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知名文献家黄丕烈将自己丰富的藏书以及对版本、校勘的卓识应用到图书刻印出版上，同时对图书发行做了有益的尝试。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或作绍甫，号荛圃，又号荛翁，自称书魔、求古居士、士礼居主人等，清代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他是清代知名的文献家，收藏宏富，校勘精审，刊刻勤谨，在我国图书收藏与出版史上可谓不可多得之人。郑伟章在《文献家通考》中称其为“乾隆、嘉庆间文献之宗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图书校勘和刻书方面所做的工作，在我国古代图书出版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今天要了解和研究中国图书出版的历史，黄丕烈是一位不可不提及的人物。
一
黄丕烈藏书甚丰，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称：“昔人谓乾嘉以来藏书家，当以丕烈为大宗，而乾嘉间之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允矣。”“百宋一廛”即是黄丕烈藏书处之名。《清史列传·文苑传》云：“丕烈博学赡闻，寝食于古，好蓄书，尤好宋椠本书。”好藏书、藏好书是黄丕烈一生的追求。他一生前后收藏了大约二百多部宋版书和上千种元、明刻本以及大量的旧抄本、旧校本。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称其是“吴中藏书之富甲于天下之人，绛云、汲古，其最著也。乾嘉以后，首推黄氏士礼居。”“乾嘉以来藏书家，当以先生为一大宗。”
黄丕烈藏书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好藏宋元旧刻。黄丕烈自称“佞宋主人”，他“第求精椠，独嗜宋刻”（洪亮吉《北江诗话》），有专门收藏宋版书的“百宋一廛”，还有因藏有毛晋藏宋刻本《陶渊明诗集》与南宋刊本《汤注陶诗》而得名的“陶陶室”等，一生所收宋元旧刻堪与皕宋楼相媲美。顾广圻曾作《百宋一廛赋》赞之：“驰香严与芳淑，思计日而取儁。范屋室于卫荆，姑掩皕而一。”〔1〕“香严”乃“藏书四友”之一周锡瓒的书屋名，“芳淑”乃藏书家严元照堂名，皆藏有宋椠本。此赋可见收藏宋元旧刻之盛。二是好收残本、重本、未见本。黄丕烈自号“抱残老人”，好收残本、重本、未见本，目的是为了从各方面保存、了解所藏书籍原貌。他曾说：“余喜蓄书，兼蓄重出之本即破烂不全者，亦复蓄之，重出者取为雠勘之具，不全者或待残缺之补也。”〔2〕关于黄丕烈收残本之举，在历史上还流传着这样一段趣话。有一部书，他先从陈鳝处得半部从未见过的刻本，过了几年，他又从张绍仁家收得此书同样刻本的另外半部，将两个半部归为一处时发现竟能合而为一部完整的著述，这就是他所藏的《庆湖遗老诗集》。事后，他曾不无得意地说：“蓄重出之本与未见之本，此余一己之独见也。”〔3〕此外，黄丕烈还好收未见本。他的藏书处之一“读未见书斋”就是依此意得名。未见书中有许多珍本，如地理类《舆地广记》、医学类《伤寒总病论》和《洪氏集验方》等，都是世所罕见的宋元旧刻，非常珍贵。黄丕烈好收未见本，一是因为他兴趣广泛，喜博采广收；另一方面，他深知未见本是藏珍贮宝之处，因而有意于对未见本的收集工作。正因为如此，他的藏书品种多样，有很多稀有而珍贵的版本。丰富而优质的藏书为黄丕烈日后的图书刊刻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黄丕烈藏书不单纯是为了拥有，他还对所藏之书进行精审的校勘整理。凡得一书，必先对其来源、版本、内容等细细考证一番，并以题跋的形式将鉴定结果记录下来。缪荃孙的《荛圃藏书题识》序中这样说：“其题识于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言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授受之源流，翻摹之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跋一书而其书之形状如在目前，非《敏求》（《读书敏求记》）空发议论可比。”这样，对于一书的各种版本和不同版本的得失，他都了然于心。黄丕烈曾说：“余好古书，无则必求其有；有则必求其本之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此余之所好在此。”〔4〕精审的校勘，为黄氏刊刻图书提供了质量保障。
二
黄丕烈藏书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将珍本据为己有。他认为“秘本不敢自私，当公诸同好”，“意在流传旧本饷世”〔5〕。他是个开明的藏书家，认为“古人藏书最重通假，非特利人，抑且利己”〔6〕。正是从这个目的出发，他选择了刻书来让那些珍稀古本流传于世。黄丕烈曾不无遗憾地说：“余喜藏书，而兼喜刻书。欲举所藏而次第刻之，力有所不能办。”〔7〕
所以，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藏书，进行图书刊刻工作，为我国图书出版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嘉庆四年，黄丕烈开始刻印他的第一本书《国语》，到道光四年，是他刻书的高峰时期。期间他刊刻的图书计有〔8〕：
嘉庆四年 《国语》二十一卷
嘉庆五年 《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一卷
嘉庆八年 《战国策》三十三卷
嘉庆九年 《博物志》十卷
嘉庆十年 《季沧苇藏书目》一卷，《百宋一廛赋注》一卷
嘉庆十一年 《梁公九谏》一卷
嘉庆十三年 《焦氏易林》十六卷
嘉庆十四年 《孟子音义》二卷，《宣和遗事》前集一卷、后集一卷
嘉庆十五年 《寒石上人倚杖吟》二卷
嘉庆十六年 《藏书纪要》一卷
嘉庆十七年 《舆地广记》三十八卷
嘉庆十八年 《孝经今文音义》一卷，《论语音义》一卷
嘉庆二十年 《仪礼郑注》十七卷
嘉庆二十一年 《汪本隶释刊误》一卷
嘉庆二十二年 《船山诗选》六卷
嘉庆二十三年 《校宋周礼》十二卷
嘉庆二十四年 《洪氏集验方》五卷
道光元年 《夏小正戴氏传》四卷，《夏小正经传集解》四卷
道光二年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经》一卷
道光三年 《伤寒总病论》六卷，《荛言》二卷
道光四年 《同人唱和诗》三卷
从上可见，嘉庆四年起到道光四年止，他几乎每年都刻书，可见刊刻之勤。除此之外，黄丕烈还刻了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覆刻了宋拓本《温虞恭公碑》，还助汪士钟刊《衢本郡斋读书志》，助沈慈、沈恕兄弟刊刻《四妇人集》，助沈恕刻《梅花喜神谱》，代其友刻《墨表》，一时传为佳话。
黄丕烈所刻之书广涉经学（《周礼》《仪礼》等）、目录学（《汲古阁书目》等）、医学（《洪氏集验方》等）、文学（《宣和遗事》《船山诗选》等）、史学（《国语》《战国策》）、地理学（《舆地广记》）、佛学（《大悲经》）各方面，种类较为丰富。
黄丕烈所刻之书精品不少。有许多底本极为稀有，如宋严州本《仪礼郑注》、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伤寒总病论》《洪氏集验方》等都是极为难得、少有流传的宋本；还有许多本子是黄丕烈从众多藏书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如剡州姚氏本《战国策》、宋天圣明道二年的《国语》皆是当时可收得的最古较善之本。
黄丕烈刊刻的图书后来基本收入了《士礼居丛书》中。这部丛书也因此备受好评，如《丛书集成初编》对《士礼居丛书》是这样评价的：“……所附札记，诠释音义，刊正谬误，尤为校勘家翘楚。乾嘉之际，东南藏书家以士礼居为巨擎，取精用宏，故丛书所选为世所重，兵燹之后，流传绝少，好古之士，珍如鸿宝焉。
黄丕烈所刻之书不传，后世一再重刻。在他身后，《士礼居丛书》分别在1887年、1915年、1922年屡次重刊，计有蜚英馆本、石竹山房本、博古斋本。另1938年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初编》与1966年台湾艺文印书馆严一萍的《百部丛书集成》也收录了该丛书。
三
黄丕烈的藏书并不是为藏而藏，刻书也不是为刻而刻。黄丕烈是一位学者型的藏书家和刻书家，他对书籍的刻印有他自己独特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对图书校勘与版本的选择。
黄丕烈所刻之书版本都极为讲究，在刻书之前必先搜集诸多的相关版本，择书而刻。《士礼居丛书》中有许多极为珍贵难得的罕见宋本，如宋明道二年的《国语》是现存《国语》最古之本；剡州姚氏本《战国策》是此书传世最古之刻本；宋严州本《仪礼郑注》、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伤寒总病论》《洪氏集验方》等都是极为难得、少有流传的宋本。宋本从内容到行款都比较谨严。这是黄丕烈的第一选择。
如有诸多版本可供选择的，黄丕烈会慎重选择最好的一个本子。《周礼》宋版有宋绍兴年间董氏集古堂本、岳本、蜀大字本，校余氏万卷堂本、小字本、互注本等，明版有嘉靖刻翻宋本等，还有元代余仁仲刻本等十一个本子。他经过反复权衡，决定以明嘉靖本为底本刊刻。一方面由于它是翻宋本，“其出宋本无疑”〔9〕；另一方面，此本字大悦目，颇为美观；再加上末有经注字数，胜于它本佳处甚多，故以此本为底本写刻上版。
黄丕烈作为一个藏书家，深知旧刻难得。很多古书就是在流传中钞鲁成鱼，刻鹄类鹜，所以他力主以旧刻旧，影刻存真。他说：“凡事必求其古。如书之原序，亦必照旧式。如序中抬头及序后结衔，皆古式也，后人重刊不可妄易旧观。”〔10〕《士礼居丛书》中仅影刻本就有十种，写刻本十种，很好地保存了古书的原貌。《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文苑传》是这样描述的：“好刻古籍。每刻一本，行款点画，一仍旧本……”〔11〕。
无论是影刻还是写刻，黄丕烈都是延请名家，甚至亲自上阵，力求最佳。缪荃孙曾赞道：“摹刻惟肖，校勘尤精，缩宋元于今日，海内奉为瑰宝，至今论价，已与真宋元埒。”〔12〕正是由于黄丕烈对版本的重视与讲究，使许多旧刊孤本能以原貌化万千之身，流传下去。余嘉锡非常赞同此法，认为是“宋元本留一种子，好学者得而读之，从而定其是与非焉。其有功古书，不亦多乎！”〔13〕这也是黄氏刻书与其他私刻之书最大的不同。
参校众本，精校精刊，这是黄丕烈刻书又一特点。黄丕烈在上版刊刻前会搜集许多有价值的本子。仅校《周礼》就用了十一个本子，计有明嘉靖刻翻宋本、校注郑注内附释文巾箱本、纂图互注本、五柳居所收小字宋刻本、毛刻注疏本、小字宋本、蜀本、岳版真本、元代余仁仲刻本、德舆董学士宅集古堂本、陈鳣旧藏纂图互注本。对作为底本的嘉靖本与其他众本的点滴不同都不放过，“集腋成裘，以期美备”〔14〕，终成善本。
又如《国语》，黄丕烈购得一明翻宋刻本后，先借朱秋崖所临惠松崖校阅本对勘，又以陆贻典校本参校，最后又校以影抄宋明道本。于乾隆五十五年，黄丕烈二十八岁时始校，直到嘉庆四年才开雕上版，期间校勘所费心力，自不待言。所以黄丕烈自信：“而今而后，《国语》本当以此为最，勿以寻常校本视之。”
除此之外，黄丕烈还广泛参阅相关书籍。如《国语札记》卷六“是故诸侯归之”条下云：“别本下多‘譬若市人’四字。丕烈案：《管子·小匡》有此四字。”此为参校了《管子》。又如《战国策札记》卷下“地方二千余里”条下云：“‘余’鲍本无。丕烈案：《史记》有。”此为参校了《史记》。
梁启超曾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黄丕烈为“校勘最专门名家”，并将《士礼居丛书》列为“校勘工作的代表书籍”。《清史列传》也写道：“尤精校勘之学。所校《周礼郑氏注》《夏小正》《国语》《国策》皆有功来者。”
不改旧本，别为札记，是黄丕烈刻书时遵循的原则，也是他刊刻图书的一大特点。段玉裁曾说：“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16〕妄改古书向来是学界一大忌。因为径改古书，正确与否尚不考虑，书之原貌必不复存。明以后此弊成风，黄丕烈力排此风，指出“明人喜刻书，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戾于古”。他坚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17〕。钱大昕非常认同此种做法，说：“读荛圃斯刻，叹其先得我心，可以矫近世轻改古书之弊，其为功又不独在一书而已也。”〔18〕黄丕烈不改旧本不等于对所发现的错漏讹误置之不理，在保留原书风貌的前提下，黄丕烈将错误别为札记，附在书后，一举两得。如《国语札记》卷四“来伐鲁”条下云：“当依别本，去‘鲁’字。”〔19〕又如《战国策札记》卷上“太原西止”条下云：“鲍改‘止’为‘土’。丕烈案：此有误，但所改未是。”〔20〕这些例子在札记中俯拾皆是。黄氏作札记，少则一卷，多则三四卷不等，甚至还有在校录札记后又附续校。
正是因为这些突出的特点，黄丕烈的图书刊刻才能在图书出版事业兴盛的清代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清末张之洞曾劝人刻书说：“近人各自问德业学问无以逾人，莫如刻古人之书籍，如吴之黄（黄丕烈）、歙之鲍（鲍廷博）、南海之伍（伍崇曜）、金山之钱（钱熙祚、钱培名等钱氏一族），其姓名于五百年内必不至于湮没无闻。”
黄丕烈在刊刻图书的同时，还对图书发行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清代文人范锴的《华笑庼杂笔》（道光二十五年刻）卷三有这样一篇记载：“吴郡黄荛圃主政丕烈，藏书甚富，宋元板及影抄旧本，无不精善，尝出示《士礼居刊行书目》，其书价册数均著名某书之下，并记付梓之岁，录之以备后有观者……”〔21〕。它记录了滂喜园书铺所卖的《士礼居丛书》的内容。该书铺位于苏州玄妙观西，是黄丕烈为其长孙黄美鎏习业所开，既售古书，也卖黄氏自己刊刻的书，如《士礼居丛书》。这篇记载中提到的《士礼居刊行书目》乃是按出版时间为序，著录内容有书名、册数、书价、刊年四项，堪称中国古代第一部相当于近代出版社编印的出版目录。
此前，虽有明正德年间汪谅的金台书铺附在《文选注》后的目录，但不具有营业书目的功能。线装古籍的营业书目直到晚清，往往都是附刻在书上，没有单张或成册的营业书目。直到光绪三年（1877）申报馆的《申报馆书目》，隔两年的《续书目》，与同年《湖北官书处书目》等，以书册的形式出现，以及同一时期扫叶山房、同文书局与广智书局等，都印有单张的形式，才逐渐形成近代出版社编印的营业书目〔22〕。所以，黄丕烈在古籍出版事业上有自己的独特贡献。黄丕烈将藏书资源与校勘功夫结合到古籍刻印出版事业上，为后人刊刻古籍作出了很好的典范，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图书出版史留下了珍贵的古籍资料。（张立 杨薇）  
「嫏嬛之美」 阅读、藏书，从来是心灵的憩修。现代平装、精装、仿线装……最纯最美，仍是线装书籍，线装古籍以宋、元为上，稿、抄本为要。古籍之阅读过程，即为中华千年以来书法、篆刻、题跋、装帧和版画之美的艺术欣赏过程。启展线装古籍，若舒卷天云。触摸原典，当下即是千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