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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各地奸盗四起，民间治安极其糟糕。乱世用重典，张居正施行了严苛的刑法，将其中罪大恶极者在冬至处以凌迟或大辟等死刑，称为冬决。 首辅知道官员们饱读诗书，时常会动侧隐之心，并不愿意多杀人，由是规定每省冬决人数不得少于十人。 张居正很讨厌这种站在道德高度上的伪善，每年冬决时，还会从京城派人去地方监督，以确保法令能够得到完全执行。 即便如此，当年的冬决结果仍不能让他满意，尤其是陕西省，只处决了两名犯人。秦地匪情猖獗，重犯众多，偏偏被斩决的最少，这里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张居正于是把前往陕西监督冬决的艾穆叫来问话。 这位艾穆因为京察优异，刚从国子监教谕升调到刑部，新岗位上的第一件差事，便惊动了首辅，心头自然是忐忑不安。 一进值房，首辅便劈头盖脸地问道，为何只斩决两人？ 艾穆回答，经过仔细核查，只有两人罪当处决。 张居正再问道，陕西上报，该杀的有二十七个，其他的都被你强行勾免，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艾穆答道，另外这几十人，都是些茶马私贩，好利之徒，罪不当死，上天有好生之德，宁可漏网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 艾穆是张居正老乡，学问人品都不错，首辅惜才，于是耐着性子继续跟他解释。 走私日益猖獗，国家关税流失，财政捉襟见肘，要扭转这种颓势，对这些走私贩私之人，必须杀无赦。 张居正苦口婆心讲了半天，艾穆仍是争辩，走私者的确让人痛恨，但人死不能复生，还是应该施以仁政，加以疏导，威权不能滥用，巴拉巴拉。 气得张居正将他轰了出来，自此断了提拔他的心思。 艾穆也觉得受了首辅的侮辱，后来，张居正夺情事件中，艾穆上书痛斥首辅，多少有些泄愤的意思。 对于艾穆之流，张居正深恶痛绝，盖因这些人将道德和法治经常混为一谈，甚至为了博清名而罔顾法治。 张居正用人的一贯思路是，多用循吏，不用清流。重用那些不计得失毁誉，只想把事情做好并不择手段的官员。而对于那些满口道德文章，力求洁身自好的官员，弃之远之。 尤其在夺情事情之后，张居正更是与这些名士越行越远。他们只知用华美的文章标榜道德，粉饰太平，而完全没有安邦济世的干才。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讲了件事情，一位叫汪道昆的兵部侍郎，有一笔边防公款存疑。朝廷让他自察，汪侍郎于是用极其华丽的辞藻写了一封辩文。 张居正看到这篇文章，非常不满，直接表态说，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意思是，再美丽的芝兰，如果长在人们的必经之路上，碍手碍脚，也必须得除掉。 不久，这位汪侍郎，便被勒令退休。 张居正对当时另一位著名的人物，也是如此态度，敬而远之。 海瑞官风清明，人称海青天，但作为一位儒家教育体制培养下的官员，经常过度拔高道德，用道德的标准来贯彻法令的执行。 如果案件有待斟酌，他的判定标准往往是： 哥哥与弟弟打官司，他会偏向哥哥。叔伯与子侄打官司，他会偏向叔伯。穷人与富人对簿公堂，他会偏向穷人。 乡绅与小民，与其屈乡绅，宁屈乡绅。 这些做法的确符合儒家的道德教义，但社会运行的根本，其实是外儒内法，仁义的宽容表象内，一定存在着严苛的章法。 村上春树说过，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跟海瑞的想法类似。 但村上讨论的是道德，而海瑞代表的是法律。 道德是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法律是他律，约束所有人。 道德是法律的补充，事件太小，用法律管理成本太高，需要道德来约束。用道德来代替法律，立场便是错的。 张居正应该是看清了海瑞，在他当权期间，一直没有任用海瑞。 后者在家一口气赋闲十五年，一直到张居正死后，他才被再次起用，派到南京为官。 “先生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 明代大儒李贽如此评价海瑞，的确很有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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