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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于凤岐 (曲阜师范大学书法学院) 曹魏时期，统治者基于方便国家的管理以及经济的恢复实施“禁碑令”，所以一直到东晋时期存世的碑刻都较少。而在东晋时期，南中（古地名，在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正在发生着大姓纷争，包括爨姓在内的近十多个大姓相互吞并。至东晋末年，仅剩下爨、霍、孟三家势力，后又因霍孟两家相互残杀，南中仅爨一家独大。爨氏统治下的区域形成了当地文化与汉文化融合后的独特复合型文化——爨文化。以《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为代表的碑刻文化就是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爨宝子碑》作为爨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东晋《爨宝子碑》（局部） 一、《爨宝子碑》概述《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因《爨宝子碑》较《爨龙颜碑》形制为小，遂被称为“小爨”。碑额刻有“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此碑为半圆首长方体。碑体通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文字体在隶楷之间，13行，每行7到30字不等，共计403字，字迹保存较好。传主爨宝子未见史料记载。由碑文内容可知，爨宝子（308—403）系建宁同乐（今曲靖陆良）人，官至振威将军、建宁太守。此碑内容多为为爨宝子歌功颂德，表达对其去世深表惋惜之情。此外，还在碑末记述了一些建宁太守属官名称。《爨宝子碑》据碑刻记载立于东晋太亨四年，因其位置偏远未知年号的变更，实则为东晋义熙元年（405）。 清代乾隆四十三年（1778）此碑出土于曲靖县城南的杨旗田（今麒麟区越州镇），咸丰二年（1852），由曲靖知府邓尔恒识别出，继而将其移至城内武侯祠保护起来。碑下方有邓尔恒的题跋，对《爨宝子碑》的发现经过作了说明。因其沉匿时间过久，反而免去了被人传拓而导致的磨损。1961年3月，此碑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重新修理并建了碑亭，对碑座进行了加固。碑石现存于曲靖第一中学。 二、《爨宝子碑》的历史文化价值东汉建安十年（205），曹操统一北方并下令禁碑，《宋书·礼志二》中曾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禁碑一方面是因为北方战乱频繁，厚葬之风劳民伤财；另一个原因是曹操的出身不比其他的强宗豪族，而“碑”又是某种身份地位的象征，碑文的存在更能够产生一定舆论，不利于他巩固政治地位。曹操政治上的不自信使得同时期的碑刻近乎于无。禁碑令一直延续到西晋后期，东晋时期禁碑的管理逐渐松懈，士族皆可向朝廷申请立碑，因此，东晋的碑刻相对来说数量较多。《爨宝子碑》立于云南曲靖，因当时的云南地处僻邑荒郡，而爨氏家族在当地是名族，自然能够在管辖松弛的时候立碑。 历史的研究不仅以史书作依据，金石碑版文字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碑刻的存在对我们研究历史文化的沿革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钱大昕说过：“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从这一方面来看，流传千载的碑刻，是我们考证经史最有利也是最可靠的证据。袁琼娥在《云南爨文化的多元性》一文中，深入剖析了爨文化的汉化实际上是民族间的自然同化，爨文化始终在模仿、追赶着汉文化。此碑碑文中的缺笔的应用、从左往右的章法布局、碑额形制、碑文中所提及的官职题名等无一不体现着爨文化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包容。 爨文化对汉文化的融合不仅体现在碑的外部形制上，还表现在了对传统思想的接受上。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便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东晋时期玄学思想兴盛，但偏远地区的主流思想依然是汉武帝时期延续而来的儒家思想。爨宝子曾“举秀才”，说明爨宝子本人精通儒家经典，并且《爨宝子碑》的碑文中也多次体现出汉文化儒家思想的踪迹，如：“回抱圣姿”即指传主爨宝子被喻为孔子得意弟子颜回；“幽潜玄穷，携手颜张”此“颜张”即指颜回与子张。碑文中多次提及儒家先贤，体现了对儒家先贤的崇敬之情。此外，碑文中“行苇”语出《诗·大雅·行苇》“敦比行苇，牛羊勿践履。”“九皋唱于名响”引自《诗·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在阴嘉和”引自《周易·中孚卦》“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鸿渐羽仪”引自《周易·渐卦》“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人百其躬”引自《诗·秦风·黄鸟》“如何赎兮，人百其身！”这些词句皆引经典而来，可以想见在爨氏统领下的云南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程度较高。  东晋《爨宝子碑》（局部） 三、《爨宝子碑》的书法艺术价值《爨宝子碑》所处的时期正处于中国书法汉字由隶到楷过渡、嬗变之时，所以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碑刻，在以往碑刻工整、规则的基础上注入了生动活泼的意态。《爨宝子碑》因而为清代的金石学家、书法家们所推崇。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其“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李根源谓其“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爨宝子碑》的发现对于碑刻书法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艺术研究价值。 在用笔上，《爨宝子碑》中的字其横画起笔处多方笔呈斩截之势；收笔处微挑，体现波势，有雁尾状；笔画多呈方锐之形；长横两端粗壮，外露尖角，中间较细；点的用笔更是呈现罕见的三角状；“口”字横折，横画向右上方倾斜。这些特征足以体现出楷书的用笔规律。碑中大量方笔的应用更能够显示出此碑的率真，笔画与结体都结合隶楷的特征，虽无汉隶之规整，但却平添些许灵动。比如“侯”字曾在碑文中出现，左疏右密，上密下疏，撇捺尾部更是处理成上扬状态，使整个字看上去静中有动，逸趣横生。  在结体上，《爨宝子碑》打破常态，变化多样。即使重复出现的字，其结体也大不相同，如“宁”字的多种结体就表现出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即使是相同的偏旁，在不同的字中也姿态不一，如碑中“氵”虽然大多都是三角形，但有些则会顺应字势，改变笔画方向，甚至刻意拉长。从形态上看，点画相背、相向看似不符合常规，却增添了字的意趣，在朴拙中透露着奇巧，更加具有艺术魅力。字内空间随意安排，仅随着字的笔画多少而发生疏密变化。笔画繁复的字，不会刻意去缩短笔画间的距离，同样，字形简单的字也不会刻意拉长笔画来顺应整体章法的要求，使得笔画完全任其长短，于稚拙中又有了倔强的意味。  在章法上，《爨宝子碑》字距、行距均匀，整体和谐，较之其他碑刻更参差错落、字势奇特，给人以古朴、雄厚的感觉。 在牛霖著《云南古碑精选》一书中，总结了自西晋至民国的可以考察云南地区发展的代表性碑刻，而汉代以前的碑刻仅有《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二方。而此时南北交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闭塞，在北方我们依旧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碑刻，例如1952年在西安市出土的西晋《司马方残碑》与《爨宝子碑》相近，结体奇绝，在书风上也大致相同，70年代在陕西咸阳发现的刊刻于后秦弘始四年（402）的《吕他墓表》在笔画特征上也与《爨宝子碑》极其相似，再者现藏于河南登封市中岳庙的北魏碑刻《中岳嵩高灵庙碑》字体古拙，多方笔，与《爨宝子碑》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所述，《爨宝子碑》对我们研究书体演变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云南书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爨宝子碑》中既有对汉文化的推崇，在艺术风格上又体现了特有的狂野，在东晋这个特殊时期，《爨宝子碑》的存在无疑为书法艺术和历史文化的研究都提供了丰富而又真实的素材。 【文章摘自：《书法教育》2021年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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