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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儒学具有宗教性，却不是宗教，然而儒学持续发展了 2500 余年，积聚了难以穷尽其价值的学术资源与思想资源，足以媲美像佛教这类几乎与其同时产生的世界性宗教，而远胜于任何一家世俗性的思想学说。这堪称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迹、奇观。 儒学之所以能够创造发展的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儒学开拓出了一条传承与创新交互并用、合力推进的发展道路。传承是循序渐进、点滴积累的常态发展，创新是突破屯邅、飞跃提升的超常发展。传承演进到一定的时间节点，日积月累的思想资源足够丰厚，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发展愿景，一旦碰上时代与社会发展提供的某种机遇，便会触发省思，酝酿突破，于是，别开生面的思想创新不期而至。所以，传承盘桓日久，必有创新。创新是传承演进的必然结果。创新一旦实现，无论是探寻真知灼见的新发现，还是呈现潜德幽光的新发明，都会把儒学提升至新境界，引领到新天地，儒学自然又会在新开辟的道路上延续其新一轮的传承。传承与创新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式推进，共同推动儒学发展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 一、传承发展 传承与创新各有各的价值，二者不能彼此取代，也不能彼此厚薄。没有长时段的传承作基础，创新将无从谈起; 同样，没有突破性的创新作引领，传承将会归于平淡，波澜不惊，少了浪花，在老路上蜗步前行，一旦遇到世变，即拙于应付， “药方只贩古时丹”，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济世方案。 传承是守成主义。守成，不是抱残守阙，而是守住儒学的大根大本。儒家四书五经载明的中华礼乐文明的基本精神即是儒学的大根大本。儒学自身也是从中华礼乐文明中孕育而生，承载着中华礼乐文明的基本精神。这一基本精神从治国平天下的层面上可以概括为: 以礼义治国，塑造礼义之邦; 以仁义为政，实现社会正义。我们先看孟子的仁政设计: 以井田制的形式实现人人有恒产有恒心，人人拥有的恒产大致均等，所以井田的精神实质在于“均田”; 仁政关怀弱势群体鳏、寡、孤、独四民，给予优先的照顾。仁政在孟子所处的乱世固然是 “迂远而阔于事情”，然而仁政闪耀着正义的光辉，何尝不是历代中国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正义追求。再看礼义之邦，这是春秋战国时代鲁国塑造的一种国家形象，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秦国被视为虎狼之国。两汉以后，儒学享有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开始慢慢驯化国家，崇尚武力的虎狼之国的国家形象渐渐弱化、下降，崇尚文明的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同步强化、上升，最终把国家建设成了周边国家和民族以及外国来华使节、商人仰慕的和平而文明的礼义之邦。以礼义治国，以仁义为政，这是中华礼乐文明几千年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也是儒学的大根大本。 传承是因循主义。因循，不是陈陈相因，而是守死善道，恪守儒家发明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是两汉至明清两千年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在价值观层面上的基本信仰; 也可以说，是儒家营造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五常虽然因为与三纲相连，在“五四”时期遭受了批判，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了，但是，三纲是三纲，五常是五常，二者应该分开。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将三纲与五常一体抛弃的偏执做法，必须纠正。仁义礼智信五常有其超越时代和社会的普遍价值。在中国，两汉以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一个人如果践行了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或许无人刻意赞扬; 反之，如果有人违背了仁义礼智信，必定会得到不仁不义、缺德、没教养、愚蠢、不讲诚信一类的斥责。即便在 “文革”批孔反儒的极端时期，在偏僻的乡村，一个人如果被指斥为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也足以令其威信扫地。这难道不是反证了仁义礼智信深入人心、为民众所认同吗? 因循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保持儒学之为儒学的基本特性。 传承不止守成、因循，还有生生不息。传承层面的生生不息，是指儒家的学术资源与思想资源变成了一种学问的对象，被无穷尽的探索、研讨、揣摩，以求有所发现，或用于经世济用，或用于明经求道。比较典型的是儒家经学，这是儒学在秦汉之际由思想而转型为学问的成功范例。一经有一经的老师宿儒，各位老师宿儒治经的理论与方法不一，形成不同的师法; 弟子相沿成风，遂成家法。师法也好，家法也罢，都是专门之学。汉代著名的五经十四博士，就是立为官学的十四家治经的专门之学。而在民间流传的治经之学又不知有多少。学贵专攻专精。治经的一家专门之学历经十几代的积累发展，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尧典”二字说至十余万言，以至于一个人皓首穷一经而不能通一经。这虽然有繁琐之病，但也是学问专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治经的基本方法是诠释。诠释其实是延续儒家经学生命的有效路径。经典文本的字句里，内含了多少作者欲言又止的微言? 隐藏了多少作者含而未发的大义? 诠释者如何揭示这些微言大义? 当诠释者有效地、如实地揭示了这些微言大义时，事实上他已经参与了儒学价值和意义的生生不息的传承发展。 宋明时期，儒学实现了从学问走向思想的转型。大儒们主要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们忙着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然而他们丝毫不轻视经学。朱熹穷其毕生精力注四书，他的名言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是他那个时代儒学生生不息的真实写照。创宗立派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其内部也是遵守思想传承的规矩，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守成、因循和生生不息，是儒学传承的三大基本方式。无论守成，还是因循，都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守成与因循。一味的墨守成规，机械式的照抄照搬，无济于事倒也罢了，往往还会坏事。如孟子仁政设计中的井田制，其精神实质是均田，实现土地分配的社会正义，而不少人拘泥于其形式，主张参照井田制实行土地改革，尤其是王莽付诸实践，结果失败。须知，准确地领会并把握其精神实质，适时地变通其形式，是守成与因循的重要原则之一。 二、创新发展 创新分形式创新、方法创新与理论创新三大类型。 形式创新是儒学存在形态和发展道路的创新。儒学产生之初，以教育领域的私学形态生存于世，又在思想领域以一家之学的形态争鸣于世。战国中晚期至汉初，儒学蜕变为经学，并上升为官学。宋代以后，儒学又演变为理学、心学、实学乃至考据学，等等。这是大略言之，细分则不胜枚举。无论私学、官学，还是经学、理学，诸如此类都是儒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存在形态。每一种儒学存在形态的发明都堪称一次形式创新。以经学形态为例，这是儒学的核心，而其发明却经历了几代大儒的努力，是比较典型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大的形式创新自然不易，小的形式创新却相对容易。经学内部，学派众多，层出不穷。一人创立一个学派的情景并不鲜见。形式创新不可小觑，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如经学所展示的，形式创新转换了儒学的存在形态，开辟了儒学的新的发展道路和新的发展空间。迄今经学犹如无尽藏，价值的挖掘，意义的探究，已经进行了两千余年而不见穷尽，或许永无穷尽之日。传统儒学的形式创新已有若干成功的范例，而如今儒学的现代转型还在进行之中。百余年来，虽有大儒筚路蓝缕，开辟儒学现代转型之路，然而，小成者多，大成者少。当代有志于 “为往圣继绝学”的莘莘学子不可不三致其意，踵事增华，完成儒学创造性转化的历史重任。 方法创新主要是指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儒家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尊重先圣先贤，有述作必有依傍，不尚空言; 主张实事求是，即事而求理。这是儒家的主要的思想方法。儒家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上，对形而上的性与天道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兴趣。孔子仰望星空，发现了 “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天道秩序，而沉思人道所以取法天道，在于 “为政以德”。孟子、荀子直面人性，各以其思想方法定义人性、讨论人性，给予人性以价值判断。孟子的思想方法是以人之区别于动物的规定性为人性，认定人性为善; 荀子的思想方法是以人与生俱来的自然规定性为人性，认定人性为恶。两位大儒虽然对人性的认识有差异，但是，依据人性而推行的人文教化却又惊人的一致，可谓殊途同归。研究方法从属于思想方法，是思想方法在研究领域的精细化和具体化。研究方法是儒家把思想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时产生的，它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讨论和研究一个问题，往往运用多种方法。比如，辨明一个字的字义，有时需要古文字学、音韵学、考据学等几种方法联合攻关; 阐明一句经文的义理，不同的研究者运用不同的诠释方法。一派主张不带成见，从一字一句入手，识其字，通其句，晓其义，自然就会明其道。另一派多多少少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主张先立乎其大，高屋建瓴，从整体上审视经文的微言大义，以求有所发明。还有的从我注六经，一跳而至六经注我，经文变成了他言说的注脚。2500 多年的儒学发展，似乎各种各样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能够发明的都发明了，应有尽有，并不亚于佛学或西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论的创新与完善应该先行一步。儒学在这方面是做到了，然而在理论上予以总结提升似乎做得不够，方法论的觉醒晚了一点，诠释学即其一例。论诠释方法，儒家学人未遑多让，然而，诠释学的创立却拱手让人。 理论创新是儒学义理、思想层面的创新。儒学是入世干政之学，必须回应时代的挑战，解决如何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问题，尤其是解决如何维系世道人心的问题。战国晚期，在秦国即将完成统一的前夕，大儒荀子以其 “一天下”和 “一制度”的政治设计，描绘了未来大一统国家的政治蓝图。“一天下”和 “一制度”，是遵循孔子的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理念设计的，是那个时代政治学理论与国家学说的创新，具有无可争议的先进性，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具有现代性。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鼎立，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到了宋代，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五星聚奎，建立了天理信仰，重新凝聚了人心。这些理论创新因为有时代和社会的迫切需要，是应运而生，其发生机制可见可知。而另外一些理论创新，除了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以外，还遵循着儒学内在的发展逻辑而发生。这需要有足够的理解力和领悟力。理解力是领悟力的基础。领悟有渐悟和顿悟之分。沉潜久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必知其意，必有发现。如 《春秋公羊传》几次提及“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意思是说，孔子作 《春秋》，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传闻而有不同的用语; 到了西汉董仲舒那里，竟然据此琢磨出了一个三世说，即: 以孔子为中心，根据与孔子的距离的远近，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划分为 “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创新。后来，到东汉何休那里，三世说又与社会治乱联系了起来，以 “所传闻世”为 “衰乱世”，以 “所闻世”为 “升平世”，以 “所见世”为 “太平世”，认为春秋历史的发展是从 “衰乱世” 经过 “升平世” 进至 “太平世”，多多少少具有了历史进化论的味道。这已经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理论创新了。清末，康有为进一步把公羊三世说与儒家的大同、小康说以及英国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起来，以 “升平世”为小康，以 “太平世”为大同，创立了从 “据乱世”到小康 “升平世”再到大同 “太平世”的儒家的历史进化论，再一次实现了理论创新。 《公羊传》一句简短的话，经由董仲舒、何休、康有为三次创造性诠释，实现了三次理论创新; 尤其是康有为创立了以公羊三世说为基础的历史进化论，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公羊三世说的现代理论转型。厚积薄发，发必有中。渐悟式理论创新的发生机制，一目了然。顿悟与渐悟不同。涵泳久了，如濯如沐，如浸如润，或有体认、体悟，一旦豁然开朗，其义自见，如程颢自家体贴出天理二字，王阳明龙场大悟致良知之道，等等。这类顿悟式理论创新的发生机制玄妙莫测，鲜为人知; 而且是可遇不可求，不遇罢了，遇则多是令人惊异的重大发现、重大创新。 三、传承与创新是当代儒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传承与创新是儒学发展的基本形式。 传承的形式造成了儒学发展的平台期，创新的形式造成了儒学发展的高峰期。传承平台期展示了儒学的生命具有稳重、包容、中和、顽强、韧性的一面，创新高峰期展示了儒学的生命具有躁动、疏狂、豪放、突破、爆发的一面。这一面与那一面合成了儒学生命的绚丽多姿与波澜壮阔，这也是儒学生命所以持久旺盛、百折不挠的原因所在。 不可否认，儒学到了 20 世纪遭遇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才否极泰来，渐有一阳来复之势。近年更生复兴之象。不少人见儒学复兴而欣喜，不辨是何种意义上的儒学复兴，是传统儒学的照抄照搬的复兴? 还是儒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复兴? 不辨则不免盲目，于是放言高论，奇谈立儒学为儒教、立儒教为国教，怪论以儒学重整意识形态，等等。殊不知，传统的原汁原味的儒学并不能承担如此重任。眼下儒学的当务之急不是借助什么儒教、国教、王官学等一步登天，而是脚踏实地，与时偕行，发扬古典儒学既 “从道”又 “从众”的精神，一步一步地走向社会，走向大众，以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和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赢得人们的拳拳服膺。这是基础性的传承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躐等而进。但是，应该容许或提倡一些先知先觉先行者苦心孤诣，以其高明识量从事儒学创新的工作，引领儒学创新发展的方向。 儒学创新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伟业。儒学创新必须破除古今中外的成见，主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之中，倡导多元文化的对话、沟通、互动，中流击水，左右采获，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本位立场，以我为主，不能舍己从人。舍己从人，儒将不儒，是为歧途。精神上闭关锁国，以为儒学博大精深，无所不有，坚持游离于人类主流文明之外，甚至妄自尊大，拒斥或对抗人类主流文明，则儒学难有创新的希望。儒学研究者必须领悟并阐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人性与普遍真理，深刻认知凡是基于普遍人性和普遍真理而有所得、有所立者，必定放之四海而皆准，如同古代大儒立一说，辨一义，明一理，坚信东海圣人出不易吾言，西海圣人出不易吾言，北海圣人出不易吾言，南海圣人出不易吾言。这是何等的理论自信! 当今学人若对儒家的普遍义理不能了然于胸，不知古今一理、中外一理，断无义理创新之可能。儒学创新必须重申道不远人、道在百姓日用之间的传统认知，回到民众中去，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寻觅发现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道，予以审视、校正、提升，推行为人人必由的正道。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道，之所以还需要审视、校正、提升，是因为一切自然发生的实然之道，受时代与社会变化的影响，未必尽善尽美，不能作为理应如此的应然之道而被认可、接受。如果儒学在今天能够开示出人人必由的正道，则儒学的生存状态必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少数学人珍视的金玉一变而为百姓一日不可或缺的五谷，如此，儒学复兴指日可待。 传承是择善而从的继承与弘扬，它能够推动儒学走向复兴，却不能使儒学获得更新发展。在此，传承避其短，创新扬其长。创新能够激发儒学的生命活力，推动儒学走上自我变法、自我革命、自我更新的道路。先由传承迎来儒学的复兴，再由创新加快儒学的 “升级换代”，不仅使儒学贴近、融入现代社会生活，而且还能够规范、指导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引领民族的价值抉择和精神信仰。儒虽旧学，其命惟新。《大学》一再申明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儒者当知奋勉。 来源：《孔子研究》 作者：王钧林，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济宁市尼山学者，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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