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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因而称位皇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王朝秦朝。
为何要统一？ 公元前1046年二月二十六日晨，周武王率领周方国以及各诸侯国的联军，在商王朝国都朝歌的牧野布阵并作誓，然后挥军直指，攻入朝歌，商王子受辛于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周朝于是开始分封诸侯，其原因有下： 第一、给予追随周方国对抗商王朝的方国以奖励。 按《尚书·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这里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就是追随周方国一同起兵的方国，被称为“牧誓八国”。 第二、按照黄帝、尧帝以来的传统，进行分封。 华夏族有着悠久的祖先崇拜信仰，因此在“不绝人祀”的朴素理念之下，周朝对古圣王的后裔进行了分封，如封舜帝之后于陈国，夏禹之后于杞国等； 对商朝遗民进行了分封，如商纣王之子武庚于邶国，商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宋国等； 对功臣进行了分封，如封太师吕尚于齐国。 第三、商周时期交通的不便利，信息传递的不畅通，以及存在着诸多未必愿意尊奉周天子的方国、部落，需要周朝以分封来完成对各地的征服和同化，从而纳入到大禹以来的五服、九服制度中。 所以周朝以宗亲践土而封诸侯，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这种血缘宗族的密切关系，为周天子完成开拓、镇守的任务。 然而自周朝建立之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铁器的广泛运用，农业作为社会的基础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农业加工业、手工业、工业的不断发展，进而引发了商业的繁盛。 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随之得到适应性的变化和变革。 而西周灭亡平王东迁东周建立，意味着周天子的权威不断丧失，对诸侯国的影响不断衰弱。 于是春秋开始，诸侯国混战，小的诸侯国被吞并，大的诸侯国称霸，周礼制度崩坏。 经过春秋时期的混战，实力不足的小国不复存在，非华夏族的方国、部落或被消灭同化，或被驱逐，于是战国更大的混战开始了。 不断的战争引发的直接后果是，诸国为了强盛，开始纷纷变法，各种学说不断涌现，于是旧有的制度彻底崩散，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并引发了经济、政治、军事诸多方面的变革。 对于战国时期仅存的诸侯国而言，有野心有实力的国君和贵族们渴望统一，则他们可以实现政治和经济上最大化的利益；对于百姓而言，他们渴望和平，希望战争结束，而结束战争唯一的手段，就只剩下统一。 因此，对于战国后期的诸侯国和天下百姓而言，统一已经是唯一的且必须的目的和要求了。 为什么是秦朝？
自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实力衰弱，天子的权威衰减，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也开始变得频繁了起来。 自齐桓公八年，公元前678年的幽地会盟之后，齐桓公首先确认了霸主的地位，而后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 所谓霸主，在实际上就是取代了周王室，成为天下共主，接受各诸侯的朝拜，调解各诸侯之间的争端，并在发起战争时获得诸侯们的支持。 三家分晋之后，东周进入战国时期，此时经过三百六十余年的兼并，诸侯国的数量从春秋时代初期的一百四十多家，缩减到了二十多家。 最终齐、燕、赵、魏、韩、楚、秦共七国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为战国七雄。 齐国自齐桓公以来，国力一直很强盛，虽然期间起起落落，但仍旧是东方大国。战国初，田氏代齐，姜氏齐国绝祀。 因为管仲改革的制度遗留，齐国重视商业和经济，拥有海盐之利，所以经济发展很好，军事实力也较为强大。 田齐桓公田午在位时期，为了对田氏取代姜氏而成立的齐国政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田午在国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设立了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由于是官方主导，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和政府智库。 稷下学宫采用的是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因此兼容并包，凡到学宫的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也不管国别、年龄、资历如何，都可以自由发布自己的学术见解。 因此在其兴盛时期，稷下学宫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的几乎所有学派，为“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也因为稷下学宫的存在，齐国养士之风盛起，但是与秦国相比，稷下学宫的存在，自由的学术环境，也就意味着齐国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执政理念，换一个国君，可能就执行一种学派的政治观点。 因此齐国不可能接过统一的重任，因为在内部它并没有一套长久的、行之有效的执政思想为指导，即缺乏一种可以聚拢国人乃至天下人的政治纲领。 燕国地处华北、辽东地区，地理位置最为靠北，其最大的外部敌人，一直是北方的戎狄。 燕国最强盛时期在燕昭王，随后燕国与齐国、赵国先后发生战争而不能完胜，这就意味着，燕国若要统一天下，首先面对的是齐、赵两个大国，其统一的希望渺茫。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赵国成为东方六国最强大的国家，但是长平之战败于秦国，其实力大减。到邯郸之战时，平原君赵胜不断外交，信陵君魏无忌窃虎符而指挥魏、楚两国联军支援，秦军大败。 邯郸之战意味着从此东方六国再没有一个可以独自抗衡秦国的国家，经此两大战役，赵国实力迅速下滑，再也无力同秦国争霸。 魏国自魏文侯、武侯两代，李悝变法、吴起改革，使得魏国强盛而称霸中原。公元前342年，魏国攻打不愿意承认魏国称王的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孙膑任军师的齐国大军，在马陵设伏，魏君大败。 马陵之战使得魏国沦为二流强国，而公元前293年的伊阙之战，秦国大将白起全歼韩魏联军，魏国再无对抗秦国的能力。 韩国最强盛是在韩昭侯时期，昭侯以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并变法。但韩国有一个天然的弱点，那就是它地处中原，四面被魏、秦、楚国所包围，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所以是战国七雄中最没有希望统一天下的诸侯。 楚国的祖先曾经连续四代服侍周文王、武王，到了周成王时，感念其功绩，于是封熊绎为子爵，封地在当时人认知中的南方蛮荒之地，且赐予的土地仅有五十里。 熊绎到封地之后，先建了占卜和祭祀祖先的宗庙，但却没有可以用作祭祀的贡品，于是就去临近的鄀国偷了一头小牛，又怕主人找来，于是连夜宰杀后祭祀。（出自《清华简.楚居》） 按《国语.晋语.叔向论务德无争先》一篇：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 周成王在岐阳大会天下诸侯，楚国则需要向周天子上贡包茅，即天子祭祀时用来缩浊酒的青茅草。熊绎作为子爵也参与了会盟，却被视为荆蛮，负责在与会的诸侯座位前放置青茅草，摆好代表座次席位的望表。 楚国国君为芈姓熊氏，出自祝融氏，祝融氏自黄帝时期就担任火正，所以熊绎被安排与鲜卑代表一同守燎，也就是看守祭祀的火堆。 岐阳大会盟，熊绎甚至不能够参与会盟，哪怕他身为子爵。到了周康王时期，熊绎前往朝拜天子，天子回赐诸侯礼物，只有楚国未得到。 因此在周朝初立楚国开国之始，楚人就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这使得楚人也以蛮夷自居，而且在其强盛之后就开始了灭国扩张的道路。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熊通）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 熊通攻打随国之后，便要求周天子加尊号为王，而周天子不从，于是熊通自立为王，是春秋以来第一个僭越称王的诸侯，可见楚国对衰落的周王室的轻视。 虽然楚国以蛮夷自居，但更像是对岐阳会盟的不满和愤怒，楚人“不服周”，即不认可周天子的九服制度，不愿意遵从九服制度朝拜上贡周王室。 然而同晋、鲁这样的周王室亲近的宗亲诸侯一样，楚国对周礼的坚持和学习也是全面的。 楚国使用同中原诸侯国一样的文字，语音、词汇有较多的地域特色，在军事兵种方面也吸取了极多的周朝制度，也采用了分封制度，所以在其国内形成了诸多同姓小宗的封建贵族。 其对外的民族政策，楚国积极同中原诸侯沟通交流，推广融夷为夏的政策，对江淮一带的东夷方国诸侯，通婚联姻或攻灭而融合；众多西戎诸侯国也被融入楚国内，且楚国对南蛮不断攻打，融合了一部分濮人，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然而自春秋至战国以来诸侯长年累月的彼此征伐，即便战国后期秦国崛起，中原诸侯国仍旧内斗不止，“合纵”的外交联合政策也被秦国化解，且内部贵族仍旧争权夺利，于是最终楚国被秦国攻灭。 与齐国一样，自春秋以来，楚国数度强盛，也曾落魄，但依靠其人口和顽强的精神，一直与秦国相抗衡。 但是楚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学周朝学得太像，以至于号称“小西周”，分封的贵族太多，导致楚王的权力不够大，贵族们对楚王权力的掣肘，彼此之间对权力的争夺，导致楚国内耗严重，而楚王直到灭亡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从战国时期最为强大的七个诸侯国来看，齐国内部思想不统一，君主的执政不能够持续，这就导致齐国在外交、军事上表现得不稳定且短视。 燕国地理位置太过于偏僻，且国力不能臣服临近的齐、赵两国，这意味着它南下称霸中原的道路被彻底堵死。 三家分晋后的赵国虽然是山东诸侯最为强大的一个，但是与韩国、魏国的仇视和战争，导致它很多时候要独立面对秦国的攻击。 魏国地处中原，虽然一时强盛，但后劲不足，一战而实力倒退；韩国国土最小，虽然军事装备先进，但是与魏国有一样的问题。 所以赵、魏、韩三国的问题是，它们没能及时放下自三家分晋以来的彼此矛盾，联合抵抗秦国太晚，已经在历次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国力，也就丧失了称霸统一天下的机会。 楚国的问题在于分封，导致其实力被分散到诸多贵族手中，难以统合所有贵族的共同利益，于是空有强大的实力而不能够完全发挥。 所以统一天下的重任，最终落到了秦国头上。 秦国统一的因素
按《史记.秦本纪》，秦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颛顼帝，颛顼帝的曾外孙大业生子大费，协助大禹治水。舜帝因其有功劳，而赐姓为嬴。 大费的后代投奔商部落，为商王驾车而成为商朝贵族，因此他的后人的一支被商朝分封在了西戎族附近，为商朝保卫西部边陲之地。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封纣王之子武庚于邶国，武庚引发“三监之乱”。 大费的后代飞廉为纣王臣子，在“三监之乱”时前往东夷，联合奄、徐、黄、江等赢姓方国反对周朝。于是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旦，被封在奄国故地，以其长子伯禽代往，建立了鲁国。 而奄国之民，一部分给了齐国，另外一部分则被周朝强制迁往西戎故地。所以早期的秦国墓葬群，带有强烈的商文化风格。 飞廉有子恶来，恶来的弟弟有后代造父，在周穆王时期为天子驾车，在徐国徐偃王发起叛乱时，周穆王正在外出巡，造父驾车赶回国都而立大功，于是被周穆王封在赵城（今山西洪洞），这一支即为嬴姓赵氏。 周孝王时期恶来的后人非子养马有功而被封在秦地（今甘肃天水），非子于是以封地为氏，号秦嬴，成为嬴姓的大宗，并被周孝王许可续嬴姓祭祀。 此时秦人被周天子视为附庸，国事都被托付给周王室，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权。 周幽王时废嫡立庶，幽王第一任王后出自申国，于是申国联合犬戎攻打周天子，杀幽王于骊山，西周灭亡。 犬戎大军于是盘踞在西周国都镐京，周平王不得不召集诸侯勤王，秦人此时并非诸侯国，但也派兵营救。公元前769年，周平王东迁洛阳，秦人带兵护送，因而被封为伯爵，始为诸侯。 因此战国七雄中，秦国是最晚成为诸侯国的。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为诸侯；公元前376年，赵、魏、韩废晋静公，瓜分晋国公室剩余土地，至此作为诸侯的晋国彻底不复存在，是为“三家分晋”。 魏国国君祖先在晋国时期为周朝公族，姬姓魏氏；韩国国君祖先在晋国时期为晋国公室，姬姓韩氏；而赵国国君在晋国时期属赢姓赵氏。 所谓公族，就是周天子、诸侯国君非嫡系的后人，按照周朝的宗亲制度和周礼，公族就是小宗，与天子、国君同族为宗亲。 考虑到赵、魏、韩三国都曾在晋国为六卿，其祖上都曾经参与到晋国时世卿执政的漫长替换过程中，所以一般认为，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秦国是最晚成立的一个。 成立的时间最晚，也就意味着秦国受周礼的影响最浅，“历史包袱”最轻，所以其相比其余诸侯国，就有了自己的特点。 文化上，由于秦国与西戎接壤，彼此融合，因此秦国虽然有着多神崇拜，但其宗教水平层次较低，与周王室及中原诸侯国崇尚祖先不同，秦人的宗教祭祀更关注日常生活，即相较而言，其信仰更加世俗化、现实化。 在祭祀上，周天子行祭天地礼，是因为周朝君王自认为“天帝之子”，是以王权为主导，神权为附属，即神权低于王权且从属于王权的。 在之前的文章曾经论述过，周朝之后，神权就成为王权的工具，周天子祭祀天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宣扬神权至上，而是通过神权来维护王权。 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天子权威衰落，诸侯国开始僭越祭天，而秦国也同样有自己的祭天之礼，即畤祭。 公元前771年，秦国在成为诸侯国之后，秦襄公于是在国都西面行“西畤”，祭祀少昊，因为赢姓源自东夷少昊。因周人祭祀五方五帝，故而秦人以其居于西方，而将少昊抬到了西方白帝的位置。 公元前755年，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上落下，蛇口落在了鄜地，于是建鄜畤祭祀白帝。 公元前672年，在迁都雍地（今陕西宝鸡凤翔）后，秦宣公在渭水之南建密畤，祭祀东方青帝伏羲。 公元前422年，秦灵公在吴阳（今陕西省宝鸡市吴山）建上畤，祭祀黄帝；建下畤，祭祀炎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祭祀黄帝的轩辕庙，和第一座祭祀炎帝的神农庙。 公元前367年，秦献公于栎阳建畦畤祭祀白帝。 因此秦国的畤祭与相对虚无缥缈的周礼祭天不同，是将五方五帝与上古三皇五帝对应了起来，是将华夏的古代圣王们神格化并加以祭祀崇拜，其本质仍旧是世俗化的祖先信仰。 从祭天设四畤可以看出，秦人在文化上更注重实际，所以虽然身处西陲之地，接收中原新事物较晚，但接受程度更甚。 所以虽然诸侯国各国都有变法变革，但最为彻底的却是秦国，这就是因为秦人更看重实际利益和效益。 在军事上，由于与西戎接壤，且周平王封秦国为诸侯伯爵的目的，就是驱使秦人驱逐犬戎收回故土，所以秦国立国之后，主要的拓展方向就是向西、向北。 通过对西戎的持续战争、吞并、融合，秦国占据了关中大部分土地，到了秦穆公时，又将陆浑戎整体东迁给晋国，晋国则将陆浑戎安置在了洛阳附近。 春秋时期，晋国持续强盛，而秦国欲称霸，则必须要挑战晋国，自秦穆公以后，秦国无力东出，只能算是二流强国。 三家分晋之后，魏文侯李悝变法，又以吴起为将，侵吞秦国的河西之地而置西河郡，秦国无力抗衡。 于是秦简公时期改革制度，承认土地私有；秦献公废除人殉、鼓励工商、编制户籍、推广县制，意图从败于吴起的耻辱中恢复。 所以秦孝公时期任用商鞅变法，这是春秋战国以来最为彻底的一次变法，而秦国也脱胎换骨一般，称为战国后期最为强大的国家。 所以商鞅变法的成功，也可以看做是秦国完成统一天下重任的原因，即： 1、秦国成为诸侯国最晚，文化偏向实用主义，所以秦国愿意接受变法改革，且对变法改革的需求更迫切； 2、秦国与周王室、中原诸侯国的制度不同，接受周礼的程度较低，因而分封的贵族也较少，且在商鞅变法之前，很少有秦国公族参与到政治中； 3、秦国地处西陲，长期与西戎争斗，其国土几乎都是从西戎那里抢夺回来的，因此秦国注重军事，民间百姓也不惧战争； 4、因为底蕴浅薄，所以秦国对外来人才重视，其客卿制度最为典型，在秦人重实用的文化下，外来人才不断涌入，即秦国可以选天下之材为己用； 5、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执政理念，就是以法家为基础，其目的就是为了攻打六国而统一，也就是与齐国相比，秦国已经有了一个可持续的长久的执政纲领。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则是： 1、重刑，颁布并实施李悝的《法经》，实施连坐制度，轻罪亦用重刑； 2、军功为上，废除世卿世禄制度，颁布军功二十等爵制度； 3、重农抑商，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奖励开荒，奖励耕织，限制商人经营范围，对商业征收重税； 4、禁止游民，要求所有人必须有工作； 5、废井田、开阡陌，国家允许土地私有，且允许土地买卖； 6、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 7、统一度量衡，由国家颁布发行度量衡的标准器； 8、强行分家，推行小家庭制度。 商鞅变法是对旧有的周礼制度的彻底而全面的改革，重农抑商，限制游民，其目的是将大部分百姓变为农夫困在土地上；军功至上而用重刑，是为了让百姓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废除井田制，则可以在二十等爵的军功制度基础上给予有军功者以土地奖励；废除分封制，则秦国公族贵族实力大减，权力归于中央；推行小家庭制度，则是对周朝的宗族制度的打击，防止地方出现豪强势力。 商鞅的变法是成功的，秦国自此以后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为未来秦始皇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商鞅变法及其思想，还有着许多的缺陷，比如轻视教化的作用却重视刑罚的使用，这就是“不教而诛”。秦国推行军功后，民间风气轻学而好斗，最终走向了军国主义。 从《商君书》我们就可以看出，商鞅变法的目的，是愚民政策，是让秦国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中心为重心，通过军功二十等爵制度的不同奖励，吸引和鼓励百姓参与战争，而百姓获得爵位后，又通过重刑处罚并剥夺爵位。 这样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百姓就被当做物资生产者和战争的具体执行者，百姓是被视为可以源源不断产出的消耗品，属于国君和上层贵族的工具。 因此商鞅的思想，其实是无视生产力的发展的，也是根本不去考虑真实存在着的百姓们的具体想法的，其一切变法措施，并不是为了富民，而是为了强国，即将秦国打造成为中央集权的军事主义国家，进而就可以通过最为直接的暴力战争，完成统一这一任务。 于是到了秦王政时期，连年对外战争，对六国的打击，军事行动的巨大胜利，统一也变得水到渠成。
公元前230年，秦王政十七年，灭韩国； 公元前228年，灭赵国； 公元前225年，灭魏国； 公元前223年，灭楚国； 公元前222年，灭燕国； 公元前221年，灭齐国。 需要说明的是，卫国是秦始皇在位时期仅存的诸侯国，公元前254年，仅存国都的卫国就沦为魏国的附庸，秦始皇灭六国，卫国继续作为秦国的附庸而存在，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废卫国末代君王卫君角为庶人，卫国作为周分封的最后一个诸侯国，不复存在。 有人认为是因为卫国向秦国提供了诸多人才，比如吕不韦、商鞅，所以秦始皇才没有灭卫国。 我个人的观点是，华夏族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则灭国后“不绝人祀”就成为了政治正确的传统。 我们看秦灭六国后，六国末代国君的待遇，韩王安投降后被安置在陈县，公元前226年，韩国旧贵族在原国都新郑发动叛乱，叛乱平定后，为了根除祸患，韩王安被处死，此时秦国正在攻打赵国的残存势力。 因此韩王安被杀，是因为天下未一统，公元前228年赵王迁投降，但公子嘉逃到代地称代王，仍旧在反抗。所以韩王安之死，有杀鸡儆猴的意图。 赵王迁被俘虏后，秦王政将其流放到房陵。 魏王假投降后，下落不明，有说法是同样遭到了流放。 楚王熊负刍被俘，下落不明。 燕王喜被俘，下落不明。 齐王建不战而降，被安置在共地，大约是无法自食其力而饿死。 若无韩国旧贵族的叛乱，韩王安的下场，大约会是被软禁在某个地方老死。下落不明的三位，以赵王迁的待遇，大约也都是被流放。 秦始皇并不是一个肆意妄为的暴君，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六国既灭，天下一统，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他要考虑的就是让秦王朝长治久安。 那么留这些被俘或者投降的末代君主们一条命，就可以安抚六国的贵族和百姓，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贵族和百姓们愿意接受安抚的善意，否则韩王安就是另外一种下场。 留下卫国，是因为秦始皇已经意识到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坏处，他必须引导安抚秦国内部的好战派，同时又因为六国被纳入郡县制的直接管辖，就要有足够的人才充任官僚，去为秦始皇治理地方。 那么向来文风昌盛的卫地，“多君子”的卫国，留下当做附庸也是可以接受的了。 需要说明一点，在古人的观点中，附庸国与诸侯国是不同的，诸侯国是要接受国君的册封，属于华夏族常有的、传统的政治制度；而附庸国，则其国事都要交给大国。 那么什么是国事呢？《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前者是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宗教信仰、教育、外交等权力，后者是一个国家的军事权。 卫国作为秦国的附庸，国君拥有的唯一权力，大概就是祭祀卫人的祖先了。对于这样一个几乎不会对秦国产生任何威胁的国家，秦始皇允许其存在也就可以理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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