公时期，秦国在春秋时期的国力达到极盛，秦人已经取得了对西戎诸部的优势，战略目标转而向东，但遭到晋国的强力阻击，无奈回归西线，遂“灭国十二，开地千里”，独霸西戎。秦穆公之后，秦国衰落，诸戎慢慢复苏，秦国的后院始终无法安宁，直到战国中期，秦国消灭义渠部落后，这才彻底解决心腹之患。在秦国的整个春秋史上，秦人始终要面对西北游牧民的威胁，养成了秦人坚韧不拔、剽悍尚武的精神气质，这是秦国强大的根本。而持续的外部威胁促成了国内的团结形势，客观上也不允许出现性格软弱或年纪偏小的国君。
楚国以小小的子国身份崛起，一路筚路蓝缕，发展成为南方第一大国。楚国的潜在的敌人比秦国要更加复杂，除了压制江汉至淮河诸夷，还要提防北方的姬姓诸侯。连续不断的外部军事行动掩盖了相当多的国内矛盾，在春秋后期之前楚国呈一路上升势头，国君的地位自然难以撼动。开启外战是转移国内矛盾视线的不二法门，一旦没了外部战争，内部矛盾会瞬间放大。晋齐两国的外部威胁消失之后，便很快陷入内斗。齐国吞并消化了东夷后，独占胶东半岛，三面环海，唯东面独对中原各中小诸侯，如此地缘态势，若不想对外争霸实在是个安乐窝。齐桓公之后的齐国正是安于现状，很少主动对外征战，直到国君被田氏完全架空。晋国的北方威胁减小后，一直积极南下争霸，国内卿族与国君还算相安无事，争斗更多发生在各卿族之间。到春秋后期，晋国的向外扩张已到极限，三家分晋便成最后的选择。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秦楚两国堪称“糟糕”地缘位置，令他们要面对比内陆诸侯和晋齐更多的外部威胁，但也造就了更加团结统一的国内环境，最终转化为凌驾于他国之上的国力。 结语
秦楚两国强君弱臣的集权形式在战国时期被关东诸国效仿，在由战国首霸魏国发端的变法浪潮中，对于统治阶层来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瓦解了卿族赖以生存的世卿世禄制。卿权被严重削弱，国君权力得到极大加强，国君完全掌控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随着君权的强势，君权强盛的标志宦官专权和后戚政治开始在各国逐渐出现，并最终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难以解决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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