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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穴位的西方人:亨利海德的“极值点”

 有客祁祁 2020-06-30

经络现象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伟大发现之一,用针灸、艾灸、按压等方法,对身体表面的一些特殊的位点(叫做穴位)刺激,可以在身体内与刺激位点不同的部位,产生各种生理效应,而且这些反应部位(特别是脏器)与体表位点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古人利用这种现象,透过刺激某些穴位治疗各种疾病和减轻病痛,这就是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历史的针灸疗法。反过来,内脏的病变也可以在体表反映出来,产生压痛点和皮疹。这些体表反应点和发生病变的内脏之间也存在对应关系,可以被医生用作诊病的依据之一。

古人是如何发现刺激穴位能治病的,现在已不可考证,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推测。

古人是如何发现穴位?

牙痛是一件很令人烦恼的事,而在原始的生活条件下,牙痛更加折磨人。如果有一天,古人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的三角区受伤出血(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为了止血,他会对出血处进行按压;出乎他的意料,这一按使他的牙痛减轻。这个位置,就是后来的合谷穴,直到现在还是效应最强、使用最多的穴位之一。

古人的食物粗糙混杂,卫生条件不佳,吃坏东西肚子痛也是常有的事。如果有一天,古人膝盖前外下方受伤出血(这也是腿部最容易受伤的部位之一),他去按压止血,突然发现肚子痛减轻了。这个位置就是足三里穴,也是效应最强、使用最多的穴位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穴位的发现,也许就是从这两个效应最强、又处在最容易受伤位置的两个穴位──合谷穴和足三里穴开始。它们所对应的,也正是古人最常见的病痛(牙痛和肚子痛),所以它们最有可能被首先发现。

按压身体的特定部位能减轻身体某处的病痛,这在医疗条件几乎不存在的古代,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发现。它为古人提供了一个有效而又简易的治病方法。一旦古人认识到按压某些位点能镇痛,他们就会继续探索,寻找更多的镇痛点。

在寻找镇痛位点时(必然是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逐一试探),古人发现:身体有的地方在按压时没有什么特殊感觉,有的地方却很敏感,重压时会产生酸、胀、麻的感觉;接着他们又发现,具有镇痛作用的位点,多数会产生这样的特殊感觉,而没有治疗效果的地方就很少有这样的感觉。这样他们就逐渐把能够治病,按压又有特殊感觉的体表位点与体表的其他区域区别开。这些特殊的位点后来就叫做“穴位”,这种感觉后来叫做“得气”,是针灸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其他发现穴位的过程。古人在山林中觅食,在荆棘中穿行,很容易被植物的刺所刺伤。如果碰巧刺在穴位上,深浅也正好合适,也会产生和按压相似的效果,甚至更好。被刺和按压中哪一种导致了穴位的发现,已经无法确定了,但其中的逻辑过程一样。直到现在,针灸和按压这两种方法仍然在临床中使用。

还有一种刺激穴位的方法,既不是按压,也不是针灸,而是加热。古人在用加热卵石取暖的过程中,发现加热身体的某些部位,也有减轻或消除病痛的效果,这也许就是“炙”(用特制的艾条来熏烤穴位以治病)的来源。与按压和针灸穴位一样,这种治病方法也简单易行,在古代的原始条件下就能施行,这种方法和针灸合起来,就成为刺激穴位的主要方式,合称针灸。

到后来,针灸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到其他疼痛,比如头痛、腰背痛、关节痛和妇女的痛经等等;再往后,治疗的对象也逐渐扩大到疼痛以外的病症,如发热、气喘、腹泻、恶心、呕吐、消化不良等,这些都是原始社会中容易发生的病症;就是到今天,要是去看现在出版的针灸教科书,它们仍然是针灸治疗的主要症候,而目前西方国家使用针灸治疗的主要疾病,也多在这个范围内。

随着治疗范围不断扩大,穴位的数目也不断增加。《黄帝内经》里就已经记载了160个穴位的名称;到了晋代,皇甫谧编撰的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里,记述了人体340个穴位的名称、别称、位置和主治病症;到了现在,有名称的穴位已经超过700个,人体总计穴位有720个,(其中)医用402个。

科学发展的过程曲折,也充满了偶然性,常常是一个人的一念之差,决定了是否能有科学发现。在原始条件下要发现穴位治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症状、体表的伤害,还要伤得恰到好处。刺激这个位置的效果,正好要与那个人当时的病痛相对应,伤害的程度也要合适,太轻没有作用,太重伤害本身,就会变成了比原来病痛更严重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现它的治病效果;更重要的是,当事人还得是一位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要这几个条件都集齐,机率极小。我们穷一生的经历,也没有从自己的经验中发现这个现象(学习有关知识和接受针灸治疗除外)。

所以我们也可以推测:最初发现穴位能治病的,也许就是一个人。由于他(或她,下同)的发现,中国古老的大地上不但产生了针灸疗法,也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中国人对人体的认识,以及后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他在中国医学历史上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可惜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他是谁,也无法给他立纪念碑了。

穴位被西方人发现:亨利·海德的“极值点”

穴位治病,反映的是体表和内脏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生理现象,只要有合适的机遇,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有可能发现它。虽然发现它的机率很小,但是在几千年之后,这种现象还是被一位西方人发现了,这个人就是英国科学家亨利·海德(Henry Head,1861—1940)。

海德出生于伦敦,从小就想成为一名医生,他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获得自然科学学位后,就去德国的Halle大学研究生理学和组织学。应生理学家Ewald Hering 的邀请,他去布拉格研究呼吸生理和彩色视觉,然后回到剑桥大学,在那里学习解剖学和完成生理学课程,并在1890年成为一名医生。他先在剑桥大学的医院工作,后来去维多利亚胸部疾病医院当医生。

在医院工作期间,海德注意到内脏疾病和皮肤变化之间有关联,他的医学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内脏疾病所引起的感觉变异〉。他发现:内脏病变会使皮肤上一些区域的敏感性增高,甚至疼痛。他把这种疼痛叫做转移痛。他非常精确地描绘出与不同的病变内脏所对应的皮肤敏感区域。这些图的品质非常之高,以至于后来人们为这些区域取了专门的名字,叫做Head Zones或Head Areas,中国称为海德带。

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在这些敏感区域内还有一些特别敏感的点,他叫它们极值点。在他绘制的图中,一半人体画敏感区域,一半人体画极值点。

他发现:(在这些极值点上)“皮肤非常敏感。用力按压这些点能减轻疼痛,而不是增加。”

这句话和本章开始时,关于古人发现按压能镇痛的推测,是不是几乎相同?在前文里我们只是猜测,而海德的发现却是有清楚纪录的实际例子。

他还说:“用芥菜叶贴在胸部和背部的极值点可以消除恶心和呕吐。”

这和中国针灸师在穴位上用药治病(比如药针)的做法是不是如出一辙?

2011年,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和Charite大学的科学家合作,重新审视了海德的“极值点”,并和中国的穴位位置进行对照,得到了有趣的结果。他们选择了海德所记录的4位患者的内脏疾病,分别是肺(急性支气管炎)、肝(胆囊结石)、胃或脾(肚子痛)和肾(肾结石)。然后按照中国《针灸甲乙经》里的描述,挑选了与这四个器官对应的“募穴”(位于胸腹面,与内脏对应的穴位)的位置。这四个穴位分别是:肺-中府、肝-期门、脾-章门、肾-京门。同时他们也按照《黄帝内经》的描述,挑选了背部与这些内脏对应的俞穴,即肺俞、肝俞、脾俞和肾俞的位置。最后把这些穴位的位置与海德绘的,对应于肺、肝、脾、肾的极值点的位置进行比较,发现二者非常重合!

这些结果说明,中西方发现了同样的体表位点与内脏之间的对应关系,只不过这些位点在中国称为穴位,而海德称之为极值点,而且海德已经有和古人同样的思路,即利用这种联系来治病。但后来的西方医生不如海德,就像这篇文章的作者所指出的,他们只是把海德的极值点作为诊断疾病的辅助手段,没有加以重视;而在中国医学中,募穴和俞穴既能诊断,又能治病。当一个位点感到痛,或按压这个点可以缓解原有的痛,就把这个位点作为可以用针灸和其他有关的技术来治病。这是把一个简单的概念反过来用──这里是从皮肤到内脏。正是这种做法,使中国人的想法如此迷人。

而且,中西方做出这个发现的时间点相距太大,环境完全不同,因而命运也不一样。海德生活在西方医学已经建立器官系统观念的时代,因为与主流观点不合,他的发现只是灵光一闪,随即被人遗忘;直到一百多年后,他的工作才被人们重新记起。而中国的发现是在几千年之前,没有受到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因而能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独自发展,形成中国独特的经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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