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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卿 碑刻，乃碑碣与刻石题字之统称。除了碑、碣而外，广义的碑刻还包括摩崖、黄肠石刻、造像题记、画像石题记、石经、石阙、经幢、墓志、地券等。古代碑刻既可证经史，亦是书法艺术文献宝库，对文字演变及书法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刻石记事铭文起源甚早，与甲骨文、钟鼎文同期萌芽于殷商时代。《管子》云：“无怀氏封泰山，刻石纪功。”上古时代的刻石，因历史久远，早已湮灭，我们无缘见到。 1935年春，考古学家于安阳殷墟侯家庄1003号殷人墓道出土一件石簋残耳，上面刻有“辛丑小臣入俎才以”12字，属于殷商末期帝乙时代遗物。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收录有三种商代带有文字的石磬，其铭文分别为“永启”“永余”“夭余”，文字类甲骨文。而收入的三种列国石磬铭文，或古拙或清秀，极具地域风格。先秦时期的《石鼓文》，又称“石碣”。《说文解字》：“碣，特立之石。”《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注曰：“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其文字属于古籀文，即大篆。就书法而言，笔力遒劲，体势端庄，古茂雄秀。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曰：“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守丘刻石》是稍晚于《石鼓文》之后的古中山国刻石，为考古学家陈应祺先生于1974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七汲村刘喜梅家中访得，今存河北省文研所。19个字铭文分两行竖刻于鹅卵石上，字体与《石鼓文》相近，结体疏密得当，有天然浑成之趣。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代刻石有峄山、泰山、琅邪台、之罘、东观、碣石、会稽等。《泰山刻石》是存世秦代篆书的代表作，为秦相李斯所篆。宋代学者刘跂曾两度登泰岳，亲访《泰山刻石》，摹拓铭文并对照《史记》校勘，考证甚祥。其形制，据钦定四库全书本《学易集》卷六《泰山秦篆谱序》记载：“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砻。” “盖四面周围，悉有刻字，总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从西面起，以北、东、南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每行字数同，而每面行数乃不同如此，广狭不等，居然可见。”其尺寸，据《金石图说》记载：“泰山石刻，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二寸，字径一寸七分。”原石于乾隆五年遭火焚毁。传世拓本有孙星衍旧藏明拓二十九字本，其字体呈长方形，结构疏密匀称，用笔圆润流畅，是从大篆渐变为小篆的成熟书体。琅琊台刻石的形制，据《山左金石志》卷第七所载：“以工部营造尺计之，石高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残石今存中国国家博物馆。杨守敬《评碑记》称此刻石：“嬴秦之迹，唯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 碑从实用工具演变为墓碑,则是在汉代。《初学记》云：“碑，以悲往事也。今宫室庙屋墓隧之碣，镌文于石皆曰碑。”叶昌炽《语石》曰：“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自汉以后始。” 碑的演变，古籍记载甚祥。《仪礼注疏·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礼记注疏·檀弓下》：“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 郑玄注：“丰碑,斲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繂绕。天子六繂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礼记注疏·祭义》：“祭之日，君牵牲，穆荅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注：“丽，犹系也。” 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中庭碑也。”刘熙《释名·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皇朝文鉴》卷第一百二十五《碑解》：“古之所谓碑者，乃葬祭飨聘之际，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从石者，将取其坚且久乎！” 结合古人记载综合考察，先秦之时碑的用途有三：一为测量日影以计时；二为栓系供祭祀用待宰杀的牺牲；三为下葬时用来牵引棺椁。后来墓地里用来牵引棺椁的碑不在撤除，并在上面刻上了铭文表其功德，纪念先人。唐人陆龟蒙在《野庙碑》里说：“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 汉代见之著录最早的碑，是西汉和平三年的《麃孝禹碑》，亦称《麃孝禹刻石》。据光绪《泗水县志》卷之十三记载：“《麃孝禹碑》，碑圆首，上刻二鸟相对状。文十三字，共两行，曰‘河平三年二月丁亥，平邑麃孝禹。’”其字数及释文均有误。按：实为十五字。今从拓本释文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成里麃孝禹。” 碑与碣之区别，汉代甚至到清代以来一直不是很分明。《隶续》卷第五：“右孔谦碣甚小，一穿微偏，左有晕一重起于穿中，复有两晕在右，其一甚短，与他碑小异。”从洪适的记载看，《孔谦碣》也符合碑的形制。据《金石萃编》卷九：《集古录》跋尾称此碣为碑，《隶释》称碣，《山堂肆考》称碑，《两汉金石记》称碑，《授堂金石跋》称碣。《孔君碑》，有称碑者，也有称碣者。此外，秦代刻石与碑的区别也是如此。秦始皇及二世东巡,记载其功业的《峄山刻石》等，金石家也多称之为碑。 汉碑常见的形制有圭首、圆首和方首等，分有穿与无穿之别。《鲜于璜碑》为圭首碑，有穿；《衡方碑》为圆首碑，有穿；《祀三公山碑》为方首碑，无穿。有的碑装饰甚为考究，比如《柳敏碑》。据《隶续·碑图》记载：“右柳敏碑，十四行，行二十六字。凡碑广一尺则此为一寸，崇亦如之。朱𡬠为首，龟蛇为趺。”又云：“右柳敏碑阴，其上刻一禽若凤，其下则麟也。中有牛首衔环，两旁凡六玉。其右则瑁、圭、璧，左则琮、璋、璜。”按：凡碑广一尺则此为一寸，“则此为”三字当为衍字。就碑的高度而言，汉碑高六尺左右，唐碑高一丈左右，有的达到了一丈五，如《石台孝经碑》。宋碑，高者近三丈，如《韩蔪王碑》。尤其是唐宋以来，帝王陵的神道碑，高大巍峨，彰显皇家风范。 按碑的功用区分，有功德碑、记事碑、庙碑、神道碑、墓碑等。一座完整的碑包括碑额、碑身、碑趺。碑身又分碑阳、碑阴及碑侧。碑文有的四面环刻，如《宋璟碑》。因宋璟为丞相，加之颜真卿撰并书丹，故明代金石学家都穆称赞此碑“人、文、字，真足三绝”。以碑记事的形式历两千余载至今而不衰，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石家庄解放纪念碑等。 魏晋时期，朝廷针对厚葬习俗和私家立碑的盛行，实行了“禁碑”政策。《宋书·礼二》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到了隋唐时期，在碑的建制规格上，朝廷进行了严格限制。《隋书·礼仪三》记载：“在京师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得过九尺。七品已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者，虽无爵，奏，听立碣。”《唐六典》卷四：“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已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不过四尺。”墓志铭在南北朝的广泛使用，与魏晋时代严禁在墓前立碑是分不开的。《南齐书·礼下》曰：“近宋元嘉中颜延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按：据《全齐文》卷二十六《参议太子妃石志》条，颜延当为颜延之，为南朝宋文学家。从近年出土墓志看，当时的圆首长方形墓志，几乎就是墓碑的缩版。如篆书额题《晋李妇之碑》，圆首有晕，碑首蟠双兽，碑文首行题“白衣赵君始伯之妻李新妇之诔文”，隶书诔文刻于正反面。因出自墓圹，实为墓志。由于“禁碑”，催生了墓志铭的盛行。 古代碑刻浩如烟海，不可计数。许多巨碑大碣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古碑刻虽然消失了，所幸有拓本传世，供书法家临摹学习。优秀的古代碑刻书法艺术，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书法家。据马宗霍《书林记事》卷二：“询尝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反，下马佇立，及疲乃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方去。”欧阳询痴迷索靖所书古碑，又经过刻苦研习，终成千古不磨书法大家。于此可见，古碑书法艺术魅力无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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