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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起之所以不愿意再次带兵攻打赵国，实际上是其综合考虑到双方军事潜力与战略局势之后的结果。 长平之战是秦国与赵国之间关乎生死的一场国运之战，由于赵国在外交战略、军事后勤等方面的诸多失误，长平之战最终以秦国的胜利作为结束。 然而，这场战争却不是一边倒碾压性的“大胜”，秦军赢得并不轻松。单独看双方战场厮杀造成的损失看，秦赵两军都折损了20多万，几乎是1：1的伤亡比，秦军胜就胜在投降后又被白起下令坑杀的那20来万赵军。 20多万秦军，是什么概念，大致也占了秦国的一半军力。耗损了这么多的有生力量，长平之战对秦国来说，用“惨胜”来形容，可能更加贴合实际。
在长平之战中，决定双方胜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粮饷的补给问题。赵国尽管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军力大增，但却缺乏相应配套的经济改革，很难经得起长时间对耗的持久战。 长平之战后期，赵国决策层之所以拿掉防御型的廉颇，换上进攻型的赵括，也与赵国国力的严重损耗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当时赵军军粮几乎已经难以供应了。 而赵国如此，秦国又好得了多少？“士民倦、粮食缺”的秦国，其实已然是强弩之末。白起之所以坑杀赵卒，除了担心数量这么大的赵军哗变外，更现实的因素，则是秦国根本没有那么多粮食养俘虏。 本来按照白起的打算，是乘胜追击直接攻下邯郸灭亡赵国，但秦相范睢却因担心白起再建功劳，在秦昭襄王面前极力主张在谈判桌上迫使赵国割地。
公元前260年9月，白起被秦昭王召回，曾经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袭扰赵军补给）的河东之民也被迅速解散回国。可以说，此时的秦国已经开始进入休养生息的状态。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白起拒绝秦昭王的挂帅命令发生于公元前259年，此时距离长平之战的结束仅8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中，秦国通过外交和内政慢慢恢复着长平之战所造成的战争创伤，并利用这一宝贵的时机继续消化吞并的上党等地。 然而，战争不是回合制游戏，在秦国慢慢恢复实力的当下，作为战败国的赵国，则更是因这一时机而获得了新的生机。在秦王要求白起挂帅，继续攻打赵国首都邯郸之时，双方的作战难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史记》里记载着白起劝秦王息兵的谏言：“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这可以说是极富战略远见的一段话。 在长平决战发生之前，赵国曾经因为千里运粮而陷入窘境。但这次作战区域并非远离赵国核心区域的上党，相比于运粮路程足有数百里之遥的上党，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既是其政治核心，也是其财富汇聚的重要枢纽，背靠这种被赵国经营多年的坚城，赵军几乎不用担心粮草不济的危险。 而相比之下，秦国的运粮难度却成倍上升。 同样以长平之战作为对比，在这次战役中，秦国、赵国国都距离上党的直线距离约是2比1。也就是说，秦国攻打邯郸时，其补给线被硬生生拉长了一倍。而且在这一路段上，太行山、黄河等天堑，更是秦军运输粮草的最大麻烦。
比粮草问题更加严重的，是赵国军队作战士气的转变。 与争夺上党之时赵国内部的犹疑与矛盾不同，防守邯郸，是赵国人无可逃避的责任，“覆巢之下无完卵”，在国都被秦军攻打的当下，赵国军队几乎是以避无可避的决心被推上了战场之上。 更何况，赵国四十万冤魂哀鸣未息，长平战场上的累累白骨，邯郸都城内的满目缟素，都使得此时的赵国与秦国结成血仇，在这种情况下，秦军在士气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对于深谙军事的白起来说，后勤补给和军队士气等这些因素的存在，是他拒绝秦王诏令的关键。而与此同时，六国的反应同样让白起心生忧虑。 长平之战前，赵国君臣在外交上的谋划表现得极为低能。尤其是赵王对秦国态度的反复，更是让六国感到忧虑，这也是如魏国、楚国等抗秦主力一直袖手旁观的原因所在。 但在长平之战结束之后，险恶的军事环境使得赵国君臣不得不将内部矛盾搁置。赵、魏、楚以史无前例的高速组成新的同盟，共同对抗日益强大的秦国。 秦国在与赵国交战时，随时得提防魏、楚两国可能的攻势，尤其是楚国，一旦沿着武关道进攻秦国，那么楚怀王时期楚国占领秦之蓝田的旧事就将再次重演。
单从军事层面的考虑来说，白起的这些设想并无不妥，然而在国君屡屡要求其挂帅出征的情况下，白起不仅坚辞不受，还以病重为借口称病不出，其实已经有失人臣本分。 而在王龁兵败，秦军损兵折将的低迷时刻，他更是说出“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这般近乎风凉话的感叹，作为一国之君的秦昭襄王，又怎么会不计较这样一位功高震主又屡屡违逆上意的臣子呢？ 可以说，白起被秦昭襄王赐死，不完全是国君担忧其功高难赏，更是他本人性格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古代武将的通病，带兵打仗、攻城掠地很在行，可摆在朝廷搞政治，却是笨手笨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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