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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story 你一定听过日本时代台湾的「皇民化运动」。从 1930 年代后期起，殖民政府为了动员台湾的人力物力，开始推行同化政策。在新政策下，台湾人必须学说日语，改日本姓，融入日本的信仰与文化。 不过，皇民化运动不只发生在台湾。差不多同一时间，日本的另一个殖民地朝鲜（今天的韩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为了让朝鲜半岛上的韩国人，能够在战争期间甘心为帝国抛头颅、洒热血，当时的日本政府喊出了「内鲜一体」的口号。内，就是内陆日本；鲜，则是朝鲜。内鲜一体，也就是日本跟朝鲜要水乳交融，不分你我。不过，喊口号容易，实际该怎么做则是另外一回事。朝鲜总督府所面对的，可是从1910年亡国以来，就不断顽强抵抗、比台湾更难搞定的一群人。他们武装起义、引爆炸弹、暗杀总督，样样都来，从来就不是乖乖听政府命令行事的羊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如何在朝鲜半岛推动皇民化？而强悍的韩国人，面对这个他们口中的「民族抹煞政策」，又是做何反应呢？从手段上来说，日本在台湾与朝鲜的皇民化政策，有很多类似之处。比如说，推广「国语」。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就在朝鲜半岛颁布规定，要求大家「说国语」──这里的国语，指的当然是日语。平时打招呼要用日语，在公共场合聊天要用日语，百货公司、电影院，也都配合着推广日语。如果进了公家单位，不讲日语，没有人会理你。如果在学校里头讲韩语，不但会被检举，还必须缴交罚金。1942 年，有位叫朴英玉的高中女生，因为在外头讲了几句韩语，就被警察盯上。这原本是个小案件，没想到事件却像滚雪球一样，越闹越大。原来，警方循线追踪，发现她的老师丁泰镇，平时就常常在学校发表反日言论。丁泰镇因此被警方逮捕，而且受到严刑拷打。据说，在拷问当中，丁泰镇又透露出一个名为「朝鲜语学会」的组织，其实是假借学术名义，策划独立运动的反日团体。这让日本警方有了借口，扩大搜索规模，并且开始逮捕「朝鲜语学会」成员。后来这群学会的成员，被以破坏治安的名义送上法庭，其中不少人更遭到判刑。其实，朝鲜语学会主要的活动，就是研究语言文学，并且编写朝鲜语字典，未必对社会治安真的有什么直接的威胁。不过，语言往往就是民族认同的根基，日本殖民政府也了解这一点。他们要铲除朝鲜语学会这样的组织，并不让人意外。推广国语最终的目的，是要让韩国人连吵架、说梦话，都忘记母语，改用日语。换句话说，就是要从心灵上，从潜意识里，彻底将韩国人皇民化。根据统计，到了 1940 年代，在朝鲜半岛上能够使用日语的人，也不过 20% 左右。换句话说，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仍然是母语。除了国语运动之外，皇民化另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让殖民地的子民崇拜天皇，对他心悦臣服，为他出生入死。和台湾一样，日本早就在朝鲜半岛上盖了许多神社，并从 1935 年起，强制要求学生参拜。对韩国人而言，参拜神社，等于是接受敌人的信仰。所以光是这样，就足够激起许多反弹。但是除此之外，殖民政府还遭遇到另外一群人的强力抵抗，那就是朝鲜半岛上的基督教徒。按照基督教的信仰，崇拜偶像是不被允许的，崇拜天皇当然也一样。有间名叫「崇实学堂」的基督教学校，就以此为理由，拒绝让学生参拜神社。日本政府见状，威胁要将学校给废除，以此逼迫他们屈服。没想到崇实学堂的负责人，说什么也不肯让步，最后宁可选择让学校给关了。还有一位名叫朱基彻的牧师，同样拒绝参拜神社。为此，他甚至不惜杠上当时日本基督教会的大议会长富田满。富田满跟日本政府走的很近，属于官方代言人。他说神道跟一般信仰不一样，不是偶像崇拜，而是爱国行为，所以基督徒可以、也应该到神社参拜。朱基彻却对这种说法很不满，他指责富田满误解了圣经，更再次强调参拜神社是触犯十戒、违反教义。因为坚持信仰，朱基彻被关进了大牢，并且在牢中饱受酷刑。日本警察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虐待他、拷问他，想要击垮他的意志，动摇他的信念。但朱基彻没有屈服，反而坚定地说：「如果不信上帝，就连天皇也会下地狱。」南韩今天的基督教与天主教信徒众多，估计超过一千两百万人，派出的传教士人数更高居世界第二，这和基督信仰在当年在抗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有密皇民化的第三个重要手段，是让殖民地的人民取个日本名字。在朝鲜，这个政策被称之为「创氏改名」。改名就改名，为什么前面还要加上「创氏」两个字呢？这有些复杂，在此无法细谈。简单来说，日本政府主张韩国传统只有「姓」，没有「氏」，所以需要创造出日本化的「氏」，来取代韩国原本的「姓」。这当然是殖民政府为了宣传政策，有意制造出的说法。但无论它是真是假，日本要韩国人改姓名的目标，是确切无疑的。1940 年，殖民地政府大肆宣传，鼓励朝鲜民众申请改名。按照日本神话，1940年2月1号是「建国两千六百年」的纪念日，日本政府本来预计招揽大批改名人潮，以此庆祝这个国家的重大日子。没想到，政策推出的头一个月，朝鲜民众反应冷淡，没有什么人主动报名。当时的《京城日报》上头说，仁川一带，两天之内竟然只有三个人提出申请。有些尴尬的殖民地政府，只好转而要求一些亲日的朝鲜士绅以身作则，为同胞做出「良好示范」。可是，就连这些亲日的「有力者」，对于改名一事都感到兴趣缺缺。朝鲜总督府眼看情势不对，决定动用警察的力量，强制要求民众改名。这样一来，申请改名的人数果然大幅上升。根据统计，1940年三月份，申请改名的件数还不到五万，五月份则增加到了三十多万，七、八月的申请件数，更超过了一百万。比如姓金的，可以改叫金山、金田；姓柳的，可以改成柳原、柳川；有位叫做李光洙的作家，改成了「香山光郎」，另一位律师李升雨，则改叫「梧村升雨」。有很多姓朴的人，把他们的新姓氏取做「高村」，这是自韩国建国神话中的地名「高墟村」；另外有一些人，则发明了保留韩国味道、传统日本社会中不存在的姓氏，比如韩原、崔本、朴泽，这让他们在改名后，勉强还能维持一点民族认同。但是别忘了，不是每个人都是乐于改名的。所以，有些人在申请时，故意捣蛋，要给日本人难堪。韩国作家金达寿的小说《玄海滩》中，描述有人把新的姓氏取做「日本」，而把妻子改名「良子」。为什么要叫良子？因为这是日本皇后的名字。这玩笑开的还不够，更有传说，有个叫田炳夏的人，把日文名字改成了「田农丙下」，用日语念起来，就像「天皇陛下」；另一个叫金文辑的人，则把自己取名为「犬粪食卫」，用低俗不堪的文字，嘲讽日本化的姓氏。但这充其量只是小说与传说，实际上是否真的发生过，还有一些疑义。不过，的确有记录指出，有人曾经用「犬之子」，申请为新的姓氏，以示抗议。就在朝鲜总督府在殖民地推动创氏改名的同时，帝国内部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说，日本的姓氏专属于血统纯正的日本人，朝鲜人是次等民族，不配使用，创氏改名的政策应该停止。内鲜可以一体，但是不能平等。想象一下这种情境：你抛弃了原本的姓氏，已经感到屈辱，现在居然还有群人跑出来指指点点，说你连受辱的资格都没有。在这种状况下，还有什么能够保持尊严的办法？大概就是加入军队了。唯有在战场上，被殖民者才可以证明自己比殖民者更勇敢、更强壮──尽管他们必须为曾经的敌人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征调了数十万韩国人上战场，有男有女，有人在前线，有人担任补给与后备。他们大多数是被强迫、没有选择的加入了战争。可是确实有一些人，是自愿接受征招，加入日本军队。他们很可能是受到战争期间大量官方宣传的洗脑，也可能是像前面所说，为了出人头地，为了争一口气。有位改名为高木正雄的韩国人，就在中日大战期间，毅然决然加入了日本在满州的军队，成为一名军官，在战争期间带领着士兵，为殖民母国出生入死。1945 年，战争结束，高木正雄也回到了故乡。日本的名字当然不能用了，他只好改回本名「朴正熙」。后来在一场军事政变中，朴正熙当上了南韩总统，而且一当就是十六年。如果你不认得这个名字，他还有一个出名的女儿，叫做朴槿惠。朴正熙不是唯一一位曾为日本人作战的韩国人。只是，日本投降之后，他们原本在战场上的光荣事迹，顿时之间变成了最尴尬的印记。日本学者宫田节子提过这样一个案例，他是一位叫朴菖熙的「皇国少年」。在皇民化的期间，他曾经热切地拥抱帝国。他的父亲，对日本的战争宣传反应冷淡，连帝国纪念日也不按照规定庆祝，一度让他觉得不满，甚至深感羞耻。可是战争结束后，他却突然陷入恐慌，不知未来何去何从。帝国崩塌了，没有力气再去理会它亲手改造出来的皇民。新的政府开始清算「亲日反民族行为者」，没有被点到名的，最好也赶快埋葬记忆，销毁自己的过去。 战争结束后复杂的政治局面，让皇民的历史经验，变得难以言喻。 不过，政治人物的口水，没有办法让韩国人民真正的脱离殖民。因为新来的威权统治者，并不打算看见历史的复杂性。韩国人民更该做的，不是像他们一样把皇民一词变得空洞、变得扁平，而是多花一些时间，多花一点力气，认识各种被时代翻弄的命运。他们不见得都很美丽，可是其中总有一些认真活过的生命，有一些的身不由己，或许，也会有一些值得留下的记忆。 想要进一步了解皇民化运动的读者，可以参考周婉窈教授所写的〈从比较观点看台湾与韩国的皇民化运动〉一文，以及几本相关著作：2. 水野 直树、『创氏改名―日本の朝鲜支配の中で』3. ねずまさし、『现代史の断面・戦时下の朝鲜・台湾』4.ブランドン パーマー、『検証 日本统治下朝鲜の戦时动员』 5. Takashi Fujitani, Race for Empire: Koreans as Japanese and Japanese as 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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