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凡是结束大分裂完成统一的王朝势必短命。秦国统一了六国，但二世而亡；晋朝结束了三国时代，然而统一局面也仅维持了三十余年；隋朝终结了南北朝乱世，也仅延续了38年。这似乎成了宿命，继承这些王朝衣钵的朝代几乎都能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继而成为汉唐这样的伟大王朝。完成结束大分裂的历史任务的是秦、晋、隋，为何这些王朝就不能成为汉唐中的一员呢？ 秦始皇嬴政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时代，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其成就之伟大不需赘言。司马炎吞蜀平吴，完成了司马懿、司马昭都未能完成的任务，开启新的统一王朝。杨坚父子代周灭陈，将分裂了二百余年的南北重新整合到了一块儿，意义更是非凡。完成数代人未竟的伟大事业，任何人都难免要高看自己一眼，这三位英主亦是如此，做起其他事来也是自信满满。统一都能完成，其他事情还有什么难的呢？他们在志得意满之余，迫不及待地在这个更大蓝图上推行自己的规划，浑然不觉治天下可比打天下难多了。 1.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嬴政和杨广称帝后，都搞了几个震古烁今的大工程。秦始皇修长城、建直道、营阿房宫，无不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隋炀帝更是不遑多让，建新都、挖大运河，闹的天下民众不得安歇。司马炎父子似乎没搞过什么大活，但少有人知的是司马炎开创了定期在民间大规模选秀的先例，彼时权贵生活糜烂、斗富成风，自是上行下效之故。 这些开启了新纪元的皇帝们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大搞基建，并不全是私心，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再添几笔，也是想替后世儿孙提前搞定一切。大征徭役无论是在什么年景都会招来反对声，还不如趁自己声势最盛时来完成，免得子孙再受掣肘。但人的欲望是很难填平的，就像秦始皇修完了长城，就想修建新宫殿，而且还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规模。第一次浅尝辄止后的成功会进一步刺激雄主们的野心，无法收敛，直至将民力和财力耗光。 无限制地使用民力无疑是极度危险的，秦末的农民起义、西晋后期的流民暴动、隋末的叛乱烽火无不和徭役赋税过重有关，民众活不下去了，自然会选择搏一把造反。而汉初、唐初的统治者都很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注意节约民力。汉时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两朝都是历经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休养生息，才有了武帝之强和开元盛世。 2.妄求边功、外重内轻 当秦始皇们完成了对已知世界的征服后，很难立刻停止军事征服的脚步，而是继续迈向边界之外的未知世界。秦始皇发动三十万人北击匈奴，五十万人南征岭南。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每次都几十上百万的兵力。两位好折腾的主都将军队主力布置到了边疆，对付异族敌人，放松了对内陆的监控和掌控。司马炎虽算不上穷兵黩武，但他的一项解兵政策，亦造成了跟前两位类似的局面。 司马炎灭掉东吴后不久，宣告天下太平，废除各州郡的地方军，仅保留中央军和边郡的守备部队。这一政策导致广大地方陷入军力真空，导致郡县级别的地方政府应变能力极差。西晋末年，同秦末、隋末一样都是遍地烽火，地方政府都无力镇压，这时候左右支绌的中央军也指望不上，王朝的覆灭只成时间问题了。 这种外重内轻的格局都是出在对自己的统治有绝对信心的雄主身上，然而经历统一战争，民众普遍厌战，国君却还要继续向外作战，打了胜仗还好，一旦失败，反噬的就会尤为迅猛。 而汉人和李唐完成了权力更替后，基本都是精疲力尽了，还要面对强大外患。他们的精神始终紧绷，不敢松懈，从中央到地方也就不会失序。 秦始皇们都是成熟的政治家，他们之所以如此不知节制，不仅仅是因野心大，还因为无论本就是国君的嬴政，还是出身贵族的司马炎和杨坚、杨广，都是口含金钥匙出生的，他们始终生活在上层社会，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和承压能力缺乏了解，不幸的是他们又都喜欢折腾，自然很容易突破这个百废待兴的社会承载能力的极限。 嬴政、司马炎和杨广经历的统一战争波澜壮阔，但从另一层面来说也是几十年来时局嬗变，数代人努力经营的结果，这极有可能导致他们低估治理国家的难度。而刘邦们是历经千辛万苦创建的王朝，不但了解治国之难，也深刻理解关键时刻进行妥协的意义，这一点极其重要。 任何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就会反思前朝的积弊，以构建完美王朝，秦始皇们同样如此，并为此做了很多，但他们仍然低估了自己所处的困境。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做了很多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学历史课上就提到了很多，文化上书同文、车同轨，经济上统一度量衡，地方上废除分封，改行郡县，行政上设立三公九卿，加强集权。从后来者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直接促成了统一的华夏民族的形成。然而在当世人看来，就没那么简单了。尤其是旧六国的民众和贵族习惯了延续数百年的各自为政的格局，现在秦人要废除他们的文字和习俗，内心肯定是不乐意的。他们之所以接受，当然是因为秦人的强力统治。当这个压制有所松懈时，旧时代的遗老遗少自然要奋力推翻秦王朝，恢复旧制度。对传统和习惯的依赖是如此强大，嬴政要想破除旧思想，光靠强制武力手段是行不通的，外在的形制好改，而内心倾向的改变则需要足够的时间。 司马炎要面临的问题没有秦时严峻，所以也没做多少大的改革，前朝的问题全盘接收。前面之所以会有三国并立根本原因出在东汉后期地方豪族的崛起，黄巾一起，地方势力便一发不可收拾，并成为各国存续的基础。除此以外，诸方势力为了扩大兵源，积极吸引外族入关，加入己方军队，大大加速了东汉就已形成的五胡内附的趋势。这一内一外两大难题连曹操那样的枭雄也无法解决，西晋王朝也无力应对，并最终被这些难题吞噬。 隋朝杨氏父子面临的问题就没那么敏感了，但也很是棘手，即关陇贵族和关东大姓对皇权的制约，另外还要弥合东西和南北之间因长期分离造成的隔阂。隋文帝还好，本身就有老好人的属性，做事按部就班，造就了开皇之治。但他对前面提到的问题并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只是暂时搁置了而已。隋炀帝则激进的多，他力主迁都，意图避开陇西贵族的制约；施行科举，打破大族对官场的垄断；多次征高丽，进一步掌控兵权；强修大运河，加强南北和东西之间的联系。隋炀帝为加强皇权做了很多，但手段显得过于简单粗暴，触犯了他们的家族利益，却没有从根子上解决世族势大的问题，杨广只能迎来他们的反噬。 秦始皇们面对的前朝积弊大多是不能靠强力短期解决的，治国如烹小鲜，无论是令民众接受统一观念，还是消减世族势力，破除外族威胁，都需要时间的积累，通过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彻底解决。 秦晋隋三朝都是在统一整合数方势力的基础上实现的，由于种种原因，诸旧势力都有遗存，他们多有复国意愿，是新朝的定时炸弹，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揭竿而起，推波助澜。 秦灭六国时，楚国的抵抗最为激烈，秦时楚地就有“秦灭六国，楚最无辜”的说法，虽然上层统治阶级被秦军的铁拳一扫而空，但民间的敌对情绪是短时间内抹除不了的。另外齐国在秦军兵临城下后迅疾投降，双方并没有爆发大型战事，齐国民众免受兵戈之苦，齐国的旧贵族由此也并未受到多大损伤。故楚人有意愿复国，齐人有实力复国，这两国人正是秦末农民起义中闹的最厉害的人群。楚人刘邦和项羽正是秦王朝的掘墓人。
西晋灭蜀平吴的时候，都没有发生什么惨烈战事，故无论是上册，还是民间，抵触情绪都没有秦时严重，但仍不可小觑。吴地在西晋末年就爆发了三次以上的大型叛乱，加剧了中原的紧张局势。蜀地则山头林立，司马氏从来就没有真正掌控过这里，更是最早脱离了西晋的统治，成立了成汉政权，比匈奴人的汉赵政权还要早。说来有趣，直接覆灭西晋王朝的匈奴刘氏贵族奉的是蜀汉刘禅的宗祀，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也可见旧格局对时人思想观念的影响。
隋末农民起义是各地开花，各路反王的主要有三个来源，北齐旧地的农民和当地大姓结合体、南方的萧陈遗民和不服隋杨的关陇贵族。翟让、窦建德、杜伏威可以看做旧齐地的代表，萧铣是南方旧贵的遗存，杨玄感、李密、宇文化及、李渊则是出自北周时就存在关陇贵族。这些反王代表了当时天下几乎所有的势力，所以隋朝才会瓦解的如此迅速。这也是为什么隋末最激烈的战斗并不是发生在隋军和叛军之间，而是发生在不同背景的叛军火并当中的原因。 存在了数十乃至上百年的旧势力是真正的百足之虫，他们受制于新朝的超强压力而无法露头。但解决隐患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堵，而是疏。秦末、晋末、隋末就给了他们释放的机会，全都露了头。刘邦们正好一次性全部收割，解决了这些影响统一的最大隐患。 结语
最后说句俗话，秦始皇们就是拆房子的，自然会引起原住民最激烈的反抗。刘邦们是来建房子的，这新房子不一定合心意，但旧房子已经没了，你说你住不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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