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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玉石天体观的信仰与神话 就华夏的上古神话观念产生来看，比铜石并用时代更早的是玉器时代（即新石器时代中期和后期），那时根本没有冶金技术的实践经验，一切重要的圣物生产经验都主要来自加工玉石的实践。所谓“切磋琢磨”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等汉语流行说法，都直接源自那个先于铜石并用时代而存在的玉器时代的生产工艺经验。由此不难说明：前文论述的金属天体观，产生于铜石并用时代的信仰和神话，属于较晚出现的文化小传统；第二节论述的玉石天体观，才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史前玉教信仰的神话观念产物，属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大传统，具有文化编码方面的原型价值。 在我国，从前金属时代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到铜石并用的龙山文化，大约经历了一两千年的漫长演变过程。可以判断的是，以金属比喻天体的神话观念的产生，只能是在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明的过渡时期，不可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相比之下，以玉石比喻天体的神话观，显然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根源。理由很简单，冶金器物的普遍出现是在距今约4000年，而玉石器物的出现时间要早到距今8000年。二者之间足足有数千年的时间差，可知二者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深远的大传统与新兴的小传统之关系：玉石崇拜的大传统是金属崇拜的小传统之母胎和发生基础。杭州湾地区的浙江余姚之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7000年，出土玉器有玉管、玉珠、玉璜、玉玦等。在仰韶文化的典型村落之一，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几件加工风格格外古朴的玉器。其时距今约6000年。在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2007年新发掘出酋长级别的高等级大墓，一位领袖人物的墓葬中居然陪葬玉礼器多达300件，其中还有代表神秘占卜方式的玉龟和玉签，其时距今5300年。相比之下，与此大约同时的中原地区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玉器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及。这很可能是受到中原地区缺少足够的玉石矿藏的自然条件制约。如河南省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于1994年发掘的伊川县伊阙城遗址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五座带棺椁的大墓中有四座墓有陪葬器物，其中一座墓随葬陶器２件，三座墓随葬玉器各1件，皆为小件玉佩饰。 从早期出现古玉加工生产的史前文化遗址看，先是单独使用青天色的玉石或绿松石，随后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开端之际，才相应地出现金玉组合的礼器圣物，这表明“天赐圣物”之观念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进步而变化的轨迹。值得注意的是，天蓝色或绿色的玉石——绿松石，由于其天然色泽的特征，很可能是先民们最初较为普遍的类比于天体之圣物。地矿宝石研究家何松《中国古老名玉———绿松石》一文指出： 中原是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最早利用绿松石的地区，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沙窝李两处裴李岗文化遗址（距今8200～7500年）中，出土有绿松石方形饰、圆珠等饰物。在黄河流域的郑州大何庄、陕西西乡何家庄、山西临汾下靳村等仰韶文化遗址（距今7000～5500年）中，发现绿松石鱼形饰、腕饰、镶嵌指环、圆珠等饰物。在山东大汶口、衮州王因、临沂大范庄、宁阳堡头、苏北邳县刘林等大汶口文化遗址（距今3800年）中，都发现了绿松石装饰物。在东北辽河流域的大连郭家湾、丹东喀左东山咀、东沟、阜新胡头沟、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等红山文化遗址（距今7000～6000年）中，皆发现绿松石饰物，其中喀左东山咀出土的作展翅形态的绿松石器物，出现在祭坛中心部位，为史前人类祭祀活动的文物。在长江流域的湖北屈家岭、上海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遗址（距今5000～4000年）中，也发现了绿松石饰品。在珠江流域广东曲江石峡文化遗址（距今6000～4000年）中，出土了绿松石饰物。古老而又美丽的绿松石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已遍布中华大地，被史前先民用来制作装饰物，其开发利用历史悠久，传统优秀。 绿松石的外观呈现出一种酷似蓝天的色泽，这就足以使它成为惹人喜爱的美石。从矿物学角度看，它是一种含水的铜铝磷酸盐，石质细腻，微透明至不透明。绿松石因为含铜量和含铁量的差异，其颜色也有不同：从天蓝、绿蓝到绿色等。作为广义的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绿松石以其色彩上的联想特征而较早成为天体的象征物。不过，类似的联想也不仅限于东亚古国，而是在世界许多地方催生出较为普遍的神话象征观念，还牵涉到颜色与绿松石相近的天青石。这就需要借助于跨文明的比较神话学视野。 符号学家哈罗德·白雷在《失落的象征语言》中讲到蓝色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天空象征意义，他指出埃及的伊西斯女神不光被称为“开端之女神”，也被称为“绿松石女神”，她召唤奥西里斯为“绿松石和天青石之神”（the God of Turquoise and Lapis Lazuli）。亚述的光明与智慧之神辛Sin），其形象特征是留着长长的天青石色的胡须，其象征意义在于显示和降下真理。宗教学家则强调，对于古人来说，天青石承载着超自然的神力或灵力，足以为其拥有者和佩戴者发挥辟邪和保佑的功能。如《黑巫术》的作者阿赫迈德说： 宝石类被普遍用作护符，古埃及人为此而特别看中宝石。蒙古人种也十分相信宝石具有的驱邪护身功能。……古埃及特别喜爱天青石所制的护符，某些金属也被认为具有吉祥意义。 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古埃及和亚述馆馆长巴齐所著《埃及巫术》第2章题为“魔法石或护符”，其中讲到一个埃及传说，认为公元前4300年的埃及法老赫塞提（Hesep-ti）统治期间，《亡灵书》第64章就被人用天青石的文字（letters of Lapis Lazuri）记录下来。这种象征天界的神圣材料当然给这一章的内容赋予重要意义。至于天青石在古埃及的邻邦苏美尔文明中所扮演的作用，就显得更加关键了。让·谢瓦利埃等专家编著的《世界文化象征辞典》给出的词条解释如下： 天青石：在美索不达米亚地方，在古代伊朗的萨桑王朝，在哥伦布之前的美洲，天青石是宇宙中星星之夜的象征。有一点很重要，在西非一带，一种人造的青色石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石头的象征意义和宗教价值，可以从神圣力量的观念中得到解释，因为他们具有天空的颜色，所以它们具有这种力量。 他们（众神）还没有为糊涂的人们树立一位国王 （还）没有束发带和王冠被扣住…… （还）没有节杖被装饰以天青石…… …… 节杖、王冠、束发带和权杖 （仍）被放在天空中的阿努面前 结果没有它的（即王权的）人民的询问。 （然后）王权从天空中下来了。 由此不难看出，天青石作为神明的象征和王权的符号物，如何在神话观念支配下发挥出文明城邦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作用。鉴于玉石的神圣化历史比一切金属都要久远得多，它并不因为文明社会进入青铜时代就失去往昔的法力。一种常见的方式是将贵金属与玉石相互组合，打造成为宝上加宝的顶级圣物。在世界各大文明发生期，金属与玉石组合的方式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用镶嵌工艺，将老的圣物玉石切割为小块再拼接和镶嵌在新的圣物金属界面上。在这方面，全球最著名的古老代表作首推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之墓出土的镶嵌天青石黄金像。 古埃及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黄金圣器的地方之一。制造这一件法老金像所用的珍稀材料，除了在埃及本土冶炼的黄金之外，还有极品的绿松石和天青石。后者被认为是从遥远的东方进口的。法老金像虽然在地下掩埋了三千多年，当它在1922年被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重新发掘出来时，其黄金质地依然金光灿烂，上面镶嵌满满的深蓝色天青石和浅蓝色绿松石，依然熠熠生辉，动人心魄。法老手中所持的神圣王杖与连枷，也都是用一节黄金加一节天青石精心组合而成的（图3）。埃及法老被认为是人间的神，这些神话想象的圣物是表明他们君权神授身份的最佳物证。  回顾中华文明发生期，绿松石的使用虽然早自裴李岗文化就已经普及，但是直到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陶器和晋南的陶寺文化器物上，才出现较早的成规模的镶嵌绿松石圣物。如在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器有八百多件组。“此外，还见到已散落的绿松石镶嵌饰片900余枚”。陶寺文化中的铜器生产似乎还处在萌芽阶段，金玉组合也尚未出现。又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人们在该遗址看到一大批伴随着中原王权建构而出现的金玉组合圣器，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如用两千小块绿松石粘贴而成的巨龙与铜铃的组合法器（图４），以及铜铃加玉舌的搭配组合，还有一批镶嵌绿松石的铜牌（图5）等，都是如此。从二里头文化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和绿松石龙与铜铃二元组合的情况看，中原地区新出现的冶炼和铸造铜器技术等，和传统更古老的琢磨玉石技术一样，具有明显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象征性建构功能。新老技术的结合，体现为金玉组合型礼器的全新问世。    注：本文节选自叶舒宪 《女娲补天和玉石为天的神话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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